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一定要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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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丹教授一番“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的言论，在舆论场激起千层浪。
张丹丹的完整表述是：“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朝九晚五换来社保；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
在她看来，灵活就业者用社保保障换取了时间自主，这是一种“福利”交换。
然而，这番看似中立的学术推演，与3.2亿灵活就业者的真实处境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弥合的鸿沟。
所谓灵活就业，不过是“不稳定就业”的一种婉转说法。
灵活就业介于就业与失业之间，是一种没有长期劳动关系、缺乏稳定保障的生存状态。
质言之，灵活就业就是半失业。
让我们直面一组冰冷的数据：
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8亿人，预计2026年将增至3.2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四成。
在2.8亿灵活就业大军中，真正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仅有7057万人——超过两亿人长期漂浮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2026年一季度，全国社保断缴人数突破5800万，其中20至35岁青年占比超过六成。
这意味着什么？
——超过70%的灵活就业者连最基本的养老保障都没有；
——每三个年轻人里就有一个停缴社保；
——一个规模达3.2亿的庞大群体，正长期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这不是“福利”，这是创深痛巨的社会伤口。
为什么他们不缴社保？
以上海为例，按最低基数计算，灵活就业人员每月仅养老和医疗保险就需缴纳2238元，一年约2.68万元。而灵活就业者月均收入仅5870元——38%的收入要用来缴纳社保，剩下的钱要应付房租、水电、日常开销。
在“先活下去”与“为未来保障”之间，他们只能无奈选择前者。
张丹丹所说的“自由”，恰恰是这些劳动者无力承受的奢侈。
简言之，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的说法，遮蔽了劳动者的困境，浪漫化了劳动者的苦难——这是一种如鲁迅所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的手法。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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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深刻揭示，现代无产阶级之所以是最有纪律、最有战斗性的阶级，根源在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本身。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受到极严格的纪律训练，因而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大工业的生产过程要求劳动者高度协作、服从统一调度，这种生产方式本身锻造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本能与战斗禀赋。
基于此，革命导师列宁断言，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靠组织纪律性形成思想一致”。
纪律，是无产阶级区别于历史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根本标志。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今天的“灵活就业”恰恰是对这种组织纪律性的彻底瓦解。
它绝非什么进步的就业形态，而是新自由主义深化的典型表现。
它是资本与劳动者博弈中，资本处于绝对有利地位的结果——因为资本不必面对统一的有纪律的无产阶级，可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
其实，何必责备张丹丹？
上层建筑一定要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定反映资本的利益和意志，绝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所以，没有张丹丹，也会有李丹丹、王丹丹。
九十年代，有很好组织性、有理论水平、有政治经验的国企工人阶级被击溃了、瓦解了。
从此以后，雇佣劳动者再也不能以统一的阶级力量参与到劳资博弈中来。
他们被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在资本的汪洋大海中各自挣扎。【点击阅读】
今天3.2亿灵活就业者的困境，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与深化。
痛诋张丹丹“何不食肉糜”，其实还是抱有期待的——希望她能够良心发现，为劳动者代言。
然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神仙皇帝尚且靠不住，何况一个张丹丹？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劳动者的解放，只能靠劳动者自己。
3.2亿不是冰冷的数字，是3.2亿个活生生的人，是3.2亿个家庭的希望与未来。
从送外卖的骑手到开网约车的司机，从摆摊的小贩到接单的自由职业者——我们虽然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但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承受着同样的压力，渴望着同样的尊严。
从原子化的个体重新凝聚成有组织的阶级——劳动者才有未来、国家才有未来、人类才有未来！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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