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 秋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四川传媒学院
✪韩葳巍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刘海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传媒学院
【导读】凌晨两点的键盘声、39℃高温下迟迟不能打开的空调、垃圾堆成小山却始终无人愿意去倒——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矛盾，究竟只是因为“遇到了难相处的室友”，还是宿舍这个空间本身就在制造冲突？
从《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所代表的集体生活想象，到当代大学生对私人空间和个人边界的高度敏感，宿舍的意义正在悄然变化。文中指出，当习惯独立卧室的年轻人进入四人、六人甚至八人间，曾被视为培养同窗情谊的集体空间，也可能成为冲突频发的生活现场。
作者认为，宿舍冲突并不只是性格不合或生活习惯不同，还与空间的高密度、封闭性和时间安排有关。睡眠、学习、娱乐、社交被压缩在同一个房间里，一方看似合理的活动，随时可能成为另一方的干扰；一次偶然行为，也可能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被固定为“人形监控”“体寒姐”等负面标签。文中还指出，性格强势、善于表达或拥有更多人际资源的学生，往往更容易掌握“什么算合理、什么算打扰”的规则定义权。更具争议的是，文章将“不翻脸即最高的体面”解释为强制共居与高逃离成本下的一种现实选择，而不等同于真正的和谐。作者认为，床帘、降噪耳机、宿舍微信群，乃至周末住酒店，都是学生重新划定个人边界的空间策略。这些方法或许能够维持表面和平，却也可能让冲突不断延后，并以真诚沟通萎缩、情绪压抑和共同体消解为代价。
床帘究竟是在保护隐私，还是制造隔离？为什么有些话在微信群里反而比面对面更容易说出口？住酒店带来的“逃离式松弛”，是在缓解冲突，还是让人更难回到宿舍？文章通过对20名“05后”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将宿舍从一个被动的居住背景，重新放到关系、权力与情绪的中心，并进一步讨论高校能否通过弹性设计、功能分区与规则共建，让宿舍不再只是“住人的房间”，而成为可以协商、共享和共同生活的空间。
或许，读完这篇文章后，值得重新追问的不只是“谁是极品舍友”，而是：当几个陌生人被安排在同一个几乎没有退路的空间里，冲突究竟从哪里开始？本文原载《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不翻脸即最高的体面”：
空间视阈下当代大学生宿舍冲突的运作机理
▍问题的提出
宿舍是大学生在校期间住宿的空间。对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上半叶受集体主义文化氤氲的大学生而言，由于自幼生活在高密度、低私密的空间，如单位的团结户、乡村的杂居屋等，他们将群居性的宿舍视为缔结同窗之情的熔炉，从老狼的一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可见一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市场化、城市化、家庭规模小型化（Feng et al.，2014）浪潮下，受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且大多为独生子女的当代大学生自幼有独立的卧室，十分注重私人空间的自主权（刘心怡，2025），其空间边界意识大幅强化（Lincoln，2015）。当他们进入四人、六人甚至八人间的宿舍时，张力应运而生。宿舍非但难以培养同窗之情，反而滋生各种冲突。青年用户占主体的豆瓣平台上，出现了大量与大学生宿舍问题有关的小组，如“极品舍友”“我有个舍友想吐槽”“我讨厌我的舍友”等；小红书平台则有“宿舍冷暴力有多可怕”“舍友相处铁律：打死也别踩”“宿舍里这两种人最容易被孤立”等话题频现。
大学生所居住的宿舍首先是一种被制度化建构的空间。英国建筑学者布莱恩·劳森（2003：8）在《空间的语言》一书中指出，“空间……当其在十分不恰当的使用时，我们才会注意到这种语言”。冲突的出现提示宿舍在空间使用上可能存在问题。进一步地，从列斐伏尔（2021：40）“（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经典论断来看，空间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具有持续塑造与再生产社会关系的能动性力量。在此意义上，宿舍冲突可被视为空间所塑造的一种特定社会关系形态，冲突的化解、和谐宿舍关系的形成也可通过空间的调适而实现。基于此，本研究围绕“空间属性如何影响大学生宿舍冲突”展开，旨在回答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宿舍冲突的产生是否具有空间根源？若有，表现为何种特征？其次，面对宿舍冲突，大学生会采取何种空间策略应对？其底层逻辑是什么？最后，这种应对策略在化解宿舍冲突方面的实际效能如何？存在哪些优化路径？回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拓展对宿舍冲突的解释，亦能为高校宿舍管理的优化提供参考。
