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永葆旺盛生命力的坚实保障和根本要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与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的语境中对中华民族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形”和“神”进行了主体性建构，并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增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精神独立性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地位，在思想理论创新、核心价值观培育、传统文化弘扬、知识体系建构等关键领域展现了鲜明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精神文化领域牢牢掌握主动权、定义权和话语权，在“两个大局”的交织激荡中巩固并升华了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品质和气质。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追求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历史逻辑与主体性实践，能进一步理解和凸显百年大党的政治智慧和精神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精神独立性问题，鲜明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任何文化“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鲜明提出“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战略性文化使命。“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和标识性概念，也是其理论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展现。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是追求和捍卫精神上独立自主的生动典范和鲜活榜样，不仅善于通过自我革命保持自身独立自主的精神自觉，还引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重拾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以新的立场、思想、理论和制度重构中华民族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样态，推动中华民族在保持精神独立性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回顾总结这些历史进程和逻辑，能进一步发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
一、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历史样态和气质
黑格尔说过：“精神的实体是自由，就是说，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自己与自己本身相联系。精神是自为存在着的、以自己本身为对象的实现了的概念。”在黑格尔的观点中，精神的目的是发现和认识自己，使自己从自己本身中产生出来，成为自己的“对象”，进而达到一种“自为”的存在。黑格尔虽强调精神的自主性，但因困于唯心主义认知框架，将“抽象体系”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让现实屈从于概念的逻辑，导致精神的实践性被掩盖，沦为纯粹思辨和脱离实际的“理论推演”。这被马克思批判为“头足倒置”。马克思立足于唯物辩证法，批判了精神先验论和抽象统治论，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进而揭示了精神历史性、具体性、实践性、自主性和能动性特质，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从唯物史观来看，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是主体在精神选择、创造、发展和评价上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和依附他人心理，保持独立思考、自我主张、自主决策、自立自强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与意志品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些曾经兴盛的大国在历史洪流中日渐式微甚至淹没于历史尘烟，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将发展主动权拱手让给他人，丧失了精神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主体在精神上一旦受制于人，精神家园就会遭遇被奴役的危机，发展行动就会丧失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华民族穿越千年时空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与其内在的主体性品质特别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自主的能力、意志、品格和智慧是分不开的。“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深层密码。
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而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原生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认同并丰富、传承着自己的思想观念、精神世界，以至化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也就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主体性”。中华文明不从属于任何其他文明，从来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形态、价值坚守和道德旨趣。
从文明起源来看，中华文明具有典型的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由于中华民族内部各区域的地理环境不同，在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了经济形态、文化面貌、生活习俗等各有不同的区域性和“子模式”文明形态，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这些区域性文明独立发展且各有特色，彼此间又交流互鉴，最终融汇并共同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和民族融合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以及独特的文化基因和价值理念。
从文明创造来看，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依靠自身的勤劳和智慧，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方面创造了丰富且灿烂的文明成果。在物质文明方面，完成了造纸术、指南针、地动仪、织布机、活字印刷术等技术创造，在农学、医药、天文、算术等领域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在制度文明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分封制、郡县制、科举制和历朝历代的成文法，以及“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富含国家治理的有益资源。在精神文明方面，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发展阶段后，中华民族形成了看待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独特世界观和价值观，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宇宙观、“家国同构”的伦理观与社会观、“仁者爱人”“和而不同”的处世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厚德载物”的道德品格等，这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特别是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其“内圣—外王—天地”的独特思想和价值体系，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要标识，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独特智慧。
从文明交流来看，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对外开放和交流互鉴彰显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气度。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融会贯通又不失本色，不断丰富和拓展自身文化体系与空间，并催生新的文化元素。例如，源自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产生极强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同时，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文化融合并被改造，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形态。瓷器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创造，是中华文明的鲜亮“名片”，而青花瓷在制作工艺和技术上吸收了西亚和中亚等地的一些技艺和特色，体现了“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风格。换言之，文化的交流并未削弱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相反却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文明自主性融合和创造的品质。
中华民族在塑造独特文明成就和标识体系的同时，也铸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基因和追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这些先哲往圣的名言警句都彰显了追求精神上自立自主的意志，是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精神的外显。总之，从宏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华民族特定的地缘条件、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政治选择、价值理念和民族关系，决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记忆、文化创造与情感选择。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特性，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磨砺中展现出了鲜明的精神意义上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二、近代中华民族遭遇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挫折与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建构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工业革命之力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华民族因此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劫难。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自主危机，不得不踏上寻求和维护精神上独立自主的艰难“苦旅”。
