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到今天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今天重新阅读这篇文章，不免会生出许多感慨来。关于文风问题，前几年曾闹得很严重。某些报刊上曾发表一种怪文，句子长达百余字，甚至有不加标点者，简直如读天书，不知所云。连国内的大作家、大教授，也摇头叹气地说:“看不懂”。既然发展到连大作家、大教授也看不懂的地步，问题可谓严重了。如果这样的文章尚属个别，那么在诗坛上令人看不懂的诗，却并不罕见。我曾问一个诗歌编辑:“你们刊物上发表的诗，你都懂得吗?”他坦率地告诉我，他也看不懂。问题就来了:你既看不懂，为什么还要发出这样的诗呢?有时打开一本新来的杂志，随着扑面而来的油墨的香味，不禁兴奋地想读几篇，可是刚一接触，内容且不说，那蹩蹩扭扭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长句子，那些生僻词语和外来名词一连串的疲劳轰炸，简直使人就象行走在堆满大大小小乱石的山坡上，不得不望而却步。过去提倡写文章要“深入浅出”，就是说深刻的思想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陈毅老总曾说，白居易的诗是“晓畅有深意”，.可见这二者是可以经过作者的努力，使之完美地结合的。而目前的许多文章和诗篇，却恰恰相反，不是“深入浅出”，而是“浅入深出”，你费了好大气力，连想带猜，好不容易把一篇东西读完了，那里面包涵的思想却甚为可怜。看到这种现象，我就不禁心中暗想:我们的文风，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
文风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始终关注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和学风、党风密切联系的问题，因而也是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大问题。事实上，在提出《反对党八股》之前的1938年，他就提出这种指导思想了。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里指的自然不仅仅是文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但对宣传文化工作者来说，对改进文风来说，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指针。
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这次整风，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马克思主义进步中国化了。党员、干部，上上下下，不管干什么都要讲调查研究，都要讲从实际出发，都要讲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经过整风，全党面貌一新，各条战线生气勃勃，在党的历史上可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现在回顾起来，那次整风实际上孕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在那次整风中，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解决了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在与工农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到学习群众的语言。因为毛泽东同志多次告诫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还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到今天我可以说，解放区的作家们和文艺工作者，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的期望。在我熟悉的作家中，我就知道象杨朔、马加等同志，就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听到群众生动的语言就随手记下来。康濯同志是湖南人，在他的小说中你会发现，他对北方农民的语言是多么熟悉。这些都是下了多少苦功呵!五四时期兴起的白话文，是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解放。但因为时不久，一些文章未免还留有小脚放大的“改组派”的味道;另一些文章则有浓厚的欧化气息，读起来简直象读翻译作品。如果你读一读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象丁玲、赵树理、孙犁、邵子南、马加、秦兆阳等人的小说和散文(诗歌、戏剧且不说)，你就会发现，过分欧化的八股气和改组派的痕迹，已经大大地扫除了。可以说已经树立了一种新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风。这在文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某些人反而把这些看作是落后的、不时髦的东西。在他们的作品里，不是洋八股的气息越来越少，而是洋八股的气息越来越浓，以致弄出一些看不懂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风上的倒退。应当说明，我们决不反对吸收外来的有用的东西，但是应该很好消化，化为自己的血肉，并且服务于创造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风。
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可以说是这种崭新文风的典范。不论他的讲话或写作，总是那么新鲜活泼，深入浅出，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有通俗易懂、饶有风趣的表达。可以说毫无八股气，通体都是中国气派。就以《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三篇文章来说，是何等地深刻和生动呵!我们拿出来读读，仅从文风上来说不是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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