▍文献述评与理论视阈
（一）宿舍冲突研究中的“空间缺位”
大学生宿舍冲突长期受到学界关注，既有研究基本形成了涵盖微观个体、中观群体和宏观结构的解释框架。一是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解释。此类研究聚焦个体心理特质对宿舍关系的塑造作用，强调不同性格、情绪模式与行为倾向的室友在密切互动中易产生摩擦。研究常通过类型学分析，如传统气质分类（曹运姣、贾国燕，2016）、父母教养方式（王露，2024）或现代人格特质（王润伟等，2019），识别不同群体在冲突应对中的行为偏好，进而揭示心理因素对人际适应的影响机制。二是中观层面的互动交往解释。此类研究关注互动过程中的差异维度。李庆子（2017）指出，宿舍冲突多源于生活习惯、家庭背景、价值观等层面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归根结底是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持久倾向系统，即布尔迪厄口中的“惯习”，习性相近者更易达成和谐宿舍关系，习性相远者则更易爆发宿舍冲突（陈三峰，2013）。该层面的研究主张通过沟通协商与规范共建等方式实现差异的调和。三是宏观层面的制度形式解释。此类研究侧重外部制度对宿舍关系的调控作用。在软制度方面，既有研究围绕学校、辅导员、心理中心等多主体构建分层干预机制，通过“学校—学院—心理中心—班级—寝室长”五级联动模式，实现对冲突的早期识别与阶梯化处理（阿丽牙·吐尔孙、冯桂梅，2023）；在硬制度方面，则强调改善设施条件以降低资源争夺型冲突的发生概率（陈三峰，2013）。
既有研究为理解宿舍冲突提供了启示。在个体心理解释中，性格与情绪特质的“匹配”预设了特定空间场域中的密集互动；在互动交往解释中，生活习惯的摩擦与惯习的碰撞，切切实实发生在宿舍这一特定空间情境之内；制度形式解释更是直接指向空间条件的改善与空间治理的优化。然而，这些研究虽在空间边缘游走，却始终未能将空间属性作为独立的分析维度加以系统审视：个体心理解释隐含了心理特质是稳定且先于空间存在的前提；互动交往解释预设互动发生在一个中性、透明的背景中，未能审视空间对人际互动的深刻塑造；制度形式解释虽然提到社会关系受空间影响，但仍将空间视为有待优化管理的“容器”或“对象”，遮蔽了空间本身所具有的生产性力量。进一步探究原因，可追溯到牛顿的绝对空间观。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2006：7）指出，绝对的空间的本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关，总保持相似且不动。当空间被理解为独立于其中物体和事件的客观存在时，宿舍冲突研究便继承了这一认识论前提，将空间视为人际互动的“背景”而非“行动者”，自然也就缺乏将空间属性本身作为解释变量的理论自觉。
（二）空间：分析宿舍冲突的新视阈
随着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与城市化扩张，20世纪 70年代，社会科学发生了“空间转向”（熊凤水、戴琬莹，2020），福柯与列斐伏尔成为关键推动人物。福柯较早揭示了空间与社会权力的共生关系。他提出，空间并非社会权力运作的背景，而是社会权力实践的载体。运用“异托邦”（福柯，2006）与“全景敞视监狱”等概念，福柯阐明了空间如何被用于规训个体、塑造主体性，并使权力得以具身化、常态化运作（福柯，2019；金韬，2017）；列斐伏尔则进一步系统化地建立了空间的社会生产理论。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他批判将空间简化为同质化数学模型的规划意识形态，指出其掩盖了空间内部的社会矛盾与阶级冲突。实际上，空间始终嵌入社会权力与资本的再生产逻辑。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是通过整个的空间并在整个的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列斐伏尔，2015）。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2021）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三元空间辩证法，将生产社会关系的空间分为三类：空间实践，即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使用与感知方式，如通勤、居住等具身化行为；空间表象，即规划师、建筑师等权力精英所构想和设计的符号化、概念化空间，反映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表征性空间，即居民通过生活经验、记忆与情感所塑造的生活空间，蕴含对抗主流空间逻辑的创造性潜能。三者相互交织，揭示出空间对社会关系生产的动态过程。
