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可以归结为中国经济学人面对古今中外的经济思想资源和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学创新问题。中国早就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其实，创新总是少数人的事情。某些创新不是创好，而是创坏。能够做出真正好的创新的人更是少数。在这极少数与其对手（如投资方、发表方、鉴定方等）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个人有很好的商业创意，而投资方对这种商业创意的理解并不一定很好，他为什么要向你投资呢？因此，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好的事业，可能要经过十余年时间才能落地，才能向社会大众显示出它的价值。一些科学家的洞见可能在他死后多年才能得到承认。由此看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有赖于整个国家人民文化程度的普遍的提高。而整个国家人民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有赖于知识创新者不断向社会输出新的知识。
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我对中国经济学做了许多研究。一些研究较为学术化，得以在期刊发表。虽然能够发表，其实还是幸得我们国家一些正义的学术期刊的支持。因为这些研究常常是被其它一些期刊拒绝发表的。一些研究则看起来较为激进，很难在杂志发表，就在网络发表了，其意图在于促进人民思维能力和文化程度的提高。还有一些研究，由于过于尖锐，迟迟没有投稿。事实证明，我是很有些先见之明的，也得到了学界一些认可，比如，2024年底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立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基本问题研究”。而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能较为真诚地做学问。所谓真诚地做学问，就是只问真理，不管某些人说什么，教科书说什么，主流观点是什么。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差不多也就是陈云所说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由于有这种求真的态度，我也就发现了一些真理性的东西。然而，在追问真理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做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有些风险的。那种风险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毕竟，中国人说人言可畏。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有这种担心的人在中国不是少数。因为一个杂志、一个网站可能因为发表了违背所谓“政治正确”的真理性的东西而被问责。这就导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虽然在过去十几年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进步，但还是进步缓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已有许多杰出的人才，但他们还处于人微言轻的状态，他们的作品还很难大量发表在主流媒体上，还只能通过网站、自媒体来发出真正引导中国发展的声音。即使是高级领导，观点发表也有一定约束。很明显，中国现在执行的政策是相当民主的。这就使得一些创新性的观点能够有渠道发表出来。然而，这种民主也使得一些错误的观点、鸡毛蒜皮的观点长期霸占一些主流刊物的版面。
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我形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但一直有所顾虑，未能写出。看了贺铿先生日前发表的《论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一文，对其中绝大部分观点深表赞同，感觉他说出了我和许多人一直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以贺铿先生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发表那样的真知灼见，不能不启发我们思考。我们这里的思考也为贺铿先生的一些论断提供理论支撑。观点对错请大家评判。
二、中国经济学的现状
关于中国经济学现状，贺铿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存在虚假的理论繁荣。贺铿先生说，“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新理论好像雨后春笋，一片繁荣。……我们现在的所谓新理论，没有发现有针对新中国发展的理论。要么是什么‘新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新供给经济学’。要么就是标新立异——加几个新词汇，没有什么实实在在内容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恐怕永远产生不了真正的创新经济学理论”。我非常赞同贺铿先生中国经济学存在虚假繁荣的判断，特别是赞同他对“新结构主义”、“新供给经济学”（原文“訢供给经济学”应该是“新供给经济学”的笔误）的否定。至于“新古典主义”，应该是指“新古典经济学”，属于外来理论，更是应该否定的。我想，贺铿先生是站在很高的观点上看待中国经济学的，是有着极高的经济学品味的。最近因病而去的高善文先生据说关于经济学有一个对联：“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经济分析”。我不赞成高善文先生的很多观点，但高善文先生的这个对联应该是表明他看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局限。
林毅夫教授说，“教育部委托我牵头的经济学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的工作中。为贯彻《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教育部启动了基础学科相关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计划（‘101计划’），我荣幸地作为经济学‘101计划’的首席专家，组织来自全国20家教育部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的老师们来落实这项工作”（https://nsd.pku.edu.cn/sylm/gd/536340.htm）。按照贺铿先生的观点，似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上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落实教育部部署的工作。如果这点成立，林毅夫教授未来的努力是否能够真正落实教育部部署的工作的问题也就产生了。
