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把中国故事讲得最丝丝入扣的一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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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中国”历史分期框架——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

梁启超认为,在第一阶段,即“中国之中国”阶段,核心问题是华夏内部如何形成统一国家、如何塑造华夏文明认同。
这一期间,历史舞台主要在中原,处理的是华夏内部族群与制度问题,对外辐射有限,是“中国自己的中国”。
第二阶段,即“亚洲之中国”阶段,大一统帝国建立,中国成为东亚文明中心、亚洲区域秩序中心,历史舞台扩大到整个亚洲,形成朝贡‑册封体系,和周边朝鲜、日本、越南、中亚诸国长期互动,向外输出制度、文化,同时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如佛教);
第三阶段,即世界之中国阶段。
随着大航海、殖民主义全球扩张时代的到来,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东亚朝贡体系瓦解,中国被西方强行纳入自己主导的世界体系,沦为半殖民地。
从那时起,中国要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与世界相处?在世界体系中如何保全自身、争取位置?以及要不要、能不能彻底改造这个体系?——所有这些问题,一百多年来始终困扰着中国的仁人志士。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一直试图摆脱半殖民地状态,获得平等地位。但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以失败告终,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救亡图存、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才开始走向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状态,但仍然内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五十年代,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成员,支持通过世界革命彻底摧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苏联提出勃列日涅夫主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毛主席及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反对霸权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力图把世界体系改造得更加平等。
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了积极融入现有世界体系的基本国策:加入WTO,接受西方制定的国际经贸规则,参与全球分工,并借此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即便如此,由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仍然存在,由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公平,由于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等因素,“世界之中国” “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与世界相处”的问题,仍然严重存在。

在地球的另一面,美国建国的时间虽然短暂,事实上也经历了“三世”——
从“五月花号”抵达美洲大陆,一直到独立战争前后,是、由若干殖民地凝聚为美国的“美国之美国”阶段;美国建国后,逐渐称霸美洲并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美洲之美国”的阶段;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欧洲列强主导世界体系,称霸全球的“世界之美国”阶段。
既然中美都内在于世界体系,文艺作品,尤其是最能发挥想象力的电影,就会想象“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并将其以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经典好莱坞时代的电影《北非谍影》(1942)与中国正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2026),提供了不同的想象,也折射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心理与自我期待,很值得进行一番比较。
《北非谍影》中里克的酒吧、《欢迎来龙餐馆》中徐福的龙餐馆,都是乱世里一块狭小的中立地带,一座战争夹缝中的避难所,各方人物在此汇集:占领军、流亡者、抵抗人士、普通人……店铺老板一开始都奉行明哲保身原则,不掺和政治。
里克原本宣称“我绝不替任何人出头”;徐福一开始的目标很朴素:赚钱还债、平安回国。他们两人都经历了一次精神转变:从独善其身,到主动选择承担风险,出手帮助别人,完成了个人救赎。
这是共同之处,但不同之处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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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好莱坞最重要的影片非《北非谍影》莫属。
无论在票房收入还是评论界口碑上,《北非谍影》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但荣膺第1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更成为1943年度最具全球票房号召力的影片。

并且,这部影片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销声匿迹,而是对大众文化产生着持续影响力,成为一个足以代表"美国电影”的经典符号,卡萨布兰卡也成了非洲大陆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直至今天仍是某种与自由、逃亡、漂泊有关的乌托邦式的存在。
影片情节并不复杂。
故事发生在1942年的北非国家摩洛哥口岸城市卡萨布兰卡。
当时摩洛哥尚处于维希法国的统治之下,并没有被纳粹直接占领,因此有成千上万逃避纳粹的欧洲难民汇聚此地,并梦想获得一张出境通行证,飞往自由的新大陆——美国。
美国商人里克在此经营一家广受欢迎的酒吧。因为一个偶然机缘,他得到两张珍贵的出境通行证。
被盖世太保一路追杀的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领袖拉斯洛,携妻子伊尔莎来到酒馆寻求出路。
令里克震惊的是,伊尔莎正是他在巴黎战火中被迫别离的旧爱。
两年前,德军逼近巴黎,二人相约一同逃亡,伊尔莎却骤然消失;此番重逢真相揭开:彼时她得知丈夫拉斯洛尚在人世,万般无奈之际只能舍弃里克。
私人爱恋与时代道义激烈冲突。几番内心挣扎,里克放弃与爱人重聚的机会,将通行证交给拉斯洛夫妇,护送二人奔赴美国。
他击毙前来阻挠的纳粹军官,加入布拉柴维尔的自由法国部队,从一个明哲保身的酒馆老板,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