此后，空间研究从宏观理论层面的探讨，拓展至诸多具体微观场域的实证分析，如微观居住空间的物理重构与边界划分对家庭代际冲突塑造（范成杰、龚继红，2015）、办公空间隔间设计与会议座位的安排中隐藏的权力技术（Saval，2014）等，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尚未关注大学生的宿舍冲突。基于福柯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空间绝非孤立于社会活动之外的静态容器，而是一个具有强大活力的变数，与社会关系深度纠葛、相互建构，持续对社会关系进行塑造与再生产。这为本研究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类型的宿舍冲突提供了理论视阈。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访谈时间为2025年6月至8月。访谈对象通过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招募，借助豆瓣、小红书及高校论坛等线上社区发布招募信息，最终选取20名在校大学生参与访谈。受访者均为“05后”当代大学生，所学专业覆盖人文社科、理工农医、艺术体育等多学科门类，学历层次涵盖本科至博士。访谈内容围绕“宿舍空间体验”“宿舍冲突的经历”“为纾解冲突对宿舍空间的重构”“重构宿舍空间后的体验”四个维度展开，单场访谈时长60至90分钟。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将其在知乎、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的相关发言作为补充性资料。在资料分析上，对访谈录音进行逐字转录，并对转录文本进行整理，剔除无效信息，修正转录误差，按访谈对象编号分类归档；通过细致研读文本，围绕“空间属性如何影响大学生宿舍冲突”这一核心问题提炼核心观点。
▍宿舍冲突的空间根源
（一）高密度空间中活动边界的模糊化
受教育资源总量刚性约束、规模化办学成本考量及居住空间功能传统认知的影响，国内多所院校实行粗放式居住管理，通过增加宿舍人数、压缩人均居住面积等方式缓解住宿压力。本科生宿舍多为4~8人共居，这种压缩性的高密度空间缓冲地带缺失、功能高度叠加、中介区域匮乏，在一定程度上是宿舍冲突的导火索。
首先，缓冲地带缺失。在胡同、里弄等城市高密度邻里空间中，人虽要和邻里共享拥挤嘈杂的公共空间，但私人居所的房门可随时关闭，空间边界较为清晰，能隔绝公共场域的纷扰。反观大学宿舍，其多为通透式大开间布局，有限空间被高密度切割为若干紧密相邻的生活格，缺乏独立的物理隔断与过渡性缓冲空间，个体起居、学习等行为均被迫暴露于他人视野中。美国人类学家 Hall（1966）的“个人空间气泡”理论指出，每个人周围都存在一个无形的、随身体移动的气泡状心理缓冲区，它是个人在心理上所需的最小空间范围；当这个气泡被侵入或破坏时，便会引发个体的不安。多名受访者坦言，私密边界的缺失令其备受困扰，甚至产生焦虑情绪。
“我觉得在床上还好，在床下我感觉做什么都是透明公开的，没有自己的隐私。”（受访者 3）
“宿舍空间密度小。它是有4人寝或者6人寝，但是平均下来等于一个人一张桌一张床，每个人就只有这点空间。然后公摊面积不大，我跟我的室友经常脸对脸，有肢体接触。”（受访者7）
缓冲地带的缺失也使得一些本不具备攻击性的情绪状态，如因疲惫而产生的沉默，在他人持续注视下易被误读为敌意或冷漠，进而成为诱发冲突的导火索。
“我感觉在宿舍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你要站在一个小空间里面去说不好的事情，这个也容易给别人的情绪带来不好。我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不会待在宿舍里面。”（受访者7）
其次，功能高度叠加。工厂宿舍布局虽与学生宿舍相近，但其核心功能仅为休憩和睡眠。工人的工作、社交、娱乐等生活场景，多在宿舍外的车间、食堂及公共活动空间完成。而大学宿舍的有限空间被强制赋予了睡眠、学习、社交、娱乐乃至部分餐饮等多重功能，不同行为的需求边界极易发生碰撞。
“舍友天天在宿舍线上家教谁能忍。上完课回到宿舍已经挺疲惫了，还得听她讲课，而且她之前没有和其他人商量能不能在宿舍上课。她上课声音老大了，洪亮的大嗓门，还问学生听不听得到杂音，是嫌我们说话碍事吗？她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是她给其他人造成困扰，不是我们打扰她。最近要实习都在宿舍学习，大家背诵东西的时候她还在那里大声讲课。”（受访者 9）
“在宿舍里面，有时候我想在书桌前学习，但是室友在旁边外放刷抖音、打游戏，声音特别大，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我跟她们说能不能戴耳机，她们说‘宿舍又不是学习室，想学习去图书馆’，可有时候不想跑图书馆，就想在宿舍简单学一会儿，也不行。”（受访者4）
上述访谈中矛盾的产生不是源于当事人行动不当，而是各活动所需条件存在天然差异。当本应由书房、客厅、娱乐室等专属空间分别承载的功能被强行挤压在宿舍这一单一空间时，一方的合理活动就会成为另一方的干扰源。由此也可理解为何“室友宿舍开直播”“考研期间室友深夜打游戏”等话题被频频推上热搜。
最后，中介区域匮乏。“中介空间是相对的内与外，而非绝对的内与外……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徐从淮，2005），是“亦此亦彼”的柔性区域。以合租房的独立客厅为代表，既不完全归属某一个体，也不排斥任何成员。反观宿舍，多以私人床位搭配共享洗漱间、阳台的模式布局，并无此类专门的区域。一名受访者对此表达不满：
