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立平｜当前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一文中，我将人口问题作为当前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有人说，这不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了吗？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个事情的含义是空前的。
人口问题的演变
从历史上来看，人口问题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从公元元年到1650年前后，人口的增长大体处于这个阶段，出生率很高，但死亡率也很高，人口的增长速度很慢。在那一段时间里，全球人口仅从约2.5亿增长到5亿，倍增时间超过1500年。那时尽管人口的出生率很高，但由于频繁的战争、周期性的饥荒和肆虐的瘟疫，加之当时的生活水准和医疗水平，人口的平均寿命很短。到20世纪末，已没有任何国家仍处于这一阶段。
这一时期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口或人力资源不足。所以，古代的战争在土地争夺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人口的劫掳。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这一阶段始于欧洲的工业化时期，并在全球范围内依次展开。原来有句很难听的话：人口爆炸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因为死的太少。但话尽管难听，却大体是事实。工业革命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保障了食物供应，公共卫生条件改善及现代医学的发展，由此，人口的寿命明显延长，同时出生率仍然居高不下。
所以，年龄大一点的朋友都还记得，那时一个流行的话题是人口爆炸，是控制生育。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许多发达国家已处于此阶段，部分国家甚至进入了人口负增长。目前中国也开始进入这个阶段。其主要原因是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而且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不知道这一趋势今后会如何发展。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就总体而言，上述的演变过程大体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而在我国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几十年中，在政策干预和社会演进的双重作用下，这三个阶段高度压缩在一起。
这就使得人口问题上的结构性失衡与代际难题以更尖锐的方式凸显出来。
新的挑战是空前的
现在，我们正站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拐点上。传统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基于经济社会自然演进形成的，但在今天，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和AI）正在从根本上解构自然进化为人口设定的底层逻辑，由此引发的挑战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
对此，我们也许可以概括为两大脱钩。
死亡与自然衰老的脱钩。在自然进化中，寿命由基因和生存环境决定，存在一种不可逾越的天花板。但现代医学（基因编辑、靶向药、器官移植以及人造器官）的进步，正在将死亡从必然事件变为可推迟事件。由此，人的寿命的延长呈现一个陡然甚至跳跃的状态。
我原来曾经讲过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对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说，你们这代人很有可能活到150岁，你还得活120年呢，做好准备啊。他连声说，那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虽然是当笑话来说的，但未来很可能就是一个现实。在那时，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现在难以想象。
劳动力价值与人类繁衍的脱钩。在自然进化的几万年里，人类繁衍的动力本质上源于劳动力需求和基因传递的动物本能。但AI和自动化正在彻底改变这一逻辑。当AI在大量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上超越人类时，生养后代的经济正反馈被切断了。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可能变成需要攒钱买机器人养老。
同时，传统的宗法与亲缘观念在迅速改变，基因传递或传宗接代的观念越来越失去存在的基础。对于个体而言，生育在变成一种纯粹的生活方式选择。这不仅意味着生育意愿的弱化，同时也意味着亲缘纽带的全面松懈。
上述的两大脱钩会从根本上改变家庭与社会的基本样貌。以家庭为例，过去人们经常说上有老下有小，指的是三代同堂以及在这种家庭结构中中间那一代的责任与负担。而现在在许多家庭中，四代同堂已不鲜见，这意味着中间两代人面临的责任与负担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
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自近代以来形成的退休与养老制度可能要难以为继。德国最近正在推进的退休与养老制度改革就是一种应对的尝试（如将退休年龄逐步推迟到70岁，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资本市场投资模式等）。
这些挑战可能会以更残酷的方式展开
未来的具体情景，谁都无法充分想象。不过，历史学家赫拉利提示的一些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想象的线索：
从“神谕”到“技术故障”。这里的神谕，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赫拉利指出，过去死亡是宗教和哲学问题，而现在它正被重新定义为一个技术问题。人死，并非神的旨意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规律，而是因为心脏衰竭、癌细胞扩散等技术故障。既然是技术问题，理论上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
当死亡可以被购买意味着平等的终结。赫拉利说，历史上，“死亡是唯一完全公平的事”。但在未来，可能只有承担得起高昂费用的精英才能享受长寿技术，穷人则只能接受相对短暂的寿命。一旦死亡在技术上被攻克，它就可能变成一种明码标价的商品，这会让人类社会最后的一个平等的基础发生动摇。
经济差别升级为生物差别。赫拉利说，过往的贫富差距、国王和农民的差距，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法律学意义上的、政治学意义上的，但从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在国王和农民之间，基本的生理和心理能力是相同的。但未来新技术有可能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产生生物学意义上的鸿沟，人类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生物阶层。
有人认为，赫拉利的想象会引发我们一系列更深层的思考：
当经济价值消失后，即使穷人感到不满和愤怒，精英阶层是否还有动力去安抚他们？在富人实现长生后，是否会因极度畏惧意外死亡而变得无比保守，失去了推动文明发展的活力？如果绝大部分人的人生都失去了经济价值，整个人类文明的意义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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