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新战国时代的演进与深化，中国需要抗击和应对事情越来越多。
在抗击方面，中国要被迫抗击霸权日益全面的战略“围剿”，目前这一“围剿”正在“稳定”地向前推进之中；还不得不抗击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以及来自欧洲的敌视，因为来自日本新军国主义的挑衅以及欧洲的威胁正越来越逼近；更还不得不未雨绸缪准备抗击有朝一日可能现身的“新八国联军”，因为这个罪恶的东西正日渐浮出水面渐露狰狞。
在应对方面，现如今的战略时代堪称是天下大乱，在此背景条件下，各种意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接二连三、令人目不暇给，个个都需要中国妥善地加以应对，譬如新中东战争、俄乌战争以及美国侵略委内瑞拉的行动，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动，巴拿马运河问题等，甚至连立陶宛这样的蕞尔小国，都能通过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给中国制造出不小的政治麻烦，令中国无法忽略。
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中国就要随机应变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和措施，就要实施许多以前所难以设想更难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具体行动，强烈要求中国必须突破诸多既有框架格局的束缚，要在战略和政策上勇于开拓创新，大到所谓的“基本国策”，小到外来移民等，都要加以新的内外统筹，实施新的举措，采取新的办法，以便与时俱进地进行新的应对。譬如人口问题，为应对人口减少，原来那种“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得做根本性的改变，不改完全不行。可以说，大乱之下必得大变、也只能大变，任何所谓得“基本国策”都不可固步自封、刻舟求剑。直白地说，就是身处当今全球新战国时代的中国，理应要写好新的“战国策”篇章，展现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谋略与智慧水平。
为此，需要转折与改变的思路及事项很多，突出有如下几个；
其一，要从韬光养晦向着纵横捭阖转变，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增强战略主动性
众所周知，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一直奉行“韬光养晦”战略，这一战略同以前中国的全球战略截然不同，其突出特点，一是在政治上“不举旗”，将自己的政治大旗卷起来而不是扛起来；二是在战略上“不当头”，不当第三世界国家的头，不搞全球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因此，同历史上一切“韬光养晦”的做法一样，当代中国所奉行的“韬光养晦”实质上也属于委曲求全，目的是要以这种忍辱负重的办法来换取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应该说，“韬光养晦”战略确实发挥了作用、取得了效果，但正如古今中外所有的“韬晦”术一样，这个东西只能在特定阶段内特定条件下管用，并非可以奉为圭臬，并且从根本上说，凡“韬光养晦”者，都是为了有朝一日的东山再起，不能实现一飞冲天，此前所有的韬光养晦都毫无价值。
发展到现在，基于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中国日益接近实现伟大复兴，在这种形势下，当代中国已经失去继续韬光养晦的主客观条件，战略上妥协退让已经没有出路。为着中国的战略前途，现如今已经到了中国须能动塑造新战略格局、实施有效军事威慑的时候了，为此，中国要积极行动起来，在全球范围内纵横捭阖，充分运用自己的实力、影响以及力量手段，强有力地打造自己的利益空间。在中国周边的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固然如此，即便在遥远的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北印度洋、波斯湾直至拉美、非洲等地，也要塑造出自己所独有的势力范围，找到强有力的依托以及相关的立足点。
其二，要从以发展经济为重心转向以战略安全为重点，强化国际关系的战略属性
在现代中国，一个时期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贯穿内外、覆盖一切，成为至高无上乃至压倒一起的取向。国际关系领域也不例外，发展对外关系也成为服务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和一个渠道。现如今虽然对此已经很少强调，但政治与历史惯性依然强大，很多人都在围绕经济指标打转，推动国内政治进程是这样，推动国际政治进程也是这样。
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依然习惯于以经贸指标的大小来衡量国家关系的亲疏厚薄，这等庸俗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往往都大行其道。
但是，国际关系并不是做生意，以做生意为重只不过是一时之需但却难乎为继，现如今已经到了超越经济从战略安全高度看问题的时候了。自从开启全球战略重心转移以来，以美国为首的霸权集团从全球领导地位与战略秩序的高度来对待国际关系，他们所推动的重心转移不仅仅是战略地缘的重心，更是战略内涵的重心，即从重视经济关系转向以安全关系划线，这期间他们固然在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经济制裁，但显然已将经济关系置于政治关系与战略关系之下居服从和服务的地位。正因为这样，所以过去中国惯常所用的说辞与手段，即同美西方做大“蛋糕”，进行利益分红等，越来越不管用，不客气地说，这等变相花钱买平安的办法，或者现代版的“和亲”或澶渊之盟之类的伎俩，已经越来越失灵，必将全面退出世界“新战国时代”的战略舞台。
展望未来，全球战略秩序的新组合、新格局将围绕国家间的安全利害而进行新的深度调整，区别敌友将不再以经济关系划线，经济关系的远近厚薄已经不成其为敌为友的主要因素，今后将做战略向背的划线，安全战略联系将覆盖和压倒一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才能与俄罗斯结盟，伊朗同巴基斯坦的关系才越走越近，这代表着趋势和未来。
中国也是这样，处理与安排国际关系以及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未来也需要从经济重心转向，要转移到以战略安全为重心的轨道上来，强化国际关系的战略属性，并在对外经贸安排上相应地做大幅度的调整。具体地说，就是要降低同美西方集团经济关系的比重，尤其是要将国家资产从那个世界中救赎出来。
其三，针对美日两个“主义”的合流，要针锋相对确定自己的“主义”与方略
对中国而言，当前阶段一个十分现实的危险是两个“主义”的战略合流，即美国霸权主义和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合流。这是两个十分危险的“主义”，二者相加，其危险性与危害性比之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有过之无不及，目前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这两个“主义”合流之后，其侵略性正在急速升级，而其剑锋所指，中国首当其冲。对此，中国社会上下必须予以高度警惕，不能因为现时节还属于风起青萍之末而满不在乎、不当一回事。
展望未来，中国将不得不抗击上述两个“主义”合流带来种种挑战和危机，压力与负担将空前增大，将消耗中国极大的资源与精力，同时构成十分艰难的战略大考，为此，中国需要确立有自己的宏观大战略，要有清晰的路线思路，要有具体的举措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在战略上要跳到外线去，把战略战场引向广大的敌占区，战术上以攻代防、以攻助防，基本策略就是打造和强化全球反霸统一战线，抗击整个美西方霸权集团，这一点，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全球大战略的主要内涵。
概括起来说，世界的新战国时代客观上要求中国到了必须写好新时代战国策的时候了，这是对国家战略的升级，也是全球战略的升华，以此推动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使古老的文明国家既有注重内部做大的“内强”属性，也有外部发展的“外张”活性，把“内强”与“外张”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达成名副其实的伟大复兴。
【文/张志坤，大学教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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