“如果真的是空虚、孤独得不得了，大家可以跑到公共空间、客厅里去说说话，这也不难操作，这明明就是处理个体性和社会性的问题。公共空间代表社会性，大家可以在那里交往，比如，上厕所、洗澡可以错开时间去，想八卦就都跑到客厅里，八卦完了还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把门一锁就行，完全比现在的布局好很多。”（受访者8）
以客厅为代表的中介区域的价值体现在它有效弱化一对一沟通的对立风险，为共居者提供了平等互动的公共场域，保障公共事务在公开场景中推进，同时也有助于集体信息传递与情感的联结，进而从空间层面维系关系和谐。但这种中介区域在大学宿舍中是缺乏的。
（二）封闭性空间中重复行为的标签化
在车站、商场等流动性强的公共空间中，人与人的互动具有瞬时性与偶然性。陌生人无意碰撞、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行为被视为孤立偶发事件，人们更倾向于情境而非内在特质，如“他可能在赶时间”“他今天心情不好”，互动的意义尚未沉淀便已烟消云散。而大学宿舍的核心特征在于封闭性，场景是重复的、人际关系是固定的，这使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被持续性地反复呈现，为行为的意义沉淀提供了土壤，使标签极易被附着在行为上。
“（她）像个人形监控，随时随地监视任何人，表面玩手机实际竖起耳朵听宿舍里的所有说话声，也会伸出头张望。我多次用余光看到这种行为，也多次对视过，她依旧不改，就是好奇。在宿舍一点隐私都会被偷听偷看到。”（小红书帖子）
“有个室友特别体寒，吹不了空调。可杭州那天39摄氏度，刚军训回来热得不行，最后和她争执，才让空调开4个小时，每天凌晨3点左右自动关机。我每天都被热醒，我们上床下桌，空调并不正对我们。另外两人也热，但其中一位比较腼腆，另一位和体寒的室友关系比较好，所以没人支持我。”（受访者10）
标签可分为正面标签与负面标签，而封闭性宿舍空间中更易生成后者，如“人形监控”“体寒姐”等。正如李普曼（2006：62）所言：“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且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标签一旦生成，便会形成固定认知框架，后续个体的所有行为都会被自带惯性地纳入既有框架解读。即便只是普通动作，也可能被赋予“他又在故意”“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等负面意味。负面标签的破坏力往往不止于个人层面。当其上升为群体性共识时，会催生排挤、孤立、刻意疏远、集体漠视等显性或隐性冲突行为，将某些人推向宿舍人际的边缘。固定人际的高频互动通过日常闲聊、私下吐槽、微妙的态度传递等非正式渠道快速蔓延，原本零散的主观感受在相互印证下迅速凝聚为群体层面的共同认知。同时，由于缺乏外部多元视角的介入，负面标签无法被纠正，并在宿舍内部不断强化，形成“标签→解读偏差→标签固化→冲突升级”的循环，继而在无形中加剧了宿舍冲突。
（三）工具性空间中多元时间的齐一化
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中，空间与时间始终构成密不可分的范畴，“时间是刻画在空间中的，而自然空间则仅仅是自然时间的充满诗意和艺术的手稿”（Lefebvre，1991：95）。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列斐伏尔（2015：119）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空间操控各类社会流动将时间牢牢束缚于空间秩序之中，“工人阶级，在战略上和对于未来的展望上，总是根据其他的流动和那些网络（原料、能源的运达——成品或者非成品的销售）的限制，被分配在空间中的”。这种流动本质是时间的空间化呈现：原料运达的时限、生产流程的周期、商品销售的时效等时间维度的要求，被转化为空间分配的规则，工人的劳动时间与活动范围被空间布局严格限定，空间成为规范时间节奏、支配时间分配的核心工具。
同样地，大学宿舍这一空间带有鲜明的管控时间的工具性色彩，它出于管理方便的考虑，通过将互不兼容的个体生活节奏强行“压扁”在同一物理空间内，实现对学生的治理。以日常作息为例：“早八”学生清晨7点需在闹钟、水流、整理物品的嘈杂中仓促备战，而熬夜科研或通宵打游戏的学生，此时正是休整“回血”的黄金时段。异质化的时间实践在封闭空间内被迫交锋，学生深受其扰：
“我知道没办法完全保持一致的作息，但好在大一舍友之间互相体谅，也没啥大问题。大二换了校区，分流了专业，一切就变了。具体体现为：宿舍作息极度不调且多次沟通无果。我要早睡早起，舍友半夜连麦游戏。或者我但凡开个电脑，冷不丁后面探出一头，随机吓死心碎小男生。大三开始，宿舍对我来说就只用来睡觉了。但由于我有午睡习惯，舍友通常不午休，这个问题依旧无解。某种程度上，我应该感谢我的室友让我意识到时间短暂。如果不午休，接下来一下午将会精神恍惚，上课学习运动精力全无。”（小红书帖子）
“在宿舍里面情绪不好，我想早睡的时候他们不睡，但是我也不会说，因为我们学校熄灯晚，11点30分熄灯，而我个人的作息是10点30分左右到11点就要睡觉了。”（受访者1）
通常，性格强势或不在意他人感受的学生，更易将自己的生活节奏设定为宿舍的默认节奏。这种节奏经由日复一日的展演而悄然“正常化”，进而对其他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钳制，从而滋生宿舍冲突。正如受访者所言：
