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写材料，第一反应是先让豆包帮我搭一个框架。”在某高校从事行政工作的陈涛（化名）坦言，他使用AI辅助工作已近一年，效率提升立竿见影，但最近他发现自己似乎对AI患上了依赖症。
陈涛的经历并非个例。从公文撰写、教学辅助到情绪疏导，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AI正渗透职场、科研与日常生活。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相继出台AI使用规范，社会对AI介入人类创作的容忍度正在收紧。近日，本报围绕AI效率下的隐性依赖危机展开社会调查，以此探寻当思考的过程被屡屡“外包”，人类的认知主体性是否也在被侵蚀的答案。
披着生产力外衣的隐性依赖
此次问卷调查共发放200份问卷，回收154份有效问卷。问卷调研中，受访对象以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为主，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群体占比达58.44%。调查数据显示，84.42%的受访者日常使用通用对话大模型的首要诉求是提升学习与工作效率；另有近半数受访者借助AI攻克难题或完成硬性任务。
“AI依赖的独特性在于，它伪装成生产力工具而非纯粹的娱乐消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杜智涛认为，这种属性形成了极强的自我说服机制，使用者很难主动警惕依赖风险。不同于短视频或网络游戏带来的显性沉迷，每一次AI互动都伴随着完成任务的正向反馈，使得这种依赖被包裹在技术进步的光环下，更难被察觉和干预。
已有研究把AI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认知外包归纳为元认知懒惰——它不是指人丧失了思考能力，而是人不再启动思考。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讲师方格格告诉记者，人们在AI使用过程中将判断、质疑、独立组织论证等思考过程跳过了。“能力仍在，但调用能力的意愿在萎缩，这种损耗是缓慢的、不易被发现的。”
与此同时，AI依赖呈现出认知依赖与情感依赖两种主要形态，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当下危机的核心。一面是静默的认知让渡。问卷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承认独立思考能力出现不同程度衰减。30.52%的受访者在对比AI产出后滋生自我能力不足的焦虑；22.08%的受访者反馈长期使用AI后主动思考意愿明显减弱。“这是一种思考主导权的外包。”杜智涛分析道，“动笔之前、遇事不决先问AI，用户正在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的信任。”在学术写作和内容创作领域，许多人已形成“AI生成初稿—人工修改”的模式，人的原创冲动受到挤压。更隐蔽的是，这种依赖不再是时间消耗，而是思维习惯层面的深度嵌入。
另一面是隐蔽的情感代偿。调查显示，有33.12%的受访者不同程度上借助AI排解孤独和负面情绪。同时，有12.34%的人使用情绪陪伴类AI产品。在社交平台上，一些用户将与AI聊天机器人豆包的互动形容为“热恋”，每天花费大量时间与之对话。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豆包与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宣布下线智能体功能，大量用户情感依托被切断，引发全网维权。“AI能提供及时、温暖、平等且尊重的沟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丁瑜曾深入研究虚拟恋人现象，认为AI能根据不同场景灵活切换功能。这种高适配的沟通体验，折射出大众对理想交往模式的向往。但丁瑜也表达了审慎的忧虑：“一旦习惯了这种人机交流，回到现实中，矛盾和分歧带来的心理落差会让人‘觉得没劲’。”这种落差感可能导致使用者回避线下深度交往，从而压缩真实的社会连接。
AI依赖的底层逻辑
AI依赖的快速蔓延，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技术、社会与心理三重力量叠加的必然结果。
技术门槛的消弭是根本前提。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栗永清认为，AI依赖蔓延的主要原因是技术门槛和成本的降低，它同手机、汽车、互联网“爆发”相同，本质上都是工具的普及。但AI的特殊性在于，它直接介入了传统的“精神生产”领域。
效率压力是被普遍感知的催化剂。在各行各业以产出效率为核心评价标准的当下，AI提供了一条绕过艰难思考的“捷径”——三秒钟生成提纲、两分钟写完一篇文章，这种即时满足感远比深度思考带来的延迟回报更具诱惑力。栗永清表示，当工具已经摆在那里，效率焦虑便成为推动人们按下“外包”按钮的临门一脚。方格格认为，功能性依赖主要由学业竞争与职业需求驱动，如大学生与青年教师面临的高强度、高频率学术评价与考试等，都会导致对AI工具的依赖。
