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究货币与财富的问题，追根溯源，找到了欧洲的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理论，再读世界史，有点想法，与同行分享。
一
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理论。重商主义将财富等同于金银货币，一味追求贵金属流入；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跳出了这一框架，他认为国民财富是一国每年产出商品与服务的交易总量，财富源自劳动分工，推崇全球商品生产分工，以利润与贸易总量作为衡量标尺。英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就是重商主义的升级版。后者以货币积累为财富积累的标志，前者则以苛交易的商品总量——而不是商品结构——为财富的标志。二者存在共通的盲区，即只关注经济总量表面优势，忽视产业结构带来的深层影响。
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看似机会均等，实则暗藏结构性陷阱。在近代欧洲格局中，英国率先站稳工业赛道，而法国以及众多殖民地长期被锁定在农业、原材料供给环节。自由贸易体系之下，先期拥有实业优势的国家如英国持续占据产业链优势地位，后进地区很难自主培育本土工业，这也是李斯特重点批判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依据，也正是李斯特的理论，德国一直坚持重工业优先路线。二战前魏玛共和国时期，曾搞过一段时间很短重商主义的路线主导下的虚假繁荣，吃亏后反激出了以军工为主的纳粹德国。斯密学说的隐蔽逻辑就是：你可以有（GDP）总量，我必须有武装。要武装就得有高科技和重工业。列宁注意到这一点，1920年，苏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不久，他就提出：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的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9页。
英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就是重商主义的升级版。后者以货币积累为财富积累的标志，前者则以苛交易的商品总量——而不是商品结构——为财富的标志。英国人在规避了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危害的同时，却不忘以邻为壑，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精心包装后，明里暗里推送给包括美国[1]在内的世界各大国，鼓励他们接受符合重商主义要求的政策选择。再加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按他的理论，商品生产国不必进行产业升级，也不必追求新质生产力，只需要提高本国商品交换价值的总量（GDP），安分守己就可以了。如此一来，英国经济和国力就会在世界体系中保持优势地位。为此，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里斯特[ 2]运用历史的方法，对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判。
早期美国之所以与英国为敌，是由于它要走老师的路。不承想，崛起之后的美国，也在英国的鼓励下不自觉地掉入重商主义+自由贸易的“温柔乡”，并因此重复英国衰落的旧途。今天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是绝对必要的。
二
后世通用的 GDP 统计范式，延续了斯密体系这一短板：它仅核算市场交易价值的总和，不对产业属性、再生产能力加以区分。正如战乱环境中的乌克兰，军火制造、殡葬相关产业能够显著抬高 GDP 数值，然而这类消耗性产业无法积累民生资本、构筑可持续的国民经济根基，单纯依靠总量数据，显然不能判定国家实现真正发展。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除 GDP 这类总量指标之外，人均国民收入是另一项常用标尺，但单一的人均收入数值同样存在显著局限。考察人均收入，必须配套参照基尼系数，二者结合才能客观评判收入分配格局。基尼系数为 0 代表收入绝对均等，属于理论理想状态；适度的收入差距具备合理性，契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可一旦基尼系数持续走高，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单纯的人均收入指标便会走向反面。以美国为例，其人均收入账面数值可观，但是财富高度向顶层极少数群体集中，1% 甚至 更少的人群掌握巨量财富，他们的财富增加尽管拉高了“人均收入”的统计水平，但99%的普通民众若没有分享发展成果，光鲜的“人均”数据就是一种统计假象。
这一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为关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人民，共同富裕是内在要求。倘若只罗列人均收入数据，忽视分配结构，就难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说得好：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
三
纵观历史，从古罗马、西班牙帝国脱实向虚走向衰败，到近代英法发展道路分化，再到近现代大国兴衰历程可以看出：无论重商主义紧盯货币存量，还是斯密体系看重交易流量，单纯依靠单一总量、均值指标评判国力都有巨大局限。一国长久稳定发展的根基，不在于一时金银多寡、交易额高低、人均账面数字，而在于本土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可持续生产能力，以及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允许适度贫富差距存在，但分配失衡突破临界区间，就会背离发展初衷。评判各国经济，不能孤立使用单一统计指标，必须兼顾总量、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多重维度，避免被数据表象所误导。
注释
[1]“从1901年首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去年为止，总计有71位美国公民单独或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梳理2007年至今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6日。
[2]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是 19 世纪德国知名国民经济学家、历史学派先驱，也是保护贸易理论的奠基人，身处邦国分裂、本土工业孱弱、英国依靠自由贸易对外倾销商品打压他国产业的时代，其核心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书中同时批判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与传统欧洲重商主义，他提出生产力理论，认为国家长久兴盛的根基并非金银物资这类表层财富，而是本土工业、技术培育形成的综合生产力，坐拥大量美洲白银却产业衰败的西班牙便是反面典型，同时创立幼稚工业保护论，主张工业落后国家应依靠关税壁垒扶持本土制造业与重工业，夯实实体经济根基，等到国内产业发展成熟后再逐步放开自由贸易，他还区分个体经济与国民整体经济，反对完全放任的无限制自由交易，强调国家统一与产业均衡发展的关键意义，这套理论深刻指引了德国统一后的工业化进程，美国早期立国发展、苏联重工业化建设思路均与他实体经济优先的思想相契合，为后世所有后发工业国家产业保护发展提供了完整理论支撑，他既不认同重商主义单纯囤积金银、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也指出自由贸易仅适配工业强国，会严重压制工业薄弱国家的产业成长。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张文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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