“当时很痛苦，我有一个室友她特别爱睡觉，就是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说要睡觉了，就一定要我们安静。”（受访者3）
▍空间的重构与宿舍冲突的应对
空间不仅塑造社会关系，还会再生产社会关系。本研究发现，学生采用构建个人微领地、加入宿舍微信群、开辟线下舒适区等策略重构空间以应对宿舍冲突，这正是空间再生产社会关系的体现。此类空间重构策略遵循“不翻脸即最高的体面”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宿舍冲突，但并未完全化解冲突。
（一）重构空间以应对宿舍冲突的外在表现
1.构建微个人领地
面对宿舍空间难以改变的结构性缺陷，学生最直接的应对策略是以物质手段构建微个人领地，重新划定私人边界。床帘是常见道具，拉上后便形成视觉物理屏障，既隔绝外界干扰，又遮蔽自身行为。
“我最大的改造就是把床四周都封闭起来，用一幅床帘，床帘花了 500多元，从来没买过那么高质量的。因为它密不透风，它一定要密不透风，我才有安全感。就算是这样，我舍友想和我说话的时候还会把帘子撩开。”（受访者8）
用床帘划定私人边界，可视为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2008）所提出的“前台”与“后台”空间在宿舍中的重构。在他的拟剧论中，“前台”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有意识进行印象管理的舞台，而“后台”则是可以放松戒备、暂离角色期待的私密空间。宿舍大开间布局强行将个体的全部生活置于“前台”曝光，而床帘的悬挂，正是在集体凝视下开辟出的一处“后台”。个体在此方寸之地可暂时卸下印象管理的负担，展露真实的自我。
除了床帘外，降噪耳机也是私人边界再构的主要道具，既能屏蔽游戏声、键盘声等侵入性噪声，保障听觉安宁，又以非语言信号传递“请勿打扰”的意图，为佩戴者提供拒绝非必要社交的正当性，降低持续共处所带来的社交消耗，从而规避可能产生的冲突。
“有时候室友们在聊天，但我自己很累或心情不好不想加入，直接说‘你们别聊了’肯定不行。戴上耳机他们就都懂了，这是我自己的时间，互不打扰是最好的默契。”（受访者2）
2.加入宿舍微信群
西班牙社会学家卡斯特（2001）指出，时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本质上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网络空间也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对大学生而言，宿舍微信群正是这样一种被主动构建起来的用以纾解宿舍冲突的网络空间。具体来看，大学生的宿舍微信群既有关于事务协商的，又有关于休闲娱乐的。
事务协商类宿舍微信群为容易诱发宿舍冲突的敏感话题表达提供缓冲地带。“几点关灯”“空调开多少摄氏度”等易引发分歧的议题，面对面讨论需即时回应，语气、表情等非语言信息易被过度解读，处理不当便可能诱发冲突，而微信群的文字异步沟通规避了这一点，更聚焦于需要协商的事情本身，是纯粹的议事厅。
“我们（宿舍）有一个微信小群，有一些话当面说可能会起冲突，但是在微信上可以酝酿一下怎么说，这样讨论事情的效率反而更高。”（受访者 5）
大学生通过微信群所议之事主要包括共同打扫卫生、协调作息时间、宿舍聚餐地点选择、期末复习资料共享等。多数宿舍微信群颇具趣味，如“快乐星球404”“摸鱼小分队”“干饭搭子集合地”“不打烊聊天室”“和平共处委员会”“作息协调小组”等。
就休闲娱乐类微信群而言，大学生在群内分享表情包、搞笑视频、购物拼单链接等轻松内容，转发各种校园活动信息、组队参与兴趣类比赛，有助于以趣缘维持彼此联结，在日常生活中持续象征性地将个体确证为宿舍一分子，强化着“我们是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对宿舍冲突的产生起到抑制作用。
“我们宿舍群经常发一些好玩的视频和表情包，看到好笑的就随手转发进去。有时候还会拼单买东西，比如凑个奶茶零食啥的。其实这些东西本身没什么，但每天这样互动着，就觉得大家是一起的，关系也挺融洽的。”（受访者13）
3.开辟线下舒适区
如果说规划微个人领地、加入宿舍微信群意味着大学生在纾解宿舍冲突时身体仍在宿舍，那么开辟线下舒适区则意味着身体已经离开宿舍。网吧过夜、滞留自习室或图书馆、住酒店是开辟线下舒适区的主要方式。
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住酒店的解压体验：无室友噪声、可自由使用卫生间、外放不扰人、外卖直达，甚至在大床上随意活动。这些细节本质上都是对宿舍生活中被剥夺自由的加倍补偿，让个体在外部空间里获得久违的松弛。一位受访者这样描述住酒店的感受：
“我第一次自己去住酒店的时候真的有点想哭。就是那种完全不用压抑，也不用担心吵到谁的感觉，太罕见了。我洗了一个特别久的澡，把电视开到最大，然后在床上滚来滚去，就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受访者6）
然而，这种逃离式松弛易引发强烈反差感。短暂独居后重返拥挤、需要时刻顾忌他人的宿舍，往往会倍感压迫甚至窒息，促使学生更频繁地“出逃”。
“周末从酒店回来那天，我走进宿舍就有点喘不上气。我突然特别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没有门、没有自己的空间、任何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那种落差特别大，让我更想往外跑。”（受访者6）