里克这一人物,属于好莱坞电影中典型的美国英雄:举止纨绔、玩世不恭、言辞犀利,有包括吸烟、酗酒在内的不良嗜好,有时会天马行空地说谎,但内心深处却有严格的原则和底线,绝对不容任何人挑战。
一开始,里克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方针。不帮助流亡者,不得罪德国军官,只想守着自己的小店,在乱世中独善其身。
这个形象,隐喻了一战之后长期盛行于美国社会的孤立主义:美国远隔重洋,不想卷入旧大陆无休止的纷争,只关心本国利益。
然而,时势造英雄——与伊尔莎的重逢、难民的苦难、纳粹的蛮横压迫,一步步推动里克发生改变。
这套叙事,对应当时美国舆论的逻辑:美国本来只想置身事外,但法西斯的扩张威胁人类共同秩序,因此美国不得不放弃孤立,站出来维护正义。美国不是天生的帝国,是在道义感召之下,被迫承担世界责任。
这是很典型的美国自我叙事。

卡萨布兰卡的形势暗示——一战以来旧的世界秩序已经失灵,不能指望老欧洲来捍卫自由。
欧洲各国的逃难者涌向这里,说明旧大陆自身已经没有能力抵御暴政。
里克的酒吧,则是这个混乱世界的缩影:各个国家、各种立场的人汇集一处,强权可以随时闯入,但这里又保留一丝脆弱的自由。
影片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场面:几名德国军官在酒精刺激下唱起了《莱茵河的卫兵》——这是一首1840年诞生的德意志爱国歌曲,一战前后曾作为德国非正式国歌使用,影片用来象征第三帝国的扩张、纳粹威压。

里克被激怒了,他指挥酒吧钢琴师弹奏法国国歌《马赛曲》,各国流亡者在伴奏下集体高唱《马赛曲》,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完全压倒了势单力薄的纳粹。
这里的胜负,已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而是用自由精神对抗纳粹暴政。
影片所想象的新世界,评判对错的标尺,不再仅仅是本国主权、本民族利益,而是一套超越具体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自由、反抗压迫。
谁捍卫这套价值,谁就拥有道义正当性。
这是影片全部想象的最关键部分。

拯救者并不是某一个老牌欧洲大国,而是里克式的美国人:他不是官方派出的军人,而是一个曾经避世、一心自保的民间个体,基于良知做出选择,自愿投身反抗。
影片想象的战后格局是:旧大陆秩序已经崩坏,世界陷入失序;需要一套以自由为核心的普世准则,并且由美国这样一个“本可以旁观、却因道义选择挺身而出”的力量,承担维护世界正义秩序的角色。
这正是二战后期美国构建战后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叙事。

《北非谍影》的成功,不在于艺术本身,而在于它出色完成了“美国领导世界”的叙事功能:把美国的全球介入,包装成牺牲、道义、自由的选择——这套叙事借大众电影传遍全球。
必须指出的是,这套不动声色的叙事,其虚伪性在于,摩洛哥和卡萨布兰卡本身正是法国的殖民地,当地人的自由和独立饱受践踏,《马赛曲》并不属于这里的人民。对于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而言,所谓二战或许与自己毫不相关,民族独立才是更加急迫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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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里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国民心态的代表,寄托着美国政治经济精英与大众文化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和幻想的话。那么,《欢迎来龙餐馆》也折射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国民的心态。
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在此之前的电影讲得都不够好,但《龙餐馆》讲得非常好——事实上,这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把中国故事讲得最丝丝入扣的一部影片。