有人可能说，许多经济学的创新都是年轻人完成的。确实，萨缪尔森在33岁的时候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是年少得志的例子。亚当·斯密是1723年出生，1776年出版《国富论》的时候是53岁；大卫·李嘉图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时候是45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的时候是48岁。也就是说，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的标准看，要完成经济学创新是中老年的事情。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是49岁。并且，经济学成为一种显学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而在这两三百年的时间里，青史留名的卓越者也就那么几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师更是屈指可数。按照这种统计规律，大家可以思考，在当下中国经济学著作令人应接不暇的时候，真正能传世的究竟是谁？从某些评价标准来说，美国的常青藤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的知识水平一般地是高于中国985高校的经济学教授的知识水平的，我想这点大家是比较同意的——否则，怎么今天中国高校还在青睐海归呢？但美国常青藤大学的教授有几位是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上做出了真正的创新呢？答案是很少，极少。而且中国输入的一些著名人物的理论体系是名不副实的。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中国学界能够真正产出代表中国经济学理论水平的创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人物应该是不多的。但这不排除某些人宣称自己做了体系性的创新。问题是，这种自我宣称到底有多少能够经得起人民的检验，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
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似乎将其定位在脱虚向实上。这一点是必要的。但这是一个政策，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重视物质生产观点的一种必然推论，还不是一种新经济学。我们国家在推出新经济学概念时非常慎重，没有如西方国家那样提出什么里根经济学、安倍经济学之类的概念。至于某些人搞出的新供给经济学，据百度百科的介绍，它是“吸收和借鉴上述（即西方供给经济学）认知的基础上，一方面把传统供给学派的上述零散建议，归纳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体系中的‘放松供给约束’部分中，另一方面提出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经济周期等新供给周期理论基础，放松三大供给约束的系统理论，……，共同形成一个包括经济均衡、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房价与物价管理、公平分配的系统理论体系。”看来，贺铿先生对新供给经济学也是不满意的。2023年4月3日，我曾在昆仑策网发表“评‘贾康’先生的创新基础理论主张”，不赞成‘贾康’先生的新供给经济学。简单说，‘贾康’先生应该是站在所谓民营经济的立场上，借创新经济学之名，行颠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之实。这里不再赘述。但应该指出，民营经济的一些人把自己的利益与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对立了起来，而如任正非、于东来等民营企业家则在自己的管理哲学中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的立场，这就使得他们的企业与公有制企业趋同了。
那么，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又怎么看呢？据百度百科以北大新结构研究院宣传册为依据做出的概括，“新结构经济学是由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从要素禀赋结构切入研究经济结构变迁及其对发展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立足本国要素禀赋发展比较优势产业，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聚焦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及制度安排的动态演变”。2024年12月1日，我在昆仑策网发表“思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思与辨》”，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进行分析。然而，近两年来，似乎林毅夫教授还在不遗余力地兜售其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把北大乃至全国许多学术单位、许多学者都卷了进去。其实，中国学者不乏对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质疑。比如，市场究竟是指什么？它到底是指供给方还是指需求方？到底是指民营企业还是指公有企业？市场能够真正有效吗？什么叫有为政府呢？西方人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指资本主义经济。那么，按照西方人的逻辑，市场经济是其必然的选择，无所谓有效无效（有无经济危机）。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究竟是指私有化呢，还是指以国有企业为供给主体的国有企业有经营自主权的经济呢？林毅夫教授对这些质疑、这些理论问题似乎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反应，没有真正的思考，依然是在自说自话。2007年前后，我曾参加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即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个会议，曾问其一个老师：“贵中心有多少人相信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呢”，得到的回答是“一半对一半吧”。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林毅夫将其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点之一定位在回归到亚当·斯密（见如下截图）。中国经济学的祖师爷除了中国古人以外，就是马克思。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斯密的《国富论》就过时了。《资本论》无论是写法还是理论水平还是国际影响力，超过《国富论》太多了。回到亚当·斯密来建构中国经济学，到底是理论的进步，还是理论的倒退呢？——如果中国的著名学者都拜倒在斯密的脚下，不问可知，中国的真正的经济学一定没有掌握在这些著名学者手里。