此外，由于经常在酒店居住，部分大学生被其他成员视为“不合群”，宿舍的集体活动将他们排除在外。这种疏离让他们既失去了宿舍的归属感，又无法将校外住所视为真正的“家”，最终陷入一种在两种空间中都无法扎根的游荡状态。
“后来她几乎都住外面。我们也不是讨厌她，就是慢慢不太把她当宿舍的人了。聚餐、团建基本都不会叫她了。她回来时自己也挺别扭的，我们也不知道聊啥。”（受访者2）
“我在宿舍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外人，因为大家很多事都不带我了。但我在外面租的房子又是临时的，也不是家，室友也不是朋友。就好像哪里都不算真正属于我。有时候晚上一个人回去，突然会觉得特别难过，好像自己没有位置。”（受访者11）
（二）重构空间以应对宿舍冲突的内在机理
1.想翻脸但要给面子
为减少宿舍冲突的发生，当代大学生采取了多样化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实现的是一种“摇摇欲坠却未坍塌”的微妙平衡状态，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
“其实心里还是有疙瘩，只是没说出来而已，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必要把话说绝，但也绝对不可能像没事人一样亲近。”（受访者8）
进一步追问受访者在应对宿舍冲突时遵循的基本原则，“脸”和“面”是两个高频关键字，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想要和舍友翻脸，但是出于“给面子”的考虑并未这样做。
“不能翻脸啊，毕竟大家还要住在宿舍里。”（受访者 8）
“彼此给个面子吧，翻脸多划不来……也只能这样了。”（受访者9）
2.“脸”与“面”的宿舍运作逻辑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2008）最早系统性地研究“面”。他将“面”界定为在他人面前呈现的、需要他人确认的“社会自我形象”（Social Self-image）。戈夫曼的理论产生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它以独立、自主的个体作为人性假设，“面”更多涉及个体印象的整饰技巧，当将其直接套用于“伦理本位”（梁漱溟，2018：94）的中国文化背景时，常显“水土不服”，因为中国社会的“面子”不仅关乎个人形象的维护，更与家庭、宗族等关系网络深度绑定（Hu，1944）。例如，子女考上名校，父母乃至整个家族都“脸上有光”；个人行为失当，则可能让全家“没脸见人”。这种连带性是西方个体主义面子观难以完全解释的。
中国学者翟学伟（2013）的研究提供了更贴合本土文化的解释。他明确区分“脸”与“面”的内涵。其中“脸”指向个体内在的品德、操守、信誉与人格尊严，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关乎“我是谁”的本质认同，它更多与道德评价相关，如“要脸”“丢脸”；“面”则体现为在社会互动中通过他人的认可、尊敬、捧场所获得的社会声望，即“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它更多与社会成就和关系运作相关，如“有面子”“给面子”。在此基础上，翟学伟将脸与面的组合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有脸有面子，即修养佳、品德正且获广泛社会声誉的儒家理想“君子”；二是有脸没面子，指品行正直却不善交际、难获认可的“吃亏者”；三是没脸有面子，即品德不佳却善钻营、获较高社会认可度的“伪君子”；四是没脸没面子，指无操守底线且不被社会认可的边缘人。
宿舍冲突调解中的脸面运作更贴近上述“没脸有面子”，但与翟学伟定义中的“伪君子”并非等同，而有着宿舍场景的特殊内涵：即便内心不认可对方行为，也不会当面戳破，而是基于现实考量暂时搁置自身原则，以“看破不说破”的方式“给面子”以保持“体面”。
“你说到我有什么解决宿舍冲突的秘诀，那可能就是：不翻脸就是最高的体面。”（受访者1）
这是因为，一旦无法做到“体面”，双方均将下不来台，寝室生活将难以维系。这种权衡背后，浮现出一个在有限空间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
“除非你永远都不见他，毕竟在一个学校里，还是不太好撕破脸。根本没有办法撕破脸，你懂的。我们开题都在一起，你直接就跟人家撕破脸以后没有办法相处，而且我在学校里经常见到他。”（受访者8）
“大多数都只是隐忍，除非太恶心了。你生气其实也没什么用，撕破脸的代价，基本就是出去住，不能在这个空间里住下去了。撕破脸不仅是大家尴尬，就是对外也好像自己的名声也有点受损的感觉，比如被辅导员知道了，然后被同学知道了，他们就会比较八卦，问怎么了。”（受访者4）
