近期，张丹丹以西方经济学“补偿原理”抛出“灵活就业福利说”，引发持续性舆论海啸，并且这场“‘灵活就业是福利’的争论不会很快平息，因为它触及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之问：我们的知识究竟为谁服务？我们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子夜呐喊《为什么说当代中国需要更多潘毅、刘继明这样的知识分子？》，《子夜呐喊》2026年8月27日）。西方经济学站在“资本”立场、“以服务资本利益”为价值导向，无视城镇超2亿、全国3.2亿灵活就业者不仅社保空置、收入不稳定、生存状况艰难，而且灵活就业者已占就业总人数的40%以上，正在形成巨大社会隐患的严峻现实，以新自由主义“去政府论”公然提出“因为你自己管，为什么有一个单位要为你支付你的社保，或者国家或者政府层面为什么要为你支付那么多的东西”（视频），不仅触及到现代文明的根基，而且严重违背《宪法》第14条所确立的“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正是“以服务资本利益”为宗旨的西方经济学、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走上历史舞台”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甚嚣尘上、肆意蔓延，推动数智私有资本在背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背离“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的邪路上狂奔，造成全国3.2亿、城镇超2亿灵活用工以年度千万计递增！面对灵活就业劳动者生存之艰难和巨大社会隐患的国家安全，不是研究思考如何遏制，而是“在灵活就业发展趋势上，张丹丹明确灵活就业将成为AI时代就业新常态。……未来半数以上白领或将转入灵活就业行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2026年3月），西化派学者振振有词、自不自知，走上了听任AI冲击常规就业、背离AI高级生产力推动“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实现”的丧心病狂邪路。
一、灵活用工年度千万递增的形成原因
根据人社部对“城镇无雇工个体户、城镇零工、城镇平台劳动者”窄口径统计，2025年底灵活就业人员超2亿，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4.75亿的42%。根据研究机构对纳入“农村自营农户、零散兼职、季节零工、流动摊贩”的宽口径统计，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3.2亿，占全国就业人员7.25亿的44%，且处于加速增长状态：2015-2020年均增长约1000万人，2021年突破2亿人；2024年2.4亿人，2025年2.8亿人，2026年升至3.2亿人。分析年度千万快速递增原因：
1、数字平台经济“去劳动关系化”首要原因。自1999年阿里巴巴创立，平台经济对传统劳动关系产生深刻冲击，“去劳动关系化”成为数字平台规避用工责任的重要手段，劳动用工采用“合作协议”“承揽协议”“服务协议”等替代劳动合同，将劳资双方打造成平等主体合作关系，根本性违背了劳动者“从属地位”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平台经济的算法控制使劳动者处于更为突出的“从属地位”。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整体规模约为59.2万亿元，占中国GDP13.48万亿元的43.8%。根据社会研究机构艾媒咨询的测算，2024年中国平台经济市场规模为25.2万亿元，平台经济占数字经济的45%，占GDP经济总数的18.7%。据华南师范大学与暨南大学联合研究估算（2023年），平台用工总人数2.47亿，包含全职1.29亿与兼职1.18亿，约占劳动年龄人口的28.6%。
但是，除了京东95万员工全部纳入劳动关系外，根据《为劳动者拼出用人单位：即时配送平台用工与劳动关系认定五年追踪报告（2021-2026）》显示：平台企业直接被认定为用人单位的占比不足1%。由此，2.47亿专职或兼职平台用工，成为灵活用工的聚集领域。
2、人工智能替代对劳动就业的冲击原因。人工智能与劳动存在替代效益、互补效应，同时企业成本战略加重着灵活就业形成。从替代效应角度，人工智能替代中低技能全职人员，减少对低学历、低工资、少经验全职员工的需求，通过灵活用工填补缺口，从而降低固定人力成本。
从互补效应角度，人工智能增加对高技能全职员工AI算法工程师、大模型训练师及高技能灵活用工AI提示词工程师、AI业务解决方案的需求。同时，减少中低技能全职，但增加中低技能灵活用工用于填补AI替代后留下的基础任务缺口和高技能灵活用工用于满足AI赋能后的新兴业务需求。
从成本战略角度：人工智能投资倒逼用工模式转型，通过灵活用工替代部分全职，以降低人力成本并规避用工风险，实现“降本增效”。人工智能的引入加速企业业务重组，灵活用工“按需匹配、按项目结算”的弹性特征，使企业灵活应对市场淡旺季波动和项目周期不确定的挑战。由此，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灵活用工规模均以千万计，苏州、杭州、宁波、上海等城市均达百万级。珠三角仅制造业灵活用工便达1500万，仅货运侧灵活就业人数超40万。
3、劳务“假外包、真派遣”的政策原因。根据人社部官方保守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正规登记在册、与正规派遣公司签订合同并合规参保的劳务派遣人员约2800万人。据人社部2026年初用工监测数据，截至2025年底，我国劳务外包用工已突破4000万人，加上劳务派遣转外包的人群，总数5000万人。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总人数7800万人左右。
《劳动合同法》第63条第1款“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第66条“劳务派遣需要遵守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原则”，同时需要同工同酬。根据人社部《《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4条“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于是，诸多企业以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3号——业务外包》（财会[2010]11号），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不仅辅助性、而且长期稳定、甚至关键岗位大规模外包，形成 “假外包、真派遣”现象，成为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的重要根源。
尤其，制造业国有企业劳务外包的严峻状况，使高校毕业生失去进入国企工作机会，只能以劳务外包进入灵活就业大军。在十八大以来，中央力挽狂澜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做优的背景下，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2025年数据统计，2012年至2023年我国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就业人数由1675万人降低10倍至167万人（见图1、2）。其中，除了产业发展升级推动人工智能替代的正向原因，国有企业“劳务外包”及“假外包、真派遣”负向原因突出。
【图1、2021-2023年国有单位产业工人就业人数变动情况】备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3年-2025年
【图2.2021-2022年城镇国有单位各行业产业工人就业人数变动情况（万人）备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3年-2025年】
二、数智经济时代灵活就业面临的发展趋势
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标志着生产力进入以“智能和数据”驱动为特征的高级阶段。如果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继续蔓延，必然“技术性失业”噩梦。如果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理论坚守，必然推动“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数智经济时代灵活就业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