林毅夫讲比较优势理论讲了四十年了。比较优势理论早就被许多人丢弃了，美国人显然不会跟中国人讲比较优势。我们一些人根本不懂比较优势，却胡乱引用比较优势。如果比较优势理论成立，是否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统一也是比较优势呢？资本家有资本，工人有劳动力，于是，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和工人各取所长、各取所需的和谐经济了。如果比较优势理论成立，那么，美国人有资本、有技术，中国有廉价劳动力，中美就应该和谐共处了。美国人提出G2设想，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了。但美国人是否值得相信呢？李嘉图在他的著作里讲了一句话，他说，比较优势是由技术决定的。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句话，然而这句话是关键。李嘉图没有接着往下说技术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也没有接着说，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就会颠覆比较优势的方向。——萨缪尔森2004年曾针对中国加入WTO讨论这一问题，颠覆了自己原有的关于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观点。但我估计，李嘉图决不会说技术是由禀赋决定的。中国人现在的技术积累绝非由什么禀赋来解释的，除非你把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和研发努力解释为禀赋。禀赋的基本含义是先天的，所以又称为先天禀赋，也称天赋。先天禀赋如果能解释比较优势，能解释国家战略，就几乎是宿命论了。无论林毅夫教授给禀赋赋予怎样的含义，用禀赋解释比较优势，用比较优势规定中国发展战略，只要不谈阶级结构，都是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脱离的。脱离阶级结构的新结构经济学难道不就因此缺失了重大变量吗？还能称得上是一般意义上的新结构经济学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就没有讨论阶级结构。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就是要压制无产阶级。新结构经济学是支持无产阶级，还是压制无产阶级呢？可以预测，中国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或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人越多，投入的学习时间越多，相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就会越少。我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已经扭曲了北大许多学者的宝贵的研究精力。据我所知，仅有极少数搞新结构研究的学者深通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比较好的研究。
根据上述网页上的报导以及其它信息来源，我怀疑，林毅夫有个意图，就是要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来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继续掩盖中国已经非常严重的阶级结构。至少在客观效果上是这样的。上述网页表明，林毅夫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各种结构作为其理论的暗含结构，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也是把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努力。”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林毅夫教授宣称新结构经济学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问题是，西方人会认可吗？西方人如果认可，西方人不就要反过来膜拜林毅夫教授吗？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大佬可能会给新结构经济学说上几句好话，但让他们膜拜林毅夫教授，可能吗？我认为，林毅夫教授还没有那种功力。就算林毅夫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能证明他有这种功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间都存在巨大的争论，如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的争论。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谁在理论上服了谁呢？林毅夫教授还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把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请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同意吗？西方经济学真的能马克思主义化吗？马克思本人会认为，《资本论》是对庸俗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吗？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是从属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是独创了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呢？全世界的人口基本上可以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只能有两类经济学，根本没有第三种可能。这样一来，林毅夫教授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表面上看，林毅夫教授与我国的一些意识形态观点是吻合的，但实际上存在严重的问题。林毅夫称，“新结构经济学以‘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为其研究经济现象的分析视角，其中‘一个中心’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物质第一性，指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变，作为生产生活等各种经济活动的最小组成元素的资本、劳动、土地是内生于该经济体中各种结构的根本决定因素”（见上述网页）。林毅夫将土地看作是“内生于该经济体中各种结构的根本决定因素”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任何国家，土地基本上是外生的，土地改良的作用仅仅是边际上的。林毅夫将资本也作为“内生于该经济体中各种结构的根本决定因素”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也根本违背中国实际的。——如果资本是内生于中国的，那就几乎是说，中国必然引入资本主义因素了。而从根本上说，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将劳动与资本、土地并列，这是典型的萨伊的三要素论，因而根本背离了人民史观，因而根本没有理论创新，而只是西方庸俗经济学的话语的转换。我因而再次发问：林毅夫教授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林毅夫教授组织的团队搞出来一套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体系。按照贺铿先生的观点，这套体系是无效的。我曾预测，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这套知识体系的人，最后会感觉到一无所得。因为新结构经济学根本没有讲清楚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我读西方经济学的硕士、博士，花费六年时间，又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几年，深刻感觉到，西方经济学没有教给我世界如何运转的知识。