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基金会
【导读】自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从蒸汽机、铁路、钢铁、电力、石化到信息技术——都带来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然而，近20年来，全球资本主义日益从以产业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性积累，转向以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掠夺性积累，其破坏性越发显露。金融垄断资本为了弥补实体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依靠金融化、私有化、技术-金融复合体等形式维持利润。危机不再是需要避免的灾难，而是资本进行大规模财富转移的“收割窗口”。今天，从潜伏的金融风险、经济泡沫到频发的地缘冲突，各类问题相互激荡、交织叠加，资本主义似乎已触及其物理与社会的极限，而非以往的周期性波动。鉴于此，本刊于2026年3月28~29日在上海举行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未来”研讨会。本文即由会议发言内容整理而成。
对中国来说，全面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现象表征、历史脉络与深层逻辑，是知识界的重大使命。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并行发展、不断较量的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更因为二者的演进是一个相互交缠、互为参照的过程。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社会主义的挑战，吸纳了后者的一些要素来进行自我调整；社会主义也引入并驾驭市场机制与资本要素来发展生产力，并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之中。而正是中国超大规模的产能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不断攀升，引发了全球利益分配格局的结构性位移，并成为激发和加剧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历史变量。在资本主义步入困局的今天，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已超越单纯的国家发展，成为构想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思想资源。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资本主义的历史极限？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未来”研讨会综述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正以空前的广度与深度显现，标志着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平发展的主调与20世纪8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缓和”时代的终结。全球范围内的增长率滑坡、生产过剩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相互交织，使原有的资本积累模式难以为继。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崛起，更动摇了长期维系西方霸权的中心—边缘结构。当全球化红利不再由西方独占时，中心国家逐渐背离其标榜的自由市场原则，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科技封锁与地缘政治对抗。随之而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危机，更使这场危机超越一般性的经济周期震荡，而呈现出总体化的特征。
在此历史交汇点，《文化纵横》杂志在上海召开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未来”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全面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现象表征、历史脉络与深层逻辑，并立足于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探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替代性发展路径，不仅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使命，更是重塑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由之路。
▍地缘政治的回归与战后国际秩序的终结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仅表现为利润率下降、产能过剩或金融泡沫破裂等纯经济的周期现象。国家暴力、帝国主义战争、阵营对抗等地缘（非经济）因素正全面回归，并接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下世界正同步进行着多达59场战争。战争，作为消灭过剩资本与重塑剥削版图的最极端非经济手段，再次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清华大学教授朱安东认为，在当前美国单边主义霸权和帝国主义武装干预的冲击下，不仅战后大国协调的“雅尔塔体系”处于崩塌之中，甚至连奠定现代主权国家平等与国际法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正在土崩瓦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文玲指出，传统经济学所定义的经济周期理论已经失效，非经济与非金融因素正成为主导当今全球动荡的决定性力量。在她所研究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十大变量中，非经济因素占据了六席；而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报告中，解释世界金融问题的非经济因素多达七个。陈文玲认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门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同步回归”，更印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寄生、垂死阶段的论断。