1、近代中华民族遭遇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挫折与危机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不仅体现在军事和经济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和文化领域。他们企图通过“驯化”“传教”“办教育”“办报纸”“办慈善事业”等方式对中国进行系统性的文化渗透和殖民，以达到对中国人的精神控制和奴役，实现“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目的。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就曾大量介绍西方的地理、政治和文化，宣扬殖民奴化、美化侵略思想。“盖国事不宁，社会紊乱，国外之宗教，既挟其国力与其文化，乘我之隙而得我之民心。”一些国人“甚且以入教求学，得受欧、美之文化为荣”。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除了武力掠夺之外，还推行“奴化”教育，强制中国学生学日语、说日语，阻止中国学校开展中国历史教育，强推日本历史教育，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精神殖民和文化渗透来淡化中国人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感。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精神殖民，再加上长期以来封建制度对人的思想控制、个性扼杀和人性压迫，使得近代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遭受压抑和钳制，精神主体性遭遇严重冲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此外，在西方工业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中西方文化碰撞加剧，“天朝上国”的迷梦被击碎，民族自信心备受打击。巨大的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一些仁人志士纷纷拿出救世方案，文化复古、全盘西化、中西调和等主张竞相出场。文化复古主义者推崇儒学，提倡以复古推动启蒙，用国粹激发“种姓”。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思想大量传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猛烈批判，“打倒孔家店”成为主流口号，传统与现代的较量和碰撞尤为激烈，“全盘西化”论调也随之兴起。该论调极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主张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认为只有全盘学习西方才能化解中华民族危机。代表人物陈序经极力主张全盘向西洋学习，宣称西洋文化优于中国文化。在他看来，“救治目前中国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洋化。但是彻底的全盘西洋化，是要彻底的打破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垄断，而给个性以尽量发展其所能的机会”。胡适提倡“充分世界化”，主张“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他认为，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介于“复古”和“西化”之间的“中西调和”论，提倡在保持儒家伦理和统治秩序之“体”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技术和军事之“用”，在互补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综合性文化。应该承认，这些文化思潮和论调都是民族危机面前中国思想界人士的文化思考，体现了他们不甘遭受压迫、寻求思想理论以挺起精神骨气的意志，但这些主张要么未触及经济社会基础和制度革新的根本性问题，要么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终究未能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也因制约文化自主创新、弱化民族文化自信等不足而无法解决中国人民精神上自立自强的现实难题。
在思想论争之外，实践探索也未停止。近代中国先后开启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等物质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探索，还有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的早期新文化运动，都是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被动性”反应。这些现代化探索虽然展现了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精神渴望，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而且导致“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其深层原因就在于这些探索缺乏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在精神上处于对西方的依附状态，不少内容是简单移植或照搬西方技术、制度和思想。所以从近代的民族危机和历史实情来看，西方的精神标准伺机“狂轰”和“渗透”，导致传统的精神标准及权威地位和影响力下降，现代的精神标准仍在探索、尚未定型，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独立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危机。如何解危并进行适应性和创造性的建构，仍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2、中国共产党对精神上独立自主的积极捍卫和主体性建构
在各种“主义”纷纷登场交锋，中国人的精神求索和选择陷入彷徨困顿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描述德国革命形势所说：“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批判武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通向人类解放的切实方法和路径，其“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主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运用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学说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前途问题和革命形势，自此中华民族的命运迎来了新的转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是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自主图强的道路上拥有了新的思想、新的组织和新的方案。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是在经过反复比较和长期探索后的自主选择，是将外来理论与本土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精神自觉。毛泽东曾说过：“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就包括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凭借其自主的政治倾向、思想选择、理论创造和价值主张，延续并捍卫了中华民族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历史传统，并在新的历史场景和时空中重撰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内容、形式和气质，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凸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磨砺和淬炼中从幼年逐渐走向成熟、从依赖外部逐渐走向自主思考，积极捍卫和探索建构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一是肯定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不同，中国共产党以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坚守文化精华和优势的同时反对文化糟粕。毛泽东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汲取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展现了对传统文化思想精粹、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的尊重和传承，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独特文脉的自信，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和捍卫，这是维护中华民族精神上独立自主的重要基础。二是摒弃教条思维束缚，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绝不能当成“万能公式”和“机械模板”，不能不顾具体实际予以照搬套用，而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要围绕具体实践实现创造性发展。中国共产党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了其基于中国现实的精神自主，但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因一味听从共产国际指令、教条化思维、机械照搬等原因，使中国革命出现严重失误。危急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纠正了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共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本指导思想和精神阵地上保持独立自主品格的生动体现。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引领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不仅是建立一个经济上繁荣和政治上自由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这个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其核心内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基本纲领的确立和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破立”问题上的自主卓见，明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思路，为革命胜利夯实了文化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显著成果。四是辩证吸纳外来文化以充实自身的精神主体性。中国共产党追求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相反还主张选择性接纳和辩证性吸取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而充实自身的精神文化体系，增强自身精神体系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和包容性。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开放包容、虚怀若谷的格局为丰富提升中国文化内涵、巩固中华民族的精神自主提供了有力支撑。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是因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自觉、形成和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道路，而这一切与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自主的自觉和意志有着密切关联。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建立了全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框架，切断了中国与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继续保持着对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坚持和追求。