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理现代化呼唤哲学层面的深层自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精雕细琢、技术层面的迭代升级，更需要哲学层面的深层反思与理论自觉。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若缺乏文明根基的支撑与哲学方法的指引，纵然制度繁多、技术先进，也难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困境。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体用一源”这一命题以其大道至简而又意蕴深远的理论品格，为我们理解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指引。笔者再次立足于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视域，梳理“体用一源”思想的历史脉络与治国理政内涵，辨析中国式治理“机构决定职能”与西方新公共管理“职能决定机构”的逻辑分野，从本体论、辩证法、实践论三个维度阐明“体用一源”的当代治理价值，以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治理知识体系提供本土思想资源。
二、“体用一源”的思想脉络：从理学命题到哲学基因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北宋理学家程颐在《伊川易传》中提出的这一命题，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事物的本体（理、道、根本）与其功用（象、器、显现）同源而生、浑然无间，不存在脱离“体”的“用”，也不存在不显为“用”的“体”。
这一命题经后世思想家不断阐发而日益丰富：朱熹进一步发挥“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将体用关系严密地奠立在对立统一的辩证结构之上；王夫之提出“道以为用，一阴一阳以为体”，主张“由用以得体”，纠正了重体轻用的倾向；及至近代，张岱年先生概括为“体是本原，由此本原而流出或发生者为用……体即用之体，用即体之用”，使体用范畴获得了现代哲学的清晰表述。这一绵延千年的思维传统，早已沉淀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把握发展的哲学基因。
尤为重要的是，“体用一源”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内在相通。它所强调的“体”对于“用”的本原性、“用”对于“体”的显现性，正契合“存在决定意识”“内容决定形式”的根本观点。这为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的会通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作为鲜明特征，正是对这一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为中国式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
三、“体用一源”的经世传统：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
“体用一源”绝非书斋里的玄思，而是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哲学凝练。《周易》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注曰：“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道器不离、体用一源，构成中华文化理念的基本特征，无形的道理绝非虚无缥缈之物，而是通过现实的、具体的“器”与“用”来表达和承载。在传统儒家治理思想中，“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以“天德”为哲学本体之“体”，将外在天之“德”转化为内在人之“德”，继而道义优先、王道仁政，形成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治理模式。可以说，“体用一源”本身就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
这一智慧在近现代中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青年毛泽东虽未直接引用“体用一源”四字，但其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学有本源”的理念与之深相契合：“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在这里，“本源”是宇宙之真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枝节”是议会、宪法、实业等具体制度安排（用）；先立其体，再用显体，正是“体用一源”的方法论跃迁。
新中国成立后，伟大领袖毛泽东将这一本源思维贯彻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反复研读《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中悟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规律性认识；坚持对广大党员干部执行更加严格的纪律；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先明其体、再达其用”的执政智慧——先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站稳人民立场（明体），再在军事、外交、文化各领域灵活运用、因时制宜（达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对各领域改革作出重要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是“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构成了“体用一源”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中的集中体现。