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曹远征则从国际治理秩序的维度深刻阐释了这一演变。他认为，基于规则的经济全球化正趋于碎片化，多边治理已向充满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竞争“回归”，其核心特征是全球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与武器化。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被塑造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公共产品”，而不仅仅是美国霸权的私有工具。通过提供这一公共产品与制定多边规则，美国实际上找到了一种执行霸权最廉价的方式，无须维持昂贵的海外直接殖民统治，就能通过规则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顺畅地汲取剩余价值。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规则的制定者成了规则的反对者。美国日益将美元转化为实施地缘政治制裁的政策工具，这实质上动摇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信用基础，对美国自身也无异于饮鸩止渴。一旦在俄罗斯、伊朗等石油国的地缘冲突导致石油供应链中断或结算网络脱钩，石油美元的循环即被切断，美国国债市场将面临流动性枯竭，进而威胁全球金融秩序。而能源供应链日益受制于地缘冲突的现实，更将人类的基本生存置于危险境地。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通过解剖罗尔斯学术生涯晚期作品《万民法》，揭示了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想的破产。罗尔斯将国际法主体由追求现实利益的“国家”替换为具道德内涵的“民族”，以“人权”为最低门槛，将全球社会划分为秩序良好的社会（自由民主社会、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和仁慈的专制主义）与非理想的“问题社会”（法外政体和处于不利状况的社会）。他肯定这些社会间的平衡与妥协，但也赋予“秩序良好的社会”某种合法性，使其能够以保卫秩序及人权为由对所谓的“法外政体”发动干预。然而，这一分类原则，恰恰为所谓“自由社会”打着“人道主义干预”旗号的帝国主义行径提供背书。汪晖讽刺道，今天世界上最频繁侵犯他国主权、破坏人权的“法外国家”恰恰是美国自己，但在罗尔斯的体系中，谁来制裁美国？
当前的全球动荡，究竟只是资本主义漫长生命史中又一次可以通过制度与霸权更迭来修复的周期性震荡，还是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已经触碰到了绝对的历史极限，从而演变为一场不可逆转的体系性和结构性总危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程亚文看到了两次全球化周期及其崩溃的相似性：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半期的第一轮全球化，最终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形式崩溃；而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寡头主导的第二轮全球化，正在走向不可逆转的崩溃与解体。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建立之前，我们正处于危机的“中间时段”。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鹏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同时对熊彼特技术创新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康波）理论，乃至世界体系理论所建构的霸权周期论发起挑战。在他看来，无论是康波周期的“五次巨潮”，还是世界体系论中资本“脱实向虚”与霸权转移周期的相关性，都往往依赖于一种潜在的技术与经济演进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假设，试图依靠“纯经济因素”解释资本主义内部的变动机制。严鹏就此发出诘问：“创造性破坏”是否存在极限？现代工业文明及其伴随的技术和霸权转移周期，是不是特定条件下的偶然性产物？而并未被这些周期理论计算在内的中国崛起，究竟是否能改变全球资本积累的关键参数，并终结这些周期性的循环？
▍“好资本主义”“脱实向虚”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
朱安东、《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齐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丁琪，在发言中都讨论了所谓战后“黄金年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妥协特征。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后能够实现罕见的长期繁荣，是因为它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宏观经济积累体制与社会调节模式。这套“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妥协制度诞生的根本动力，并非源于资本的内部逻辑，而恰恰源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遭受的空前强大的外部与内部压力。在外部，它面对弗里茨·巴特尔（Fritz Bartel）所说的两个阵营间的“承诺竞赛”（race to make promises），双方都试图通过扩大社会契约、提高福利和生活水平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在内部，战争所锻造的高度组织化和武装化的无产阶级力量无法在战后被迅速解散，为了维持国内的政治稳定，资产阶级必须让出一部分政治经济权利。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确立了实际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的机制，劳资双方达成了暂时性的协议。这种制度安排一度有效化解了困扰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实现危机，维系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罕见的长期增长良性循环。
程亚文和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强舸从公司治理与国家-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出发，指出这一时期美国乃至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企业追求“稳定增长”而非“利润最大化”， 其运作必须兼顾国家、社区、劳工等更广泛的利益。程亚文援引贝利（Adolf A. Berle）出版于1954年的著作《20世纪资本主义革命》，揭示了当时惊人的阶级妥协特征：当时美国公司的管理者不仅被视为资本的代理人，更被定义为“公务员的另一种形式”。企业通过创造就业、缴纳高昂税收支持国家福利制度，在客观上维系了资本与社会的相对平衡，政治权力对资本运动形成了有效的规制。