——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把一些西方杰出的学者的理论拼凑在一起，构成一个所谓的体系，其目的并不是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的真正运转，特别是资本家如何致富，无产阶级因何贫困。能够基本讲清楚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转的经济学理论作品只有一部，那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就是至今为止还有许多人要读《资本论》的原因。林毅夫教授组织团队搞出来一套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要替代马克思的《资本论》吗？是要作为中国的经济学的圣经吗？标榜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并不一定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贺铿先生说，“我觉得，现在‘西化’比较明显。改革开放后，多因素促使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叛逆。”新供给主义和新结构主义是否构成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叛逆的两个新样本呢？
以上讨论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种现状。我们可以将新结构经济学与新供给经济学看成是一类经济学，一类处于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经济学。它们或许可以构成一家之言，但不宜上升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承担中国经济学发展试点的功能似乎堪忧。
在我看来，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人才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前进的方向。我想，贺铿先生也是同意这种观点的。在现实中，中国的一批经济学人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试图解决中国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配合中央提出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看到，技术进步已经使得中国面临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了。这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必然迫使中国进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
三、中国经济学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贺铿先生说，“经济学理论，我理解是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贺铿先生的这个理解是正确的。因为所谓发展，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向其对立面的转化。这种转化可能是向好，也可能是向坏；可能是某些方面向好，某些方面向坏。比如，从中国的生产力方面看，确实是进步的；但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很难确定无疑地说是进步的，因而收入分配恶化了。如果我们国家在一切方面都在变好，就不存在深化改革一说了。应该指出，真正的经济发展理论实际上已经被马克思提出了，就存在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把生产力看作是生产关系的函数。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摆正了生产关系，就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而摆正生产关系，在私有制占据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就是变私为公，就是搞公有化。公有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结论。至今为止，中国许多人都没有从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主义的过时观点中摆脱出来。
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的任务是解释中国长期增长和稳定的奇迹。从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成功的国家数量看，中国解决长期增长和稳定问题进而实现现代化确实非常艰难，确实值得研究，但它并不能作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为什么这样说？从居安思危的角度看，我们国家还面临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保障问题。可以说，如果不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两极分化，中国未来就可能面临不可预测之风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看到了这个问题，因而做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决策。可是，西方新古典主义、中国的新供给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对共同富裕几乎不置一词。而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定位为解释中国长期增长和稳定的奇迹，就很难真正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因为共同富裕的问题正是在长期增长和稳定的过程中发生的。一方面，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本身是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又发生了长期增长和稳定，由此看来，我们对过去的中国的长期增长和稳定恐怕就要报有一种慎重的态度了。中国经济学决不能成为只为长期增长和稳定唱赞歌之学。中国经济学还要深刻洞察我们国家存在的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还要面向未来。现在，主张共产主义的声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外都再次出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经济学不能不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加以体现。我们不要以为，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了，稳定了，未来就一定继续增长，继续稳定。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了，如果不采取根本性的稳定化政策，我们国家的未来的稳定就可能会如资本主义的稳定一样。——从资本主义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来看，资本主义也是稳定的。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目前为止，资本主义也度过了所有经济危机。苏联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却发生了社会制度的颠覆。这就给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中国一些人所讲的稳定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稳定呢？