里克隐喻了美国,徐福也隐喻了中国。
但徐福和里克不同。
里克是酒吧老板,是酒吧“小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但徐福仅仅一个被雇佣的厨师,只是后来因为战争,厨师紧缺,他才上升为合伙人。
如果细究一下徐福的前史,则他很可能就是一个东北下岗工人,以后“再就业”开小饭馆,破产后流落到巴格达。
徐福的身份,对应了中国在加入WTO时,正是以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本轮全球化。

徐福当厨师当得很辛苦,也赚了不少钱,但这个时候,伊拉克战争爆发了。
虽然,“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徐福在巴格达深夜的大街上亲眼目睹了美军轰炸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惨死,但他秉持“好好吃饭不惹事”的原则,仍然只想挣钱。
他和自己的老板“老扎”(原伊拉克水利部官员)合作,向“绿区”(即美军完全掌控的安全区)卖快餐,甚至开始偷偷向美军卖酒,大赚特赚,不仅很快还清了债务,眼看也要实现财富自由了。

这个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包括合伙人老扎因为拒绝美国军官敲诈,遭到不明身份人的袭击,妻女惨死,等等,不过并未改变徐福的想法。
接下来,发生了更多的事:因为老扎加入抵抗组织,徐福作为合伙人受到了牵连,被美军抓到监狱进行审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徐福仍无意对是非曲直做任何判断,尽管他对美军不满,但也仅限于腹诽而已,表现在他刻意用美军听不懂的中国话吐槽:“看谁都像恐怖分子,没有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
只是到了最后,徐福才超越了“赚钱”和“吃饭”,决定倾其所有,救出二十多个准备充当人肉炸弹的孩子。

这最后的救赎,是和“逃离”结合在一起的:不是逃离美军占领,而是逃离“恐怖分子”。
区别在于,里克和拉斯洛逃离卡萨布兰卡,是为了逃离盖世太保的魔爪,换一个空间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而徐福的逃离,仅仅是逃离是非之地,继续独善其身而已。
这个桥段,也反映了编导极力想掩盖的立场:美军并不是最可怕的,相对于“恐怖分子”,美军占领其实是一种最不坏的秩序。
事实上,在此之前,编导已经做了铺垫:美军虽然干了很多坏事,但至少是遵循程序正义的,他们允许徐福、马俊生为自己辩护,并准备释放他们;
而以“校长”为代表的“恐怖分子”,则虽然和徐福、马俊生是狱友,并且两人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过他,但还是拒绝任何解释,毫无人性地将马俊生直接击毙。

徐福的“逃离”,上升的国家层面的隐喻,正是对“世界之中国” “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与世界相处”的一种回答:尽管不满美国的霸道行为,但无意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我们仍然选择独善其身,仍然是世界体系的稳定力量。
“好好吃饭,别惹事”,看来是影片所要传递的核心价值。
已经有评论将这一表达上升为“中国立场”、“中国价值”。
但无论用怎样华丽的词藻包装、浓烈的鸡血涂抹,这说到底是一种小农的哲学和价值观——它默认主体是无足轻重的、边缘化的、不掌控任何资源的、且浑浑噩噩、胆小怕事、没有是非观念。
这似乎是某种困境——当“解放全人类”的豪情壮志已然消散,同时又明确拒绝“普世价值”后,能够呈现给世界的,也只剩下小农文化了。

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五百年,早就成为一种压迫性力量,但新的体系仍然“足将行而趑趄”,这令人一想起来就不免有些气结,这是时代的尴尬,也是时代的困惑。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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