清华大学教授封凯栋则从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兴衰的视角，将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阶级妥协与地缘政治条件下，美国公共部门对基础研究极为广泛的宽容和支持，称为“漫长的历史瞬间”。二战期间，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的领导者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将数十万科研人员组织成服务于军事目的的“科学家大军”。为了在战后继续确保国家公共财政对科学界的庞大输血，布什在1945年借罗斯福总统之名，起草了《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一历史性报告，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基础研究”概念。他将原本无直接经济效益的科学探索，重新定义为一切应用开发和后续产业化创新的起点，并确立了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持续资助，为美国战后科研体系奠定了基础。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所带来的竞赛焦虑，成为美国构建其庞大的“有组织的创新”体系的催化剂。这一体系在运行机制上，形成了由国家强力主导的“三方接力”框架：国家机器（特别是国防部和国家宇航局等机构）通过持续的公共投入资助大学与国家实验室进行基础科研；随后，国家作为“战略行动者”，通过巨额的政府采购、国防采购和太空计划采购承担上游风险；最后，通过风险资本（VC）进行早期技术孵化，并交由产业资本完成规模化部署与全球市场扩张。
然而，以福特主义和福利国家为特征的“好资本主义”，既不能改变资本剥削的实质，也无法逃脱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导致积累危机的一般规律。随着60年代末德国、日本以及随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美国工业资本的利润率遭遇了灾难性的下降。1968年至1973年间横扫全球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激增”与工人阶级抗争，使得资产阶级在面临利润率下降时，不敢在政治上冒险采用传统的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来清洗过剩资本，更形成了“利润挤压危机”。而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以及美国政府为在国内压制反战运动而推行“伟大社会”计划，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急剧膨胀和全球流动性的泛滥，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70年代危机因此表现为罕见的“滞胀”。
70年代的滞胀对不同阶级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工会保护了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但通胀和负利率却重创了顶层食利阶层的金融财富。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实现阶级妥协的前提，是将劳资双方的财富再分配严格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当工人阶级的力量日渐强大，甚至呈现出凌驾于资产阶级之上的态势时，凯恩斯主义的政治效用便随之耗尽。
以1979年“沃尔克冲击”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重建，通过人为制造天价利率，引发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企业破产和失业潮，从而彻底击溃了工会的力量，压低了工资，让资本重新获得了对劳工的绝对统治权。新自由主义议程使西方国家赢得了针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战争，更在冷战竞赛中击垮了社会主义阵营，却同时无情地血洗了实体工业部门。在阿瑞基看来，“金融化”绝不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是特定霸权体制走向“秋天”的标志。它意味着美国已无法通过实体生产领导世界，只能通过金融杠杆榨取全球财富来维持其衰落的霸权。
在公司治理层面，“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被“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所替代。管理层不再关心实体生产的长期发展、技术研发和产品质量，而是将巨额的企业利润用于股票回购和派发股息，服务于短期股价最大化。通过将高级管理者的个人财富与股票期权收益绑定，“股东资本主义”彻底瓦解了战后管理者阶级与劳工阶级的妥协性利益联盟，转而缔造管理者阶级与金融资本的合流。
复旦大学教授李寅的发言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电子表格（spreadsheet）在企业管理的金融化狂潮中的特殊角色，揭示了美式信息化革命与“股东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70年代末，美国政府大规模放松金融管制，低利率与大量游资促使私募股权（PE）与杠杆收购（LBO）迅速兴起。正是在这一节点，1979年问世的世界首款电子表格软件VisiCalc，为金融资本提供了破除计算瓶颈的技术武器。以20世纪80年代初KKR公司对汽车配件企业Houdaille的经典杠杆收购案为例，电子表格将原本需要数月之久的企业估值与财务测算压缩至数小时内完成。电子表格作为一种早期的“算法引擎”，成功地实现了企业治理的抽象化与数字化，更确立了算法对活劳动的支配地位，无异于一场“控制革命”。
封凯栋的发言则表明，70年代后，美国创新体系同样经历了深刻的新自由主义转向。面对财政危机与公共科研投入的难以为继，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允许将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以专利形式私有化，试图以让渡公共知识产权来激励私人资本的科技投资。同时，资本为追求绝对利润，将制造业大规模离岸外包，导致本土大企业的基础研发中心纷纷解体，彻底破坏了硬件创新所不可或缺的地理接近性与实体产业承接。此外，1979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改革放开了金融管制，允许养老基金等巨额机构资金涌入资本市场，使风险投资转变为标准化金融服务。拥有行业经验的职业经理人逐渐被投资经理所取代。原本愿意承担早期技术风险，陪伴技术孵化的“风险资本”，蜕变为追求低失败率和稳健回报的“共识资本”。 资本退出周期的压缩与投资阶段的后移，造成“基础研究”阶段和“资本孵化”阶段之间巨大的融资缺口。这种“脱实向虚”导致了灾难性的宏观后果。自冷战高峰期后，美国私营非农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一路下滑，专利产出效率急剧恶化。与此同时，美国的联邦研发资金结构发生了畸变，国防部和NASA等“使命导向型”的战略性研究资金大幅衰退，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金份额激增。科学竞赛和战略科技竞赛蜕变为科研发表竞赛和金融投资竞赛。