贺铿先生说，“中国实行的是‘既有市场又有计划’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直强调‘深化改革’。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改到像美国一样。事实上，也不需要改革到和美国一样。”贺铿先生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贺铿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不是空穴来风。中国1978年以来的一些重要改革恐怕与西方经济学指导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一些改革建议就是意图把中国改到像美国一样。一些改革者或改革的宣扬者就是认为，中国必须改革到和美国一样，把不该改的也改掉。有观点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实际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只是由于中国历史过于悠久，中国文化过于灿烂，中国现实足够广阔，才使得西方和平演变未能取得成功。美国人对中国搞和平演变是有耐心资本的精神的，是有屡败屡战的精神的。新供给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都没有考虑这个因素。这不是经济学的范畴所决定的，而可能是由其提出者的亲美立场决定的。我这里是不是在污蔑呢？新供给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公开讲以西方供给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难道不是亲美立场的公开体现吗？而贺铿先生尖锐指出，“美国发展了300年，我们才发展100年，就快赶上了它，为什么要改到与它一样呢？所以，我们要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要发现本国的经济发展规律。”贺铿先生坚定地指出，“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理论，应该具有普遍意义。资本主义的需求函数也不可能与社会主义的需求函数两样。”如果新供给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倡议者这样讲，谁又会怀疑他们亲美呢？或许有人怀疑我这里是夸大其词，但我请他们注意：中国人向来是主张防微杜渐的。毛主席指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在理论上分清敌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决不可等闲视之。
贺铿先生说，“公有制的优势是适合‘工业化大生产’，缺点是可能不利于发挥个人‘激励机制’，影响效率。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既适合‘工业化大生产’又能发挥个人‘激励机制’的生产组织形式？我认为是可以的。”贺铿先生这样提问题，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已经非常中国了。贺铿先生既懂中国古代经济史，又懂计划经济史。他说，“不要以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外国的。中国也有，而且很早就有。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不是‘刀耕火种’，更不是‘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是至少有三千年的先进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农商社会。既有生产者个人决策，又有市场调节，基本上没有政府干预。中国手工业很发达。精美的丝绸、磁器和金银首饰，远销西亚、蒙、俄和欧洲，海上还销往东南亚各国。国内商业，在三千年前的商朝时期，就十分发达。”“新中国成立前，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前后，火柴叫‘洋火’，洗衣的肥皂叫‘洋碱’，上海人把弹簧门锁叫‘spring’锁。可见当时基本生活用品，中国都不能生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国民经济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建设，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基础。1962年正式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至1978年，我国初步建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新供给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倡议者如果这样讲，谁又会怀疑他们的理论是坐在书斋里的空想呢？
考察中国当下的中国经济实践，就会发现，在农村，我国有至少上百个甚至数百个坚守集体经济的堡垒村。在当年几乎一刀切地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治环境下，中国能有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在城市，我国有华为、胖东来、福耀玻璃等以民营企业身份经营的却近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而那些按照纯粹资本主义经营的民营企业老板们许多爆雷了、跑路了、跳楼了、老赖了，有的人没有爆雷、跑路、跳楼、老赖，但已经身心俱疲了，找不到二代接班了，有的商二代已经把商一代几十年的积累在几年内耗光了。考虑到中国存在的这些商企实践，中国经济学能够不问东西、不问社资地去加以建设吗？而那些不问东西、不问社资的经济学还能是真正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还有资格引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学21世纪的样本、样板吗？
四、关于消灭私有制是否需要再研究
我对贺铿先生的文章中的绝大多数观点是赞成的，但在以下两点上也有一些稍微不同的意见。