“很多事情，其实可以说得更明白，但是为了维持表面的这种和平，只能更多地去谦让。”“我有时候会跟其他学院的朋友吐槽这件事，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宿舍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非要换个宿舍，有可能舍友比这个还不好。”（受访者3）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虽然“脸面”在宿舍中被改头换面为“体面”，但不难发现，它与乡土熟人社会基于长期互动、人情往来形成的脸面的交往逻辑仍具有一定连续性。既然现代社会已然走向陌生人社会，“脸面”为何仍“残留”在大学生的宿舍生活？究其原因在于，大学宿舍延续了乡土社会的部分生活形态。宿舍虽不似传统单位那样包揽全部生活，却通过强制性集体住宿将互不相识的个体绑定在同一空间，形成“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共处格局。而在我国，高校集体住宿制度较为严格，学生走读审批程序复杂，加之部分学生家庭经济条件难以支撑长期租房费用，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宿舍分配（柳杰艳、许亮，2017）。集体主义住宿制度锁定了共处空间，市场经济的现实约束抬高了逃离成本，在两者的合力作用下，“脸面”已非乡土社会人情往来的自然延伸，维持“体面”成为最稳妥的选择。
总而言之，宿舍对乡土社会部分生活形态的延续，为“脸面”的运作提供了环境，但其运作逻辑已异于传统人情社会，它是一种在强制性共居和高逃离成本下的、去人情化的、基于自利的冲突应对策略，脸面在此蜕化为“体面”。
3.体面的脆弱与代价
诸多研究指出，将自利作为行动逻辑的个体在相处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Homans（1958）认为，人际关系若建立在个体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之上，当一方感知到利益持续被侵犯时，不满便会累积；Axelrod等（1981）认为，若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在重复博弈中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即明知合作对集体最有利，却因担心他人“搭便车”而选择不合作，最终导致集体生活陷入僵局。同理，当代大学生基于自利给出的“体面”方案也无法真正解决宿舍冲突。体面是脆弱的，且体面本身亦有代价。
（1）脆弱：冲突的无限延宕
“体面”依赖成员间心照不宣的“给面子”的默契，而这种默契本身极具脆弱性，一旦主观意愿或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或不再维系，被暂时压抑的矛盾就可能突破隐忍阈值，从日常局部摩擦升级为历史积怨的激烈清算。所以，宿舍冲突并未被解决，而是被延宕了。
“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和一个室友有矛盾了，只是一直在容忍他。但是真正让我忍无可忍的是他打扰我们的作息。他每天从工作室回来都是凌晨2点多，我们一开始好好跟他讲跟他聊，但是他没有改，一而再再而三，然后就撕破脸了。”（受访者3）
权力的不平等在冲突延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翟学伟（2013）关于“偏正结构”的分析指出，人际互动中容易形成非正式的中心人物，其他人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偏位”，通过“给面子”来维护结构的表面稳定。黄光国（2010）将关系双方分为资源支配者与请托者。作为弱势方的后者对失去“面子”庇护后可能面临的不利处境更为恐惧。在宿舍中，那些与辅导员、班干部关系密切、拥有更广泛人际网络的学生，以及性格强势、善于表达的学生，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规则定义权，更能定义“什么是合理的”“什么算打扰”。而内向、敏感的一般学生，即便感知到不公，也常因“不愿撕破脸”“怕得罪人”“担心日后更难相处”等顾虑而选择默默隐忍。
“我开学这两天一直树立的是沉默寡言的人设，但是本人很有责任心和一点讨好感。然后今天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开了一个小玩笑，就是一个并没有冒犯人的玩笑，她一脸的鄙夷，像是在嘲笑我是个乡巴佬。玩游戏轮到我的时候，她也是十分不耐烦，具体表现在翻白眼和让速度快点，不要浪费时间。但是她对另一个和我一样行动慢的室友就不会这样，还会逗她。昨天白天，她们去别的宿舍的时候，看到别的宿舍在干活。她就怪我说我没有安排，但到了宿舍当我安排的时候，她又各种不耐烦。”（小红书帖子）
斯科特（2011）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指出，弱势方因公开反抗风险过高，转而采取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等日常形式的消极抵抗；在《支配与抵抗艺术》一书中，Scott（1990）进一步区分“公开文本”（Public Transcript）与“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指出后者是权力关系后台的话语实践，通过私下抱怨、社交媒体匿名吐槽等方式释放被压抑的情绪。那些作为弱势方的学生，其隐忍往往退入“隐藏文本”领域，表明“体面”对宿舍冲突的解决是尤为脆弱的。正如俗语所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当这些学生忍无可忍之时，冲突可能会以更激烈的面目重新展露；而即便尚未“翻脸”，宿舍成员也已陷入高强度心理博弈，脑中仿佛内置“冲突风险评估系统”，不断计算言行边界与潜在代价。这种持续的心理戒备与情绪消耗，使冲突在未解决状态下无限期延宕，最终形成表面和平与实质紧张并存的疲惫僵局。