▍加速主义、科技右翼与垄断技术-政治复合体的形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相反，新自由主义通过政府救市和紧缩政策迅速稳固了其统治，呈现为一种“僵尸资本主义”的顽固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左翼的抗议运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声势浩大，却未能转化为任何实质性的制度变革。正是在对这种无力感的深刻反思中，尼克·斯尔尼塞克与阿历克斯·威廉姆斯于2013年抛出了《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正式举起了左翼加速主义的大旗。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在社会分配上是极度不公的，而且实际上正在成为其自身所催生的技术潜能的最大障碍。左翼不应退回卢德主义般的防御姿态，反而应当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技术基础设施，使其加速，作为迈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
正如大卫·坎宁安（David Cunningham）等学者所批评的，左翼加速主义严重低估了技术与活劳动被资本“实质吸纳”的程度，天真地认为技术可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被干净地“剥离”出来。21世纪的左翼加速主义同样渴望挽回这一颓势，却仍然无法找到自身的政治主体，能将生产力的加速同步于生产关系的革新。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指出，当代左翼完全没有提出类似工人阶级接管基础设施的动议，而只是采取“没有生产的分配”的策略。相反，右翼加速主义却“劫持”了这种结合的渴望，发明了新的垄断技术-政治复合体。
以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马斯克（Elon Musk）等为代表的右翼寡头，利用资本对算力模型、数据接口的全链条垄断，构建了庞大的、用于技术-政治控制的全球基础设施，将技术加速彻底变为资本扩张和“公地圈占”的武器。汪晖引用弗朗切斯卡·布里亚（Francesca Bria）的文章指出，通过与军工复合体的深度缝合，大型科技公司不再满足于从外部影响国家决策，而是直接促成主权本身的蜕变，将国家的情报、军事、治安乃至货币发行职能彻底私有化。
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夏尔凡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自发秩序”意识形态进行祛魅。他指出，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资本主义长期依赖这一神话为资本积累进行合法性辩护。然而，随着互联网向大型垄断平台演进，早期分布式的数字乌托邦已然破灭。在当今体系中，平台资本掌控的“算法之手”取代了“看不见的手”，成为支配信息与资源分配的绝对中枢。科技寡头仍以“自发秩序”为借口，试图掩盖其追求商业利益与资本增殖的本质。这种由算法操控的秩序绝非自由社会，而是一个异化人类的控制系统。
右翼加速主义企图通过技术加速来恢复被新自由主义斩断的创新周期，但由于这些技术是被垄断资本组织起来的，技术越是加速，劳动力被替代的速度就越快，社会财富向极少数寡头集中的趋势就越猛烈，这就导致总需求严重塌陷和“幽灵GDP”的泛滥。因此，右翼越是试图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危机，就越是把危机推向更严重的程度。卢周来呼应了严鹏对“创造性破坏”是否存在极限的质疑，认为在当代智能革命中，这种熊彼特式的辩证法正在走向自我颠覆。数字技术创新不再如以往那样为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扩张和合法性的基石，反而使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失去了修复能力。我们见证的可能不是资本主义更新，而是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形态的最后一次危机，或整个体系的崩塌。
▍南方国家的再工业化与中国道路
如何让南方国家重新走上工业化道路，切实缩小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建设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呢？武汉大学教授冯志轩以量化分析的方法，阐明了中国对减少世界体系不平等所做出的系统性贡献。第一，中国的生产能力与产业结构实现历史性跃升，但在大幅降低自身价值流失的同时，仍贡献全球逾两成的价值转出，在全球体系中扮演了既是最主要生产者又是主要剩余价值提供者的独特角色。第二，相较于美国主导的贸易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引发的“去工业化”负面效应，中国对全球南方产生了显著的“生产性”正向外溢，实质性地推动了落后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颠覆了帝国主义将边缘国家永久锁定为依附者的剥夺逻辑。第三，模型显示，若将美国从世界贸易中移除，中心国家的总体价值占有格局变化甚微；但若剥离中国因素，全球价值流出总量将急剧攀升，世界不平等交换程度将显著恶化。
在数据建模以外，同样需要看到当代中国与南方国家经贸往来的复杂性。以巴西为例，复旦大学研究员李波揭示了市场自发逻辑下南方国家再工业化所面临的“三重锁定”风险：第一重锁定来自早已盘踞在巴西的传统西方跨国公司的市场垄断；第二重锁定客观上源于中国在技术集群与中高端制造领域全方位跃升所带来的挤出效应；第三重锁定则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巴西国内庞大的大宗商品出口利益集团的深度绑定。这给中国思考自身在南方国家再工业化进程中的角色提出了挑战。李波认为，对南方国家的进口，应从初级产品的“零关税”走向工业制成品的“零关税”，中国应当通过开放本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充当带动全球南方实现共同繁荣的“世界市场”。
