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崖知青城》和大量有关知青的回忆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知青上山下乡实际上是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反动，在农村的实践中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移风易俗，践行了“与传统的观念进行彻底的决裂”，
一、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制度都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封建主义的科举制度用“四书五经”充斥学生的头脑，以选拔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奴才。
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下的 学校偏重书本，脱离实际，就是要为資产阶級訓练称心如意的奴仆，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潤，又不会惊扰主人的一些照章办事的官吏。
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是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26页）具体的说，就是“要造就一大批人，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安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毛泽东年谱》中第34页）
中国古代的先贤就把教育归纳为“传道、授业、解惑”，把“传道”放在首位，也就是把教育方向放在第一位。因为剥削阶级的“道”与无产阶级的“道”截然不同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就是要抛弃剥削阶级的“道”，按照无产阶级的“道”来授业，解惑。就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58页）尽管教育有自己的一套规律，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永远是第一位的。
然而毛主席走后，一些人无视历史事实，否定教育制度的阶级性，高喊“不能用政治绑架教育”，“知识是没有阶级性的”。但他们从来不考虑，掌握知识的人为谁服务的问题。
他们大肆宣传“知识改变命运，走出大山”之“道”，而不是宣传“掌握知识回去改变故乡的落后面貌”之“道”。这两个不同的“道”那个是社会主义需要的？这和当年知青们高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区别有多大！这么多年来否认培养“社会主义觉悟”的重要性，于是培养出了一批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为了个人的名利，不惜按照境外势力的要求拍摄我国军事基地的照片，出卖国家机密，甚至帮助美国破解我国北斗卫星的密码。据报道，美国硅谷中超过50%的科研人员都是我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只能是行尸走肉。还要这样来培养青年一代吗？这样的历史还要继续下去吗？
二、
马克思认为，“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3页） “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一卷第522页）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把自己的训练、学习和教育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8页）
毛主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495页）“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58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年谱》第六件第223页）
革命导师们无一例外地要求受教育的青年人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者。是他们主观想象出来的吗？不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人！人类的发展史从根本上说，是一部为了生存与自然进行搏斗的生产劳动史。离开了生产劳动，人类社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剥削阶级之所以刻意隐瞒，淡化这个事实。因为他们一旦公开承认，宣传这个事实，那么就等于宣布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革命导师们只是揭露了这个事实，让青年人在与工农相结合的生产劳动中认识、理解这个事实，成为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先锋队。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行免费教育，努力普及中小学教育，极大地提高了青年的文化水平。因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面对当时农业的落后，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大力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发展农业，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以增强国力，同时改变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封建主义遗留的腐朽思想。奇怪的是，一些人享受着免费的教育，却因为农业劳动的艰苦，不愿意去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把到农村去看成“降低人格”，是“屈辱”，蔑视从事农业体力劳动的农民，这就直接否定了处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们不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中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力气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6页）。当然这种人更不可能理解，这种做法是为了把青年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
他们完全无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表扬了知识青年的内容，并且强调“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他们通过自己的演绎，硬是说这个《决议》否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至今还以此来抹黑上山下乡，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扣上“否定《决议》”的帽子。而《决议》中没有一句话是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见真正否定《决议》的是他们自己。这只能证明他们脑海中至今存在着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这种拙劣的政治表演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指向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指向的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还能有别的解释吗？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三、
人类最多的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源于生产劳动，是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才获得对自然界和社会认知的。知识是要通过学习来传承的。
于是一个党校的教授立刻冒出来说，短时间内让1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剥夺了他们受正规教育的权力，造成了我国科技的断层，影响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他的这些话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根据国务院知青办统计，1962年到1979年，18年里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总数是1776.48万（《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第258页）。请问，18年是“短时间”吗？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而且平均每年下乡知青不到100万。即便从1966年到1979年计算也是14年，几乎是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个时间短吗？期间也只有1647.2万，平均每年不到118万。完全在1964年1月邓小平在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时讲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第39页)要求的范围之内。而且也从来没有1776.48万知青同时在农村的情况。