四、核心命题：机构决定职能，而非职能决定机构
将“体用一源”的哲学法则引入现代治理结构设计，最核心的命题便是：机构决定职能，而非职能决定机构。这里的“机构”即“体”，一个组织基于自然规律和治理需求而存在的本原性架构；“职能”即“用”，该机构在既定架构下所承担的职责任务与功能。“体定用、用显体”：机构之“体”一经确立，职能之“用”便内含其中；职能履行的成效，又反向彰显机构设置是否合乎“体”之正。
这一逻辑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根本立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自然规律作为客观存在，需要通过特定载体转化为人类社会的制度形式，而机构正是这一转化的关键枢纽。以农业为例：农业的自然规律古已有之、于今犹存、将来亦不改，这就是设置农业相关机构的“根”，绝不随主观意志而转移。一些地方机构改革之所以“转来转去”、越改越膨胀、越改越难履职，其症结正在于轻视事物的自然属性、只注重社会属性，颠倒了体用关系。
反观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其底层逻辑恰恰是“职能决定机构”，先设想政府应当具备哪些职能（往往是从管理主义、技术主义视角切割出来的碎片化职能），再据此拼凑、撤并相应机构。这种修补思维本质上是“用”决定“体”、现象决定本原，颠倒了体用关系。数十年的国际实践表明，西方治理理论并没有为各国治理现代化带来多少重大改变，顶多只是局部的修修补补，有的国家盲目引用，水土不服，造成消极后果。其根本缺陷，就在于割裂了“体”与“用”的同源统一，把机构降格为职能的物理拼接，而非自然规律制度化的载体。
中国式治理现代化则截然不同。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这背后遵循的正是“体定用、用显体”的辩证法则：先依自然规律和治理需求确定机构之“体”，再以机构之体内生职能之“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各类机构，各有其“体”之本原，因而各有其“用”之边界，这正是中国式治理超越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本质区别，也是对“体用一源”古老智慧的当代复兴。
五、治理秩序：各定其位、各履其职、各尽其能
“体用一源”落实到治理实践，呈现为一幅“各定其位、各履其职、各尽其能，秩序井然，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的理想图景。
各定其位：每一类机构首先要锚定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体”之定位。党的领导制度是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这是“体”之主轴；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机构之“位”不乱，职能之“用”方正。
各履其职：机构确立后，职能作为“用”内含于“体”中，履职者依体而行、循理而定，便能清晰知晓“我该干什么”。这从根本上避免了西方新公共管理下职能碎片化、责任悬浮化的顽疾。
各尽其能：当机构之“体”与职能之“用”同源统一，治理效能方能充分释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这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在履职边界上的具体体现。越位即“用”越其“体”，干了不该自己干的事；缺位即“体”不用显，未能彰显应有之能；错位即体用乖离，机构与职能错配。三者皆是体用关系的扭曲，违背了“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的统一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显著优势。这些优势深深植根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体用一源”的思维方式正是其中最深层的精神基因。当每一类机构都能定其位、履其职、尽其能，整个治理体系便呈现出秩序井然的生动局面，这正是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六、唯物论根基：“规律—机构—法律—事务—职能”的内在次序
“体用一源”进一步要求我们：任何机构的设置，既要于法有据，更要符合自然属性和社会治理需求；法律制定之前，必须研究透事物发展规律。这一命题直指治理现代化的认识论根源，机构之“体”不是任意设定的，它植根于两重客观性：一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二是社会治理需求的客观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物质第一性的观点，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和本本出发。由此引出机构设置与法律制定的先后逻辑：应当是“规律—机构—法律—事务—职能”的顺次展开，而非“法律—职能—机构”的倒置。自然规律和社会治理需求是“体”之源，机构设置是“体”之凝定，实现职能是“用”之彰显，法律制度则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将这一体用关系固化下来。过去一些年，我们习惯了用“撤并转”回应社会变迁，却一度陷入越改越膨胀、越改越难履职的循环，其认识论根源恰恰在于颠倒了体用关系，试图通过法律的裁剪、职能的重组来“决定”机构，而忽视了机构之“体”必须建基于自然规律这一第一标尺。
正确的路径是：以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为第一标尺，以人民真实需求为最终判据，让机构回归“因事设岗、循理定责”的本源。法律制定前研究透事物发展规律，是“明体”的过程；法律制定后依律设机构、实现职能，是“达用”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轻视法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法治不是机构设置的任意起点，而是对“体用一源”客观关系的确认和保障。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这才是“体用一源”在法治维度的完整表达：法依体而立，体藉法而显。