1、数智经济进入高级生产力阶段，人类社会面对的分岔路口。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通过技术革命、要素重构、组织变革和效率跃升，重构并优化组合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范式的“创造性破坏”，标志着生产力正式进入以“智能驱动”和“数据驱动”为特征的高级阶段。
面对“智能和数字”驱动为特征的高级生产力阶段到来，人类社会正面临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加重“劳动深层异化、走向自我毁灭”，还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走向共产主义”的分岔路口。
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甚嚣尘上，造成失业解雇几乎万亿计、灵活用工年度千万计增长、12-16小时超时工作等劳动异化的严重局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遏制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的冲击。数智经济时代已达3.2亿灵活就业还将蔓延扩大，并成为新就业常态，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得到根本性遏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向何处走”的重要抉择组成。
2、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必然带来“技术性失业”噩梦。“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无视灵活就业者的生存艰难和巨大社会风险的国家安全，张丹丹抛出灵活就业“福利说”、“AI时代就业新常态说”，均是西方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导改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像噩梦一样危险”的典型案例。
基于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理论，认为私有资本发展数智经济具有谋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正当性，必然强化资本增殖逻辑的扩张，使资本对劳动者从体力智力剥削，扩展至人的全生命周期剥削；从对劳动领域的劳动者剥削，发展至对所有领域的劳动者剥削；从在劳动时间内剥削，发展至对人的全部时间剥削。由此，在造成失业解雇突出的同时，形成快速增长的灵活用工。
正是基于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理论，认为私有资本谋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正当性，一方面通过平台用工的碎片化特征弱化劳动者集体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利用数智技术替代传统劳动的过程中，通过廉价的灵活用工形式以年度千万计快速吸纳灵活就业者全国达3.2亿、城镇超2亿，已占全部就业人数的44%和超42%。如果听任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继续甚嚣尘上、肆意蔓延，张丹丹预言的不仅是底层劳动者，而且“半数以上白领或将转入灵活就业行列”很快就会成为现实噩梦。
3、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推动“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数智经济发展是时代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推动这个时代如2016年刘强东做客第一财经接受秦朔采访提出“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因为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机器人将承担大部分工作，创造巨大财富，未来社会可以实现“按需分配”，消除贫富差距，人类可以追求精神层面的价值。
社会主义制度将“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将“人民立场”作为价值取向，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数智时代比任何时代更加接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促使“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促使“自由人联合体”与“按需分配”原则实现。
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作为发达的高级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可以在很少人参与劳动的情况下，创造出极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减少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强度，增加自由时间，促进“劳动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主体论”实现财富共享、共同富裕，而非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使财富聚焦到极少数资本手中。
三、遏制3.2亿灵活就业继续蔓延的对策建议
1、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决定性组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性理论。但是，在西方经济学所谓“理论创新”冲击下“被边缘化”、“被过时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亟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理论回归。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肆意蔓延，造成“灵活就业福利说”噩梦，亟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归的经济发展主阵地。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过于浓重的“西方取经”理念，尤其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走上历史舞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性渗透，一股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潮开始泛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严重边缘化，这种严重西化的倾向已经产生了各种严重的危害”（邱海平《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倾向及其危害》，载《经济导刊》2014年第10期），“灵活就业福利说”正是“各种严重的危害”体现之一。