第一，贺铿先生说，“所以，我们要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要发现本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就像亚当-斯密研究当年英国的市场经济规律那样。”我们确实要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要发现本国的经济发展规律，也许也可以像亚当·斯密研究当年英国的市场经济规律那样去做一些研究，然而，仅仅有这样的研究是不够的。但今天，我们能否因为中国存在资本，也像斯密那样肯定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呢？不能了。贺铿先生看来是肯定《资本论》的。《资本论》已经在所有方面都超越了《国富论》。今天中国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主要的不是像斯密那样做研究了，而应该是像马克思那样做研究了。应该像马克思那样，既对中国引入资本的历史作用加以某种程度的肯定，又要对资本的负面作用提起足够的警惕了。否则，中国就会被马太效应，即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效应支配了。当然，贺铿先生的上述表述可能是无心之失。
第二，贺铿先生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要消灭私有制，我认为需要再研究。究竟是‘消灭’还是‘扬弃’，要搞清楚。”贺铿先生这里应该是从当下中国的政策选择出发来说的。如果是这样，我也是赞成的。但同时，我认为，《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的说法在理论上的可靠性已经不需要研究了。《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的说法是一种宗旨的宣示，是目标的定位，本身没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没有采取消灭私有制的做法，也没有去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消灭私有制表达的科学性。列宁、毛主席认为，越穷越革命。1958年4月，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他们都实践过共产主义。在20世纪中叶后，贫穷并不能引出利用资本主义实现发展的结论，反而引出了采取共产主义实现发展的结论。他们那样做都是合理的。为什么？以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而言，中国非常贫穷，要实现快速发展，必须尽可能地集中一切资源到国家手里加以配置，而这就要去消灭私有制。保存大量的私有制，私有经济就会与公有经济争夺资源，就会阻碍中国发展。一旦中国借助公有制经济的力量实现了发展，达到一个基本的发展程度，就还可以发展一些私有经济。毛主席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毛主席只是说，又搞些资本主义，而不是大部、全部搞资本主义。——毛主席虽然表达了可以再搞资本主义的观点，但他没有公开讲，而且对再搞资本主义是高度警惕的。他必然知道，一旦中国共产党在搞资本主义上做出让步，这种让步就可能造成极大的混乱。这应该就是为什么他当年强烈反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原因。从实践上看，资本主义也有封建的因素，如君主立宪，那么，从实践上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只要把资本限制在一定程度就可以了。但从理论上看，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私有制，而社会主义是公有制，所以，社会主义可能需要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同传统的（私人）所有制关系和同传统的（与私人所有制适应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这两个决裂是很难的。客观上，公有制还必然与私有制有一段时期的共存。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从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母胎中脱胎出来，必然带有大量母胎痕迹（如旧有的个体差别、地域差别、民族差别），要保留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如商品交换、按劳分配、职级差别等等），更不用说等级思想、特权作风、自由主义等等意识形态方面了。这种带有、保留虽然是客观的，但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在当下的中国，私人企业确实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华为和胖东来证明，私人企业是可以得到群众的拥护的。但不是所有私人企业都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取决于私人企业做什么和怎么做。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民营经济要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家要健康成长。健康发展的民营经济和健康发展的民营企业家就不会提出否定“消灭私有制”的要求了，因为他们已经在自觉地划清与私有制的界限了。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民营企业家在自觉地扬弃私有制了。也就是说，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坚持私有制，一些民营企业家在扬弃私有制。仅仅实现所有民营企业对私有制的扬弃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从这点看，贺铿先生提出的搞清楚消灭还是扬弃也是有巨大价值的。但是，我们应该明确一点，扬弃私有制的前提是中国已经存在了私有制。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不能再允许（通过贱卖国有企业等办法）先把公有制搞没了，再搞扬弃私有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的发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中国今天应该既允许私有企业扬弃私有制，也应该探索更多的加强公有制的办法，比如，公有企业以市场价格收购私有企业股份、对央企国企集体企业放松管制等。这是中国经济学最大的课题。据笔者了解，一些民营企业家是愿意将自己的企业卖给国家的，而国家也正在采取增信民营企业的政策。因此，将如何促进公有制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学最大课题应该是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的。
五、结语
本文的一些观点对一些人来说，是不受欢迎的。这也是笔者许多文字没有写出来或写出来没有发表的原因。身处江湖之远的笔者无意与任何人为难。然而，一些人的做派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贺铿先生的文章证明吾道不孤。但贺铿先生的文章较短，许多信息没有展开。想必贺铿先生必然知道曹操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中国历史上也是多少人试图称王称霸，20世纪上半叶的军阀混战就是近例。当下的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恐怕也会“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很有本事，却终身未敢称帝、称王，不敢为天下先。笔者写作此文，愿中国的一些经济学人多几分谦虚，多几分读书，为人类贡献真正的中国智慧。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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