一方面，破旧立新，塑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努力消除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文化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倡导和树立集体主义、自力更生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加大批判封建旧思想、改革旧教育制度、加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建立各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努力以新的精神姿态和风貌展现与以往旧中国不同的新中国精神气象，消除旧思想文化对人民的精神束缚，展现新人新风貌。另一方面，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对苏联模式及其经验和意识形态曾有一定的依赖和效仿心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反思苏联模式弊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毛泽东还特别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尝试摆脱对苏联模式的依赖，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自觉，其实质也是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在道路探索上的呈现。此外，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国家封锁打压、国内资源匮乏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工业建设、民生工程、科技创造等领域依然取得了非凡成就。这些生动火热的成就直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意志，有力地提振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之后一段时间由于对形势判断的偏差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出现了思想认知和探索实践的失误，党和国家事业遭遇挫折。客观来说，在没有丰富历史经验的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最初不可避免地会走上“跟随学习和效仿”的道路。但跟随学习是“学徒样态”，终归要“自我成长”，而“自我成长”并非易事，不可避免要经受挫折，不过这能为“自我成长”提供深刻启示，避免今后走弯路。
历史曲折往往孕育着新的机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危机，而走出危机的过程是一个在艰难的挣扎与探索中重新定位自我、吸收外来思想，并最终通过革命和改革重建精神主体性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其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可以看作在融合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构建一种新型的、立足于自身实践的、独立自主的现代精神认同。这条道路至今仍在延续和发展之中，其深层逻辑便是“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和“文化主体性”。
三、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坚守和强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力开创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也是对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探索进入全新语境和时空的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中央及时校正了思想路线，对以往历史错误进行了果断清算和纠正，迅速调整中心任务和发展战略，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走自己的路，自力更生，根据中国实际自主创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回答了如何立足中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飞跃性和系统性发展，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品质进一步增强和凸显。
1、以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筑牢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重大历史抉择，厘清社会主义本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解决的时代课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和反思历史教训，坚决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思想禁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看来，“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打破思想枷锁、推动思想解放是确保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前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扫清了思想观念障碍。
2、立足中国国情自主推动理论创新和道路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邓小平总结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办经济特区等实践经验，郑重作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表明了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自此之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道路自觉和理论自觉。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时代问题，围绕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目标进行了自力更生的现代化实践，这些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道路选择是坚持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精神主动和风貌。
3、根据中国实际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开始凸显，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简单复制和效仿他人文化体系，需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本民族文化资源，同时积极建构与时代相匹配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展现出了积极的能动性、自主性和民族性。随着国际交往日益深入，中国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如何保持“中国特色”和“自我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对此，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面对开放环境下个体权利意识的增长、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为强化价值共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党中央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和引导，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这标志着面临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冲突与碰撞，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自主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实现了从强调“破旧立新”转向主动“凝练建构”。这些文化举措和精神主动立足中国现实需要，是坚持精神上独立自主的生动实践，巩固了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强化了价值共识，丰富了人民精神生活，增强了人民精神力量。
4、合理吸收外来文化
面对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和外来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共产党既主张以开放的思维合理借鉴与吸纳，又始终坚持思想文化上的独立自主，反对简单附和与盲目跟随。邓小平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江泽民指出：“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胡锦涛强调：“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以充实自身文化主体性，走出了一条在开放中确立自我，在交流中深化自信的道路，超越了近代以来“中西对立”“体用之争”的二元思维模式，形成了一种更为成熟自信的文化发展观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品质。即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在中国的流动进一步加快加深，思想文化的碰撞进一步加剧，但中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循序渐进”的原则，展现了在开放竞争中坚守精神独立性、在深度互动中掌握发展主动权和坚持自主发展的定力和智慧。
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尤为重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综合国力竞争和较量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制度创新、文化建设、科技创新、国际交往等领域始终坚持并不断巩固精神自主性和独立性，坚信“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自觉和意志，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之时，中国共产党筑牢思想根基、坚定道路选择、顶住政治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向全世界深刻展现了坚持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四、新时代伟大变革中中国共产党对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巩固和提振
中国共产党依靠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缔造了历史伟业，也必将以此开辟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提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重大命题，坚信“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迎难而上，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极大提振了中国人民自主创造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志气，也从多个角度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写下注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伟大理论创造，尤其是举好自己的旗、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的自立自信自强品格。
1、以“两个结合”强化党的理论创新的自主性