现实社交缺口构成情感需求的真空地带。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和日常交往，存在分歧、敷衍等问题，很难实现持续正向、无条件的包容。AI无情绪、无冲突的回应模式，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促使部分人群将情感慰藉需求转移至人机对话。问卷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86.36%的受访者自认对AI的依赖程度较初次使用时有所加深。方格格认为，孤独感、社交焦虑与自我效能感缺乏，共同构成AI情感依赖的心理基础。丁瑜则提出，从积极一面讲，使用者可借助AI提供的正向互动，主动反思现实人际交往中的短板，学会更好地回应他人。
赋能与风险的博弈
AI依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调查显示，AI对使用者的影响呈现出赋能与风险并存的复杂格局。AI是强大的“认知外挂”。77.27%的受访者认可AI提升效率的价值，60.39%的受访者认为AI能拓宽自身思考角度，提供全新的创作思路。在构思的瓶颈期，这种辅助价值尤为突出。然而，长期过度使用AI的隐性风险更令人担忧。这些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由个体认知出发，逐步向社会文化与现实关系层面渗透。
最直接的冲击发生在个体认知层面。调查中，62.34%的受访者将“认知能力退化”视为最大隐患。当无法使用AI工具时，近六成受访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杜智涛提出，若AI总能给出自信且流畅的答案，用户对信息真伪、逻辑漏洞的警觉性会逐渐钝化，形成“答案依赖”而非“问题意识”。
当个体的批判性思考开始锈蚀，其影响便溢出个人范畴，在社会信息层面显现。当AI“幻觉”制造的虚假文献、编造案例被不加核验地采信，不仅会增加学术与公文写作的失真风险，更会在更广的层面上削弱社会整体的纠错能力。
这种同质化的内容生产方式，正在向文化与审美领域蔓延。栗永清提出，AI批量产出的模板化内容充斥视野。长期浸染其中，个体差异化表达能力便会悄然钝化。创造源于不可复制的个体感知与试错，而标准化、同质化的内容输出正在消磨这种原生能力，这种损耗对文化与科研领域而言，是一种更为深远且不易察觉的影响。
构建健康的人机相处模式
面对AI依赖的多重挑战，83.12%的受访者认同理想的模式是“以人为主、AI为辅”。如何将这一共识转化为现实，需要从个人、平台、教育、治理四个层面进行系统性的“边界划定”。
个人层面，需建立先思考、后借助AI的使用习惯。77.92%的受访者认同应做好自我管理，主动限定AI的使用场景与每日使用时长。丁瑜表示，使用者应主动交叉核验AI生成内容，辨别虚假信息，借助人机互动反思现实关系，杜绝完全外包思考与情绪疏导。
平台层面，应承担设计责任。42.21%的受访者期待增设独立思考提示和使用时长提醒。杜智涛建议，平台应落实AI生成内容的强制标识，优化算法，减少模板化内容的推送，并提供引文核验等辅助工具，帮助用户辨别真伪，而非沉溺于信息“舒适区”。
教育层面，要从“术”的培养转向“道”的塑造。对于56.49%受访者提出的媒介素养培训需求，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众多高校已作出先行实践，将AI规范使用纳入通识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发布中国首套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全学段的“大中小一体化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教材”，北京市教委积极引导北京各大高校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形成人工智能通识课“一校一品”的“AI+专业”特色品牌。
治理层面，政策引导需及时跟进。目前，法律法规对思维依赖与情感依附的引导尚处空白。47.4%的受访者期待社会加强科学使用AI的宣传，尤其要让公众意识到“快”不等于“好”。相关部门应完善细则，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在学术评价、绩效考核中探索更侧重思考过程与创新质量的多元指标，并要求在文本中附上“AI使用声明”，以区分人的独立思考与机器的辅助贡献，在全社会推动形成“以人为核心、AI作辅助”的价值共识。
方格格特别提醒，AI治理最终要落到丰富人的现实生活上。治理的目标不应当是降低AI使用率，而应当是保护人的认知自主性与情感健康。我们要守住的底线是：技术可延伸人的能力，但不能替代人成为主体。
AI浪潮已至，我们无法退回没有它的时代。此次调查可见，AI的隐忧从来不是工具本身，而是人们在功能诱惑下，因惰性而主动交出深度思考权。守住独立思考、保持向内反思的能力，才是我们在技术洪流之中安身立命的根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段丹洁 实习生 周缘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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