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人民共同体是一种真实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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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零食占座”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后,有网友分享了这样一件事(见截图)——

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另有网友立即做了补充(见截图)——

为什么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单独乘坐绿皮火车独行上千公里?为什么母亲居然如此放心,不担心他被拐卖、被骚扰、发生意外事故?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孩子离了家,但实际上没有离家,离开的是一个小家,但还在一个大家庭——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周围都是“同志”和“叔叔阿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在50至70年代,中国人的确曾经拥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或者说,叫人民共同体。
人民共同体,是建立在人民革命胜利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凝聚力,来源于共同的阶级意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在人民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血缘、地域和利益计算,成员之间被视为休戚与共的同志。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为什么要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擦玻璃、收拾垃圾,给旅客倒水,帮妇女抱孩子,搀扶老人上下车?为什么要拿出自己微博的津贴帮丢失了车票的陌生人补票?长途旅行靠在座位上休息,读小说,不是很舒服吗?

雷锋做好事,不是出于个人道德的“高尚”,而是源于一种深刻的共同体自觉——每一个陌生的同志,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人,帮助他人就是实践自己的阶级使命,就是在帮助人民共同体,而人民共同体,则是自己的全部依靠和全部人生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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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零食占座”事件中,有一种论调,听起来特别刺耳:“人家真金白银买的票,想放啥放啥,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
这句话,与“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构成了两个时代的鲜明注脚。

两种行为的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个体道德的升降,更是一种社会联结方式的历史性断裂: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民共同体——社会主义大家庭——已经解体。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社会“原子化”现实:每个人都成为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计算。
“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这句看似理直气壮的表态,恰恰是人民共同体消解后的典型话语——它遵循的是纯粹市场逻辑和权利逻辑,没有任何超越个体利益的社会性关照。
法律,成了调整人际关系的唯一准则。
但人们还是需要共同体的——只有共同体才能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由于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人民共同体是一种真实的共同体。
真实的共同体瓦解后,各种“想象的共同体”应运而生。
于是,“同宗同教,同族同乡”的血缘地缘纽带被重新激活,一些能够唤起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被反复消费。
《给阿嬷的情书》的爆火,正是这种“想象的共同体”需求的集中体现——因为它为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提供了短暂的“共同体幻觉”——在电影院里,人们似乎又找到了“我们是一家人”的温暖。
但这种基于血缘乡愁的“共同体”,终究是虚幻的、暂时的情感代偿。
更值得警惕的是,“想象的共同体”不仅无法替代真实的人民共同体,反而常常沦为掩盖阶级压迫的工具,也常常成为镇压劳动阶级反抗的借口。
回到火车上的那个座位:让座与否,当然是个体权利范围内的选择。
我们真正需要找回的,不是一个座位,而是“真实的共同体”。

这个“真实的共同体”,不是乡愁式的血缘地缘想象,不是被资本和国家机器收编的文化符号,而是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真实联合。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沿着一度中断的道路,走向人类的彻底解放!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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