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问：“公知爱谈民主，你却特别爱批评公知，你是否不太关注民主？”
我很明确地回复：“我跟他们的分歧不是民主，我是民主派。”
在《石头里的水》一书中，我非常清晰地阐述了民主，可能跟多数口头民主派有所区别，不是那种“民主之后杀你全家”的伪装派，我的核心价值观里只有民主与法治。
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会有许多的逆向回忆，一方面是物质性记忆，一方面是精神意识记忆，对这两方面的认知与评判能反映整个生命历程的综合修养，与身份地位和财富身价不构成正比关系。
物质上，我是极简的。很多人或许不信，我曾经都不打算买商品房，直到2015年在朋友同事的规劝下才购买。讲物质，国人最爱从舌尖找结论，不吃撑，就不算合格。小时候，吃，穿，住，村里最差的便是我家。现在，一回村里，别人喜欢帮我回忆曾经的“贫穷”，但我本人思念最多的却是那时的亲情温暖。
精神上，我对近五十年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历程记忆是深刻的。
八十年代，与之前比，有一次意识大转轨，一批人下去，一批人上来，不断否定，不断撕裂，精神的畸形化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模样。
到了九十年代，自由化思潮并没有因为挫折有所改变，它只是更换到更为物化的轨道上来，从农村的私化过渡到国营企业的破产私化，房产商品化的浪潮给所有人在物质判断和财富理念上做了划时代的洗脑。
由于媒体的相对落后，八九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变化并不能够对全民产生普遍性作用，能产生精神影响的精英数量还极其有限，它还没有形成带有类党性质的集团存在感。
二十一世纪初，互联网开始慢慢由科技精英使用的先进工具转向为普通百姓的家用商业媒介，它促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彻底地思想革命。
有了互联网之后，国内形成了一个新的自命不凡群体，一批自我标榜为社会价值启蒙者的群体将自己称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简称为“公知”。这个群体，它的黄金期是2000年至2012年。在这段时期内，他们的影响力空前绝后，他们背后的内外靠山也强大无比，他们不是党，但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比党还党。茅于轼的一句话“高利贷是个好东西”就可以让高利贷合法化，其流毒至今还难以肃清。2011年的一次高铁事故，让许小年说出“中国不适合发展高铁”和易中天说出“高铁不利于观看路边风景”这样的无知结论，在当时的情况下，竟然能燃起一阵反高铁浪潮。那个时期，很多事情不是官方说了算，也不是法律说了算，“公知”的看法更为权威，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笼络他们，哄抢他们去讲座，最贵的“公知”出场费炒到30万元，并且还要排队等待，讲良心的真学者倒是不吃香，有没有资格当佳宾，得先看你身上的“公知味”足不足。
公知群体在没有遇到反抗力量之前，他们的价值观几乎就是全民价值观，他们的历史观就是全民历史观，他们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就是全民必须接受的中国蓝图，他们对新中国的评价就是全民应该接受的真理书。
在这个黄金时段，“公知”给中国人编制了以下主要思维框架：
新中国必须完全割裂，毛主席时期必须全盘否定，连主席的功绩也要否定；
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否定，私有制必须成为唯一正确选择；
借“中华民国”否定新中国，“民国风”和“民国大师风”一度成为中国风；
国家归属和军队归属的制度修正必须效仿西方，宪政解释权只能按西方定义；
红色是一种羞耻颜色，逢红必反，红色作品要打倒，红色的英雄也要打倒；
必须倒向西方，哪怕做奴才也要做西方奴才，只要西方愿当主子，为奴亦光荣；
放弃大一统国家理念，国家可分裂，战略核力量也可以放弃；
物质是唯一真理标准，道德新标准和法律新标准都必须服务于物质标准。
不谦虚地讲，我爱读点书，爱读红色书籍，爱读毛主席的书籍，爱读史书。
然而，我并不喜欢凑热闹，从不写文章，更不评论别人，阅读网络信息，纯粹是消闲，只放在心里，偶尔作茶余饭后的零食。
2003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底，正值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网上有人写赞美社会主义的文章，有人写纪念毛主席的文章，还有人组织到韶山朝拜主席。
本来是件极为平常之事，对伟人，对新中国的国父，有点怀念，有点纪念活动，乃情理之中，或者说本就是一种义务。
然而，“公知”中有人讲：“现在，还信社会主义的，还信毛泽东的，都是些穷鬼头，不值得关注，更不必在意，一小撮人而已。”
穷鬼才信社会主义？穷鬼才信毛主席？这么狂的结论怎么能出现在新中国？
我迅速地转变观念，开始认定自己就是那种穷鬼，并且要以穷鬼的身份写点东西。
很快，我在几乎所有的大门网站都注册开户，有博客，有微博，有社区论坛帐号。
写什么呢？就写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历史，就写毛主席的历史，就写驳斥公知思维框架的相关文章。刚开始几年，以写毛主席的文章为最多。