七、“用”的三重展开：从职责边界到治理效能
机构之“体”一旦依规律确立，便进入“用”的三重展开。这三重展开层层递进，完整呈现“体用一源”从本体到功用的生成链条。
第一重：明确职责边界——履什么职、做什么事。“体定用”首先要求“用”之内含清晰可辨。机构之“用”虽内生于“体”，但内生不等于自动显现，需要通过科学的职责设定将其明示化、清单化、边界化。当机构的“体”之定位清晰，其“用”之边界便自然浮现，政府之所司、企业之所营、社会之所为、事业之所办，各有分际，互不侵越。职责边界模糊是“体用乖离”的典型病症，必然导致“缺位”与“越位”并存。唯有因事设岗、循理定责，履职者才能一目了然：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第二重：明确履职方式——怎么履职、怎么做事。“用显体”要求“用”之施展有道。这涉及履职的程序、方法、手段、机制的现代化（包含着服务方式、管理方法、执行手段、协调机制等）：既要运用数字技术优化决策，又要坚守科技伦理底线；既要注重基层探索，又要重视顶层设计；既要重视“事”的治理，又要重视“人”的发展。履职方式不当，即便职责边界清晰，也会出现“错位”，用错误的方式履行正确的职责，同样违背“显微无间”的统一性。
第三重：职能发挥应有效用——履好职、见实效。这是“用”之终极彰显，也是“体”之价值确证。“由用以得体”，职能发挥的实际成效，反向检验机构设置是否合乎“体”之正。衡量职能作用是否充分发挥，根本判据是人民是否获得幸福、是否享有美好生活、是否感受到公平正义。机构之“体”正、职能之“用”顺，最终要落脚于把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
这三重展开的深层意蕴在于：“体用一源”不是静态结构，而是动态变化过程。机构之“体”经由职责边界（明用）、履职方式（施用）、职能作用（显用）完成从体到用的全链条转化；“用”的成效又通过“由用以得体”反哺“体”的调适与优化。这正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生生不息的展开方式。
八、三重理论价值：本体论、辩证法与实践论
回归“体用一源”绝非简单的“复古”，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治理领域的深刻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征，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具体化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明体），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为路径（达用），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贯通）。其理论根基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本体论层面的“大道至简”。“至微者理也”，治理之“体”归于一元，即人民利益、客观规律、科学真理。无论机构如何繁多、职能如何复杂，皆统于“体”之一源。这就避免了西方治理理论下职能碎片化、责任悬浮化的困局，实现了“大道至简”的治理境界。“坚持全国一盘棋”，正是这一本体论在治理格局中的展开。
其二，辩证法层面的“显微无间”。机构（体）与职能（用）之间不存在割裂的鸿沟，而是相涵统一。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新公共管理“职能决定机构”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了“机构决定职能”的中国式治理逻辑。体定而用自显，用彰而体益固，这种辩证统一使治理体系成为有机生命体，而非机械拼装的物理组合。
其三，实践论层面的“长久历史意义”。“体用一源”承载着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智慧积淀，其当代复兴标志着中国治理现代化摆脱了西方治理理论的话语桎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路。这一智慧突出治理的政治性、系统性、整体性、结构性和协调性，突出治理方式的规范化、法治化、现代化，为世界上不同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九、明体以立根，达用以行之
纵观全文，笔者引用“体用一源”一词，从程颐提出，经朱熹、王夫之、张岱年等历代阐发，沉淀为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思维结构；当它汇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思想洪流，便生发出改造中国治理现实的磅礴力量。从青年毛泽东“学有本源”的呐喊，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自觉，再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构成了“体用一源”在近现代中国的三次伟大跃升。
中国式治理现代化要回归到“体用一源”的哲学思想，具体而言：就是要回归“机构决定职能”这一契合“体定用、用显体”辩证法的根本逻辑；就是要回归“各定其位、各履其职、各尽其能，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的治理秩序；就是要回归“机构设置既要于法有据、更要符合自然属性和社会治理需求，法律制定前研究透事物发展规律”的唯物论根基；就是要回归“明职责边界、定履职方式、显职能作用”的三重展开。运用传统哲学智慧赋能当代治理，并非复古守旧，而是把中华优秀治理智慧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相融相通，把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贡献本土思想资源。
明体以立根，达用以行之；体立则用显，用显而体固。大道至简，却具有长久的历史意义；根深蒂固，更能铸就文明的新形态，这便是“体用一源”给予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深邃启示。
（作者：单双祥；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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