杨平和曹远征指出，南方国家的发展桎梏不仅在于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交换，也在于始终未经历深刻的内部社会革命。在社会革命未完成的前提下，任何外部引入的发展战略都难以成功。朱安东则引入“阶级”维度，强调南方国家的自主工业化必须以拥有一个立场坚定、能力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为前提。然而，在长期的依附性格局中，南方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极度软弱无能。这使我们必须重思20世纪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试图在不触动国内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发展的万隆路线的最终失败。
与其他南方国家相比，中国凭借自主工业化，成功跨越了“不发达的发展”陷阱。然而，在深度融入全球资本循环的当下，中国正面临新的历史挑战：究竟能否从根本上摆脱“资本积累一般危机规律”？齐昊指出，美国在应对70年代总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危机时，采取了产业外移、经济服务化与高度金融化等寄生性手段，虽短暂维系了垄断利润，却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与总需求的系统性萎缩。美国经济停滞的趋势不仅将进一步持续，未来甚至极可能陷入持续性的滞胀，并加剧其依靠超经济手段进行对外掠夺的帝国主义倾向。因此，中国绝不能盲目效仿美国那种建立在金融化和昂贵服务业之上的消费模式，而必须立足本国实体经济，构建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在保障有效生产性投资的基础上，稳步提升居民的真实消费率，从而以坚实的内生需求突破资本积累的约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未来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景跃进和北京大学教授张静所总结的，在20世纪以来的世界图景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演进并非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形成了一种如同拧麻花般的复杂交缠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不断面临社会主义的挑战，并吸纳后者的一些要素，一度形成了从“坏的资本主义”到“好的资本主义”的回潮；而社会主义国家也利用市场与资本要素发展生产力。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潘世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都打过交道——“坏的资本主义、好的资本主义、不好不坏的资本主义”。今天，中国碰到的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比较坏的资本主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并参与全球分工，将自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然而，这种系统性的内嵌并未消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相反，中国崛起在客观上重塑了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格局，成为激发并加剧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变量。
潘世伟认为，在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中，革命没有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发生，反而在其外部的“薄弱环节”胜利，这种“空间转换”不仅是社会主义自我进化的结果，更带来深刻的“内容转换”，将社会主义运动与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殖民现代性将全球多元空间强行排列在一条区分先进与落后、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单向线性时间序列上。中国革命及后续的社会主义建设，打破了这种单一的时间排布逻辑。潘世伟指出，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空间和内容转换后，其现代社会主义在时间维度上已经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处在了几乎同步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西方时间轴上的“过去”，而是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当前时刻”，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展开了同台博弈。
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每一次危机，似乎都转化为了其自我更新的动力。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也“催生其自身的掘墓人”。中国既深度内嵌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作为社会主义的外部变量对后者形成持续挑战，这构成了当下评估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意义及构想超越资本主义当前危机之未来新秩序的经验起点。“中国能不能代表未来？世界会不会选择中国？”潘世伟的提问振聋发聩。此时，重温沃勒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对苏联试图创造两个平行的世界体系的批评，对我们思索中国与世界的未来仍有裨益：
今天，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社会主义体系并不比封建主义体系多，因为只有一种世界体系。这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并且在形式上被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世界体系，它既不是重新分配的世界帝国，也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是社会主义世界政府。
编辑 |王儒西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本文由“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未来”学术研讨会发言内容整理而成。感谢黄琪轩、陈文玲、程亚文、朱安东、齐昊、曹远征、曹东勃、方松英、冯志轩、严鹏、赵丁琪、卢周来、陈超、陈玮、强舸、封凯栋、贾开、李寅、李波、夏尔凡、汪晖、林炎志、崔之元、潘世伟、景跃进、张静等与会学者和专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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