后来，有些红色网站不断转发我的文章，一旦有纪念活动，网友们也会想到我，我真实地把自己变成了红色大潮中的穷鬼一分子，并且是非常坚定的一分子，最后，还多少有了点战斗力。
反击公知，我的着力点在：
关于毛主席，我不愿意一对一微观批判或辩论，始终牢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由毛主席亲手缔造，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就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也是由毛主席亲手缔造，毛主席是一位历史的、国际化的现象级伟人，这是“坏公知”的内心痛点。
关于国家观，本人的反击点在于：中国是人口大国和领土大国，从国格看，从民族尊严看，从人格看，不可能也不允许成为任何人的附庸，更不能当奴才，哪怕有物质诱惑也不行。大一统必须是中国最佳选择，没有替代方案。
关于新中国，我始终坚持：新中国必须是一个整体，割裂事件，撕裂人物，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新中国的解体和国家的混乱。
关于中西关系，我倔强地承认：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艰生”就是万全长久之策，其它政策再好也只能是短期应对之策，归根结底要回到“靠自己”这个简单道理上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靠依附关系长久强盛于世界。开放交流永远支持，洋奴思维绝不接受。
关于红色与多色，我的倾向性是：红色是新中国的主色调，信仰它是一种自觉，不信仰也是一种自由，相互尊重便好，“逢红必反”是一种邪念，是一种颠覆观。
关于改革与开放，我的强调重点是：不一定要把这四个字组合起来论述，分开讲也可以，我在2009年最早论述改革和开放的起点与过程命题，着重论述了改革与开放的主动性和被动性命题，2018年，我写了十篇关于改革与开放的分类命题。网络上，没有人比我更早深入讨论“起始点”和“主被动性”两大命题，这也成了后来许多人的写作着力点。
关于公私制度，我保持客观理性：在《宪法》未修改之前，该坚持的公必须坚持，该保护的私也必须保护，不能把活得很好的公产化为私产，也不能把合法致富的私产没收为公产，目前的财产分布格局是历史变迁的结果，任何方向的过激休克疗法都不可取。
中国的“公知”被无上光荣化并不是因为他们真讲民主，而在于他们曾经的煽动力，也在于公众曾经的群体思维惰性。
中国的“公知”走向贬义化并非民主的消沉，相反，它更加印证了群众性民主的崛起，它可能并不是制度引导，但又间接反映了网络民主的自动自发，阻力虽大，正义无敌。
中国的“公知”，他们身上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极端的“双标”。
任何人，包括我，大脑里都有一定的双标情感区。区别在于：“公知”的双标，最终会归结到媚外，他们的借力点在外，他们的利益点也在外；爱国公民的双标，着力点在国内，利益侧重点也在国内，最终依靠力量也是国内。
尽管“公知”有携洋自重的心理依托，是不是要全盘否定“公知”的全部？
我个人不支持全盘否定，我只批他们的害人一面，不批评他们的正确思想，甚至他们中的不少人是真心在推动民主和法治进程，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好词，如果希望它能从贬义回归到褒义，必须做好以下几个转变：
“公知”的心必须回归到公民本心。前几十年，“公知”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低看了普通人的认知能力，以为自己的标准就是永恒真理，不可辩驳，认为自己的心别人难以吃透。实际上，人心是相通的，无论你多狡猾，你的一言一行总有照妖镜可以照出真相，揭不揭露你只是个时间问题。
“公知”的立场必须回归到国家本责。活跃在网络的“公知”，多数是中国国籍，少量是外国国籍，对于外国国籍的“公知”应该尽可能限制他们的言论表达空间，尤其是带有特殊动机的煽动型奸人不能太过自由，中国国籍的“公知”在法理上就有责任站在中国立场说话做事，胳膊不能朝外拐，这是个原则问题，携洋无法自重，是不自重。
“公知”的行为不能有明显的政治投机和利益捆绑。市场经济，资本时代，搭在“自由话语体系”中的政治术语和投资术语非常丰富，短时期可以迷惑不少人，但最终仍然能被公众识破，如果你想当一个独立纯洁的正义知识分子，就请少夹杂这两大心理追求，不要有公众看不懂你的侥幸心理。
经过二十几年的战斗，我有几个判断：
像我这样的穷鬼真不只是一小撮人，而是相当大的群体，大到占中国人口多数，穷鬼，就是国家的立柱，精英，通常是塌楼的原因；
如果愿意民主理性地辩论，穷鬼可以非常自信地与“公知”较量，通常不会落败，只要资本不封杀穷鬼；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独立的国家，穷鬼是最可靠力量，不是之一；
“公知”眼中的穷鬼，只是穷在财富，并不是穷在智慧。
关于“公知”，最后我还想讲两个自己的看法：
一般的“公知”仍不算是敌人，多数可以回到人民立场；
我跟“公知”的分歧不是民主，没有谁可以代表民主，都只是民主进程的一分子。
写于2026年8月9日星期日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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