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有一次重要的变化
在不久前的一个论坛上，李稻葵教授提出一个重要判断：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K型分化，而是整体偏冷，而且这种偏冷已经持续了三年。
作为老朋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强调要正视当前的问题，要有忧患意识。但就具体的判断来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确实，现在中国经济是整体偏冷，还是K型分化，或者说是我最近一直讲的冰火两重天？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判断。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也许需要从一个动态的角度去看。
如果从动态的角度说，我觉得总体偏冷的判断，适合疫情和疫情结束之后的那段时间，大体上是到2024年。但从2025年开始到现在，情况在发生明显变化，即从整体偏冷变为冰火两重天。
火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另一个是出口。我们可以看如下数据：
2026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快于全部规上工业7.9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增长16.3%，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长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均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
2026年前7个月，出口同比增长14%，其中6月单月的出口增速就高达27.0%。在这当中，集成电路出口累计同比激增91.6%（价格因素），汽车出口增长49.1%，锂电池出口增长35.8%，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34.8%，船舶出口增长32.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13.2%。
当然，李稻葵教授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只是认为，这部分的体量占比还比较小。他说，新产业确实在扩张，但体量就那么点，补不上传统增长引擎熄火留下的窟窿。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趋势，是趋势中所体现的结构性特征。
不同判断，看到的问题不一样
两种不同的判断，也许主要是源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李稻葵教授的角度大体是一种总量的角度。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李稻葵教授强调的是下面两个问题，一是就业问题，他指出，广义失业率已达10.2%；二是固定资产投资问题，他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为过去几十年所罕见。
从总量的角度来看，上述的结论我是同意的。但我觉得，还得深入其中更细致地看。
以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24年，全国高技术产业整体投资增长8.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8.2%，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0.2%。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7.6%。2025年，在上述领域的投资全面提速，全国设备更新投资增速高达11.8%。2026年，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55.6%，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4.4%，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4.7%，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5.5%。
因此，在看到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偏冷的同时，更要看到不同领域冰火两重天的态势。
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李稻葵教授的思路是，上述热的部分，体量还太小，带动不了整体，因此需要从总量上做文章，让经济整体热起来。而我的看法则是，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结构性问题。换言之，不是拉得动拉不动的问题，而是拉动这个因素还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几年前，我就提出新二元结构，即所谓上半身和下半身的问题。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这两个部分似乎越来越成为两个独立运行的系统，你运行你的，我运行我的。原来的增长，可以带动就业，增加社会的购买力，从而促使经济整体的循环和繁荣。但现在，这种关系已经越来越弱，相反，社会中的资源却在不断被虹吸到高端产业中去。这从股市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现在面对的可能是一种很新的情况，很新的问题，而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经济逻辑。前些天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经济也是冰火两重天》。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AI相关投资对实际GDP环比折年贡献率升至0.75%；同期私人消费对GDP环比拉动率仅为0.37%，创下2022年二季度以来新低。
为什么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的经济体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共同的特征？是因为在这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存在，这就是这一波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浪潮。只不过，这个因素在不同情境中具体表现有所差异就是了。
不同的判断，不同的思路
不同的判断，自然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不同。
基于总量分析的判断，李稻葵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过去20年，地方基建和公共财政支出常年占到GDP的41%左右，是拉动区域增长的重要力量。现在这个比例降到了35%，而且资本性支出的收缩更明显。由于沉重的债务负担，地方政府原本是一个发热的引擎，现在反而在吸收热量。
为此，李稻葵教授给出的解决思路是，把国债发行规模提高一倍以上，让地方政府从收缩状态重新变成推动转型的力量；增加民生福利，补齐民生福利短板；增加高质量民生服务的供给。
很多人把消费疲软归结为居民收入不够，李稻葵不认同这个逻辑。当前居民消费需求已经升级了，普通日用品的需求接近饱和，大家更愿意在健康、优质教育、养老服务上花钱。但问题是，这些领域的优质供给不够。想花钱没地方花，才是消费起不来的真实原因。
李稻葵教授的这些具体政策建议，有些我是赞成的，如补齐民生福利短板等。但我觉得，他的基本思路还是一个流动性的思路。而我认为，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关键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一波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浪潮带来的新挑战。
具体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新挑战至少有如下三点：
第一，新技术对资本的虹吸作用。国家的投资放在一边不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创投市场共发生融资2,865起，总额达2,56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和48%，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新技术赛道，不用说传统产业，就是原来说的新三样（实际上是老新三样）都在受到冷落。
第二，财富通过就业在社会中传递越来越困难。在过去，经济好了，就业就会好，人们的收入就会增长。而现在的问题是，经济不好，当然就业不容易，收入也会减少；但即便经济好起来，这一切可能也不见得会有根本性的改观。新的部分不是带不动整体，而是根本没有带动的逻辑。
第三，现在面临的不确定性是空前的。前一段时间，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生计模式。这一波科技浪潮最大的冲击，是对确定性的冲击，特别是对生计模式确定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防御性储蓄成为一种更强的刚需，消费疲弱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因为谁也不敢花钱。
所以，我不太赞成流动性的思路，在目前情况下，有了流动性也很难起到原来的那种作用，也是只能在上半身循环。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转变发展方式，把民生放到优先的位置，把就业放到优先的位置，把健全社会保障放到优先的位置。在此基础上，使经济能真正循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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