一个政党要保持自主有为，首先必须确保自身能在理论上围绕新实践不断进行自主创新，否则就会丧失立身之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历史实践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思想共识，展现了在思想建设和理论创造上不僵化、不教条的独立思考精神。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基于新的时代背景的认知创新。“两个结合”在强调立足中国具体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注重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彰显了立足本民族实际和历史文脉进行思想理论创新的自主精神，同时为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两个结合”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理论强党层面的独立自主意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引，注入了丰富的文化滋养。
2、立足中国实际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成为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知识体系作为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在国际竞争中的比重日益增加。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对中国现代学术建制形成了重要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一些人认识世界、阐释中国的方式。随着西方国家霸权逻辑的深入，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常常将基于特定经验或区域发展而得出的结论，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一般规律”，企图用这种“普世”框架来裁剪中国丰富而独特的实际，以西方的理论预设来评判中国实践，导致一些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理解出现系统性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因此，立足中国实际，“以我为主”，建构属于自己、贴近自己、适应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关乎国际话语权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问题，更是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弘扬中国精神和提升话语力量提供了前进方向和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不能养成以西方知识和理论来解读和评判中国实践的思维习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这些重要论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破除西方理论“神话”、抵制思想殖民和话语霸权、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坚定决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用基于自身文明、立足自身实践、融合人类智慧的知识体系解释“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向何处去”，中国才是一个成熟的文化主体和精神实体。
3、守护文化根脉以增强文化自信
一个民族要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就必须保持对本民族文化的理性认知和自信认同。深厚的文化自信，如同一个坚实的“精神标杆”和“精神锚地”，为我们提供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根本价值标准，让我们不会轻易被他者的文化光环所迷惑，从而在精神上保持定力和自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将其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命脉和强大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我们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近年来，党中央加强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与研究、中华文明探源等重大工程的建设。这些重要理论和实践的宗旨就是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肯定中华文化的原创性成就和文明价值，铸牢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丰富多样且特色优势显著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夯实文化自强、精神自主的根基，确保中华民族在价值多元和文化激荡的时代不陷入文化归属和寻根的焦虑和迷茫，始终保持精神家园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不流失、不褪色。
4、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增强主流价值的主体性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在于不盲从不迷信，拥有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自主选择和价值建构的能力。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需要坚实有力的价值牵引、根基和中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际自主构筑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有了价值选择和评判的核心，就有了精神创造和选择的“主心骨”和“定盘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导功能，就是确保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拥有正确且独立的价值标准和航向。不可否认，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复杂环境下，西方国家价值观的渗透无处不在，企图弱化中国人价值追求的独立性、改变中华民族价值行动轨迹的“西化”“分化”行为时而有之。基于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从文明创建、家风培育、英模人物教育、文艺熏陶等方面入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健康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就是在增强中国人的精神独立性和价值主体性，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阵地，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
5、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现代化是一个“共性”与“个性”并存的历史进程，“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带领中国人民依靠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价值、新的思维和新的动力，通过革命性重塑和系统性变革，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独特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展现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形”和“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概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基本特征、重大原则、实践要求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性规定和阐释，全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和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伟大创造，既要在物质上呈现创造力，更要在精神上呈现独立性、内生性、主体性和超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党中央基于文化强国使命的战略性论断，其要义是以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精神自主创造出既扎根中国本土又能引领时代的新文化形态，进而从根本上避免对西方现代化文化精神和范式的盲从。这种文化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立足点，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相互贯通、结合和成就为内核，坚守理论创新的自主性，守护文化根脉，筑牢精神根基，同时以“人民至上”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宗旨，彰显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价值遵循。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内容丰富，兼具民族特色和人类关怀的文明意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坚守文化主体性、保持文化自我定义和主张、增强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智慧和意志。
总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探索，是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背景下，以一种更加自信、主动、开放的心态和气质进行的一次开创性、系统性和深层次的精神创造，在巩固精神自主和自信的同时，迈上了精神自强的新高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了更为坚实的精神“屏障”和“护盾”。
结语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物质力量的强大，更是精神力量的强大。回望过去，中国共产党在捍卫和追求精神独立性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驰而不息的主动有为姿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能确保理论创新、制度设计和道路选择的自主权和正确方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发展主动权，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构筑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精神防线，进而夯实长期执政的精神基础；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守护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帮助中华民族摆脱了近代以来的精神依附和漂泊，发展和提升了基于中国国情的主体性判断和思考能力，并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文化主张和价值体系，筑牢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中国共产党依靠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成功探索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破了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增强社会主义事业信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人类文明发展来说，中国共产党依靠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开创了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而有效抵制和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垄断”和“叙事操控”，并提供了一种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有力回击了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的霸权型文明观。
（作者：田旭明，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6期”；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