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完成度达到及格水平的叙事电影，最起码要求便是伏笔落地、线索闭环，抛出的矛盾终究要有对应的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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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我在《“阿嬷”与“狂人”：跨越百年的双向镜像》一文中说，“《给阿嬷的情书》作为影像作品，艺术表达尚显稚嫩，仍处于入门阶段。”
有朋友不太同意。
当时限于篇幅，没有展开这个话题，今天主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略作分析。
仅举两例——
1、孙子晓伟的债务问题，最终不了了之。
影片一开始，就交代孙子晓伟欠债几百万，焦头烂额，苦无良策，于是决定到泰国找传说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借钱还债，这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从人物成长规律的角度上说，晓伟追寻、发现阿公真相的过程，也是自己逐渐摆脱困境的过程，哪怕最后没有搞到钱，也应该让观众相信，晓伟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实际上，到了最后，晓伟的困境依然如故——他没有钱，也不知道从哪里去弄这笔钱，只能用玩世不恭的口气自嘲一下，而奶奶淑柔还夸他“有情有义”，“会有贵人相助”。
这样的结局，消解了影片所要传递的价值观，它等于是在暗示：“有情有义”没什么用，没钱还是没钱。
在好莱坞名片《雨人》（豆瓣评分8.7）中，阿汤哥饰演的查理去寻找患有自闭症的哥哥雷蒙时，也身负8万美元债务。最后靠雷蒙的数学天才，在拉斯维加斯赌场赢了86000美元，化解了危机。
《雨人》也是一部温情电影，讲的也是“有情有义”的故事。
孙子晓伟的困境，是编导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无解难题：
欠几百万，怎么还呢？打工挣钱？不行。赌博？贩毒？更不行。做生意？也不行。发现阿公密藏的黄金、珠宝，或一个隐秘的银行账户（里面有一笔巨款）？同样不行，因为这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故事。
出现这样的破绽，主要是编导没有经验导致的。他忽略了一个问题：金钱的债务，无法通过情义来解决。
有经验的编导，会给晓伟设置一个情义方面的困境。
这样，祖辈之间“有情有义”的事迹，就会对晓伟产生感召与启发，引领晓伟走出困境，主题也可以得到升华。
2、淑柔听说是陌生人谢南枝连续寄钱十八年，当即表示“卖房子也要还钱”。
这非常好，符合淑柔“有情有义”的人设，但她见到了已经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谢南枝后，对还钱的事又绝口不提了。
这怎么能行呢？
“做人要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是淑柔自己的名言，也是影片的主题。
更重要的，谢南枝不是你们郑家人，谢南枝并非富豪，谢南枝的钱也不是不义之财，而是辛苦钱、血汗钱，你受人如此恩惠，却毫不偿还，又如何算得上“有情有义”呢？
退一步说，即便南枝生病，无力接受这笔钱，但南枝养子犹在，为什么不把钱还给他呢？
情义总是相互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才是美德。淑柔口称要“有情有义”，实际上却对南枝“无情无义”。
这个困境，也是编导自己给自己设置的。
如果按照潮汕/南洋发生过的状况，将南枝设置为“二奶”，则依当地当时“南洋二奶养正室”（因为南洋二奶通常继承了老公绝大部分财产）的约定俗成，淑柔就没有还钱的道德义务了。
可是，编导为了取悦价值观日趋保守的观众，将南枝设置成木生的普通朋友，结果在情节逻辑、道德逻辑方面，就捉襟见肘，顾头不顾尾，反陷淑柔于尴尬境地。
当然，编导为了逻辑一致，可以坚持让淑柔还钱。
只是，这样一来，淑柔一家的生活就会因此陷入困顿，南枝的善意也被抵消，并且在客观上变成了淑柔一家的财务陷阱，影片的温情滤镜就会被打破，观众就会觉得不舒服了。
这个矛盾，导演蓝鸿春解决不了，只好黑不提白不提，希望观众忽略这个破绽——必须说，他如愿以偿了，观众都忙着流泪，没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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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完成度达到及格水平的叙事电影，最起码要求便是伏笔落地、线索闭环，抛出的矛盾终究要有对应的收束。
反观《给阿嬷的情书》，多处关键剧情线悬而未决，留下明显叙事缺口。
所以，《阿嬷》的高票房与高口碑，主要得益于题材的选择，以及主题与社会思潮形成的共振，单就电影本身而言，提高的空间还很大。
最后强调一点：指出影片在叙事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要打压这部电影，而是要防止出现“一俊遮百丑”的情况——因为一部电影有好的票房和口碑，缺点也变成了优点，这无助于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
《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两个多月以来，热度持续不减，已成近年来罕见的现象级文化现象。所以，对它的分析研究也应该深入下去，以后如有新的角度，还会继续写一点这方面的文字。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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