（2）代价：真实共同体消解
除了冲突的无限延宕外，“体面”还需支付高昂隐性成本，即真实共同体的消解，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真诚沟通萎缩。为规避冲突，当代大学生刻意不谈论引发分歧的深度话题，沟通变得小心翼翼、点到为止，充斥着场面话和无伤大雅的玩笑。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2018：42）认为，理想的沟通情境应基于“真诚性”“真实性”“正确性”和“可理解性”的有效性要求，通过理性对话达成共识。而体面逻辑下的沟通，恰恰抑制了真诚的对话，沟通所具有的维系共同体团结的功能被大幅削弱。
其二，内藏情感压抑。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2020）认为，情感劳动要求个体为了工作而管理自己的情感，以创造一种公开可见的面部或身体表现。在宿舍场景中，情感管理的对象从顾客变为室友，目的从获取经济报酬变为求得人际安宁，但其本质是“表演”并不真实的情感，催生出焦虑与抑郁，甚至对共同体生活感到失望与恐惧。
“我跟他吵了一架，因为想让他赶紧搬出去，那段时间我急需一个人待着……撕破脸以后我也看到他就尴尬，觉得在一起很不舒服……但在这个学期这种感觉淡了，他已经走了……我觉得跟他不在一起的代价没有在一起的代价大。隐忍也有代价的，隐忍真的会很不舒服，看见他或者他在我旁边让我感觉特别不爽。”（受访者2）
“大学的时候，我就面临了几乎一样的问题。所以每当回忆起这段时期，尤为痛苦。我刚进入本科那会儿，刚脱离高中生活，对于大学有很充分的规划，同时对于各个学科充满了好奇。我是一个极度坚信‘预则立，不预则废’的人，我想将我的生活体系化。大学四年本应该像一块海绵，充分利用区位资源，吸收知识，拓展心智，结交朋友，把握需求，适当变现。可事实是完全被宿舍拖垮了。宿舍像一个精力黑洞，让人越陷越深。”（受访者14）
其三，损害共同利益。当体面成为解决宿舍冲突的指导原则时，任何需要协商的事务都可能会被无限期搁置。个体仅固守自身小和平而不顾共同体和谐，真实的共同体就消失了。以垃圾桶事件为例：
“我们宿舍的垃圾桶，经常是满了之后，垃圾在旁边堆成小山，也没人去倒。因为谁去倒，就意味着你默认了这是你的责任。而且你去提醒别人，又怕得罪人。所以大家就比着看谁更能忍。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脏乱的环境里，但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受访者20）
▍推动宿舍冲突有效化解的空间策略
宿舍冲突不仅是个人性格或生活习惯的问题，更是由特定空间结构所催生和塑造的。学生自发采取的“不翻脸即最高的体面”等空间策略，虽能维持表面和平，却“治标不治本”，仍需高校积极推动宿舍空间弹性设计，引导学生共建共享空间。
一方面，高校需推动宿舍空间弹性设计。高校应秉持“宿舍即教育空间”的理念，明确宿舍绝非单纯住宿场所，更关乎学生身心健康与教育质量，是整体教育环境的核心环节。在现有条件下，可渐进优化物理布局，探索功能分区思路，缓解单一住宿格局的紧张。例如，在新建或改造宿舍中试点设置相对隔离的学习区、配备床帘滑轨与降噪设施，为个体提供可控的物理缓冲；在既有宿舍中，可通过灵活家具配置，如可移动书架、遮光帘等，实现睡眠与学习的初步区隔，减少因作息、习惯差异引发的直接冲突。同时，当前宿舍矛盾频发与宿舍空间在学生社交生活中占比过重密切相关，高校需拓展寝室以外的公共交往空间，缓解封闭环境下的心理高压，例如增设楼层公共厨房、主题活动室、共享阅读角等功能性空间，帮助学生构建多元社群网络，进而有效“对冲”宿舍内部因高强度共存产生的紧张关系。
另一方面，高校需引导大学生共建共享空间。其核心在于培养大学生的空间责任意识。人既被空间塑造，也通过实践塑造空间，共建的过程正是主体与空间相互赋义的辩证过程。这意味着学生将以共同意志参与空间意义创造，在协商与协作中让个体的存在痕迹与集体诉求达成和解，从固守私人边界的原子化个体转向承认他者存在、愿意为共同利益付出的共在主体。高校可搭建宿舍规则协商平台，引导学生围绕作息安排、公共物品使用、卫生值日等核心议题，共同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宿舍公约，将个体诉求转化为集体共识；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宿舍个性化改造，从绿植摆放、装饰布置到功能区域优化，让每个人留下专属印记，强化对集体空间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当学生在共同决策、协作改造中学会倾听差异、尊重多元，宿舍便不再是充满博弈的场域，而是承载共同生活记忆的空间，成为彼此成长的土壤。在这里，个体自由与集体和谐可以兼容，真实沟通与善意联结成为日常，空间的价值也在共建共享中真正显现。
编辑 | 郑亦祐 标题&荐文｜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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