1966—1979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计1647.2万，同期初高中毕业生是17353.6万（《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37-338页），插队的知青只占其中的9.5%。就因为这9.5%的知青上山下乡就造成了中国科技的断层？这是不是对其他90%以上的初高中毕业生智商的侮辱？而且他也拿不出具体在那个学科，是那个专业，那项技术上造成了断层，怎么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例。
这位无知的教授根本不知道，一项科研成果是多学科交叉才能取得的，只要有一块短板就会失败。而且要有财力承担试错的费用。当年我们国家“一穷二白”无力承担巨大的试错费用，这才是科学断层的真正原因，把它强加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实在毫无道理。
笔者从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名单中发现有67名院士有上山下乡的经历。笔者自己是高级工程师，曾经插队7年。在我的朋友中的一批教授、高级工程师都有插队的经历。正是上山下乡培养了他们吃的了苦，耐得住寂寞，有责任，有担当，不为金钱所诱惑，在失败面前不放弃，一心一意报效祖国人民的信念，才取得了成绩。
不做调查，信口开河，用这种煽动性的语言否定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当时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形成的社会关系和国际形势集体做出决定。只能说明他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正规教育”本应包括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书本知识固然重要，而实践知识更加重要。不实践怎么知道书本知识的真伪？
可见他眼里的“正规教育”，就是连“五·四”时期资产阶级都反对的那种老师讲，学生听的“注入式”教育。目的就是否定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社会实践中学到了大量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不懂得“实践出真知”，甚至不如宋代诗人陆游。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毕竟比较肤浅，要透彻地认识事物还必须亲自实践。笔者就是插队中在一人高的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除草时，体会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绝不是虚妄之言，是农民通过劳动总结出来的。
这种认为只有课堂教育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的观点，明显与知识的形成过程是相违背的，把“知识”和“实践”对立起来了，没有看到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理论源于实践”。殊不知书本知识也是前人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后总结出来的。这种片面的观点不利于青年人成长为知识全面的人。
书本上的知识只是把一般的普遍的规律进行了归纳，讲的是抽象的“共性”。而实践中我们遇到的事物都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个性”，而只有通过对事物“个性”的解读，才能深刻认识事物的“共性”本质，这只能靠自己的实践才能获得，别人是无法替代的。就像老师讲“人”，只能讲到“老人、小孩、男人、女人”，而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是有不同性格、脾气、长相、习惯的“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初中时老师讲粮食作物时，讲到小麦，笔者在插队的实践中才知道小麦有不同的品种，需要不同的生长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哲学笔记》第230页）知青们在农村和农民一起参加物质生产劳动，在实践中获得提高。不仅利于他们认识具体的客观世界，也利于他们培养工农感情，理解书本中的一般规律。
这位教授更不懂的“身教胜于言教”。不管老师在讲台上讲的有多生动，不如生产劳动中工人农民用行动对青年人的教育深刻。
老师在课堂上讲树的“嫁接”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嫁接”怎么“嫁接”。插队时，农民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把柿子树当年生的枝条“嫁接”到黑枣幼树苗上，我们才知道柿子树的老祖宗是黑枣，不嫁接就只能结出黑枣，“嫁接”后才能结出柿子。这个知识可能连一些老师都不知道。棉花的“打顶”“剥芽”“打枝”也是插队了才明白的。棉花是木本植物，如果不“打顶”就会疯狂的长高，消耗地力，“打顶”就是不让它长高，白白消耗土壤中的肥料。“剥芽”就是把可能长出侧枝的芽剥掉，“打枝”就是把多余的枝条打掉，让养分那个集中到那个接棉桃的主枝上。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农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反复搏斗，与历代统治阶级进行了顽强抗争中形成的，农民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载体。知识青年在与农民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农民用行动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我们，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顽强不屈、勤劳勇敢、坚忍不拔……。
毛主席提出的“再教育”，就是针对知识青年只接受了书本教育，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实践而提出的。是为了使年轻人具备完整的知识，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与工农结合在一起，在“三大革命”的风浪里通过“作为”经受锻炼，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能够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要求的是“事业的班”，而这个事业的本质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退一步讲，即便按照这位教授的逻辑，上山下乡剥夺了青年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我们看看上山下乡结束后的教育情况就明白了。
1982年初，上山下乡就结束了。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同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的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全国大体可分为三类地区：……争取在本世纪末大体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九年制）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力比以前增强多了，20世纪尚且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初中教育，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然不能普及高中、大学。总不能把不少青年无法受高一级学校的教育，归罪于上山下乡吧？起决定因素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财政状况，这和当时财政情况无法建设更多的高中、大学，让更多的青年上高一级学校是一样的。
不幸的是，这位教授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四处宣扬这种偷换概念的谎言，并写入了权威书刊之中，以致流毒甚广。谎言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事实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我们有责任实事求是地揭露谎言，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四
一个人在学校的学习时间是短暂的，大量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学到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别人可以剥夺你的一切权力，唯独无法剥夺你学习的权力。”而且古人就提出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难道农村那么多农民就没有“我师”？社会上有许多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只要自己愿意学，拜工农为师就能学到很多知识。
知青上山下乡时，正处在一个人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最容易接受各种知识的时期。在所有的知识中，生存的知识无疑是最基本的知识。知青们常说：“有了插队这碗酒垫底，什么困难都不怕了。”就是说，再艰难困苦我们也能够生存下去。就是因为插队期间乡亲们用行动教会了我们生存的基本知识，这是任何教科书上也没有的内容，而要获取这种知识只能亲身实践。
知识是伴随着青年的成长而积累的，青年是随着知识的增加而成熟的。如果到了老年还不清楚知识来源于生产劳动，否定了上山下乡，也就否定了自己为农村做出的贡献和学到的知识，那就真值得反思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于传授我们知识的老师，特别是教会我们基本生存知识的农民，我们怀有深深的敬意，即便离开农村后也念念不忘。怀念在农村插队的时光，感恩乡亲们的教诲和帮助。这就是知青们返回第二故乡时出现热烈场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读《洛崖知青城》有感而发。
2026年7月18日
【文/葛元仁，昆仑策特约评论员、“两弹一星”元勋葛叔平之子，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