当前，“政治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收紧对意识形态控制”，但是“经济上自由化、市场化、放开诸多管制领域”的“经右政左”现象依然存在。而“‘经右政左’，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分裂，社会主义经济如果长期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侵蚀，自由化、私有化不断上升，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不断弱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终就要变质；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思想影响不断扩大，迟早会提出分权甚至掌权的要求，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执政地位最终将难以为继。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参见周兵主编《新自由主义批判文选》，红旗出版社2019年版，第300页]。“灵活就业福利说”舆论海啸撞击，已经警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归经济发展指导地位，到了刻不容缓之时！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一定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主体论”实现财富共享、共同富裕，而非以西方经济学“资本控制论”使14亿人民创造的数字平台财富，聚焦到极少数私有资本手中。
2、亟须制定数字平台企业经营的底线标准。无需质疑，数字平台经济不仅是新质生产力，而且标志着社会进入高级生产力阶段。但是，如果传统生产力能够实现的固定劳动关系社保缴纳，数字平台企业都难以承担，意味着不可能称为新质生产力和高级生产力阶段。为此，所有不能承担劳动关系缴纳社保的平台企业需要退出，重新让位于传统实体企业。
劳动关系以是否“具有支配性劳动管理”为核心认定标准，基于“人格、经济、组织”三大从属性，平台算法形成了远超传统劳动关系的“支配性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典型案例，除主播与平台为民事关系外，几乎均为劳动关系。这将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去政府化”背景下形成的平台“去劳动关系化”应该整体终结。平台企业净利润动辄30%-40%，平台巨头动辄千亿身价位居中国富豪榜，根源在于平台企业将员工社保转化为资本利润。
京东作为平台企业即使曾经长达17年处于亏损经营，为全部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并且认为“如果公司是靠克扣员工的五险一金，牺牲员工60岁之后保命的钱，那是耻辱的钱”（刘强东《不能为了利润去牺牲员工60岁的保命钱》，凤凰新闻，2017年02月05日）。2025年京东为95万员工缴纳社会保险100亿元，而京东集体净利润仅为1.5%，核心业务京东零售4.6%。亟须以京东为行业标准，确立平台企业全员劳动关系社保和净利润不超过5%的行业门槛底线标准。
3、亟待探索智能时代“居民基本收入制度”。人工智能推动社会生产力进入高级阶段，无论造成“失业解雇”的经济负溢出，还是能够实现“劳动解放”创造巨大财富，都需要以马克思“按需分配”实现财富分享的制度创新，亟待探索“居民基本收入制度”，使因为AI冲击得不到财富创造机会的人，能够分享社会生产力高级阶段到来理应分享到的经济发展成果。
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消费等带来突出的经济负溢出。首先，对中低技能岗位产生强替代效应，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低技能人群和部分白领面对薪资停滞。同时，AI投入提升资本利润，加剧“马太效应”，导致“资本越来越富、普通打工人失去收入，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尤其，造成消费市场萎缩、产生大量幽灵GDP，经济循环在消费环节中断，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加剧社会内卷，甚至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
人工智能作为发达的高级生产力能够创造巨大财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必然基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推动实现“劳动解放”。“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探索实施，必然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潜在政治动荡的重要路径。政府通过对人工智能经济负溢出和创造财富增值的综合测算，制定“人工智能专项税收”，定期向受人工智能经济负溢出冲击的失业、灵活就业居民发放固定现金，保障人工智能发达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全民共享。
4、亟待强化劳务派遣与外包的根本性治理。面对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主体的7800万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人员，本应实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却以劳务派遣、尤其劳务外包方式，使本应能够实现高校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岗位，降格为灵活就业劳务外包人员，形成突出的结构性失业。
劳务派遣本来是为解决特定历史难题设计的一种辅助用工方式，但是已经背离“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法治原则，成为“压成本、躲责任”的剥削工具，甚至被称为21世纪合法的“包身工”，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灵活用工的源头，进入人社部门重点治理范围。但是，劳务派遣转为劳务外包的治理路径，使劳动就业雪上加霜。劳务派遣尚具有“三性”、总量10%及同工同酬的法律限制，劳务外包使劳动者进入待遇下降、福利缩水、维权无路的灵活就业状态。
在劳务派遣转为劳务外包、造成更为严重的灵活就业过程中，2010年财政部《业务外包》属于政策下位法，持续对2012年修订的《劳动合同法》上位法的“劳务派遣”法条构成冲击，应该以“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遏制财政部《业务外包》对劳动就业冲击，同时加快修订《业务外包》与《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法条冲突内容，强化系统思维实现部门政策服从国家法律的统一性。
5、着力强化《劳动法》八小时工作制法条。八小时工作制自1817年欧文提出至1917年俄国苏维埃政权颁布、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写入《国际劳动宪章》，是世界工人运动长达百年劳动权益斗争的产物，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根基。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工作时间每日不超8小时，每周不超40小时，超时工作支付加班费。
据国际经合组织与中国统计局数据，我国平均日工作时间为9.2小时，周位列世界第一。超过8小时仅有墨西哥、哥斯达黎加、韩国、俄罗斯；超过7小时不足8小时的有希腊、智利、以色列、波兰、美国；法国为6.1小时、德国为5.6小时。平均日工作时间9.2小时，周工作时间48-49小时，互联网“996、007”超时工作制，超七成员工处于12-14小时超强度工作，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并成为直接影响出生率的重要因素。尤其，需要5人承担的工作岗位可以3人替代，根本性挤压着社会岗位的就业空间，成为失业解雇和灵活就业形成的重要因素。
“超时工作制”直接违背《宪法》第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劳动法》第36条“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及第41条、第44条等诸多法条。亟待依照第90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捍卫劳动者基本权益、捍卫劳动法治尊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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