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4期《行政论坛》刊发朱光磊、韩林秀《现阶段中国阶层格局变化的十大新特点》，2026年第6期《文化纵横》以《灵活就业者破3.2亿: 中国阶层流动的逻辑，正发生根本性逆转》的醒目标题再次转发。文章无视“灵活就业者破3.2亿”的严峻现实，无视社会保障收缴失衡的严峻挑战，无视社会财富向平台垄断者快速聚焦的严峻形势，无视不是社会舆论而是就业者焦虑的严峻事实，公然认为“对于部分社会舆论制造的焦虑，作者强调：人均资源不足是当下各阶层间矛盾的主要原因，政策方面应当‘不折腾、不找事’，建立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促进各阶层、群体共同合作、进步”。
朱光磊教授作为学界大咖，以政治学视角得出如上结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劳动关系学者极不认同，认为：当下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人均资源不足”，还是“人均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公”？极少数人占有庞大资源，是否违背社会主义本质？“各阶层间矛盾”，是否能掩盖社会阶级矛盾？政策应该‘不折腾、不找事’，还是服务共同致富？亟待展开深入讨论。
一、是人均资源不足，还是人均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公？
“资源”是指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客观存在。从经济学视角，资源是“生产要素”的代名词，指一国或一定地区内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强调“使用价值”和“效用”，即能够通过购买设备、原材料、厂房等投入生产或提供服务，为投资主体带来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经济效益，从而实现价值增值。财富占有必然成为资源占有的核心组成。当下是人均资源不足，还是人均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公？请朱光磊教授以政治学视角阅读如下4组数据，相信数据无声、人有辨别，政治学的价值导向鲜明。
据2025年胡润百富榜，中国首富钟睒晱5300亿，互联网平台企业张一鸣4700亿、马化腾4650亿、雷军3260亿、丁磊3200亿、黄峥3140亿（见图1）。
据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调研数据：中国有39.1%的5.47亿人口月收入低于1090元，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其中：546万人收入为零、2.2亿人月收入500元以下、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见表1）。
据2023年中金公司报告：中国财富总量为790万亿人民币，其中国资占360万亿，私有财产总量为430万亿。在私有财产人群划分中，最富裕人群共计140万户460万人，总资产为290万亿，其人口占比为0.33%，其财富占比为私有财富的67.4%；中产阶级3100万户9900万人，总资产为110万亿，其人口占比为6.9%，其财富占比为私有财富的25.6%；非富裕非中产的其他人群13.22亿人，总资产为30万亿，其人口占比92.77%，其财富占比仅为私有财富的7%（见图2）。
【图2.中金公司财富占比与阶层人数占比数据情况】
据2022年招商银行年报数据：千万级以上的富人，占比0.07%，持有31.28%的财富，人均资产金额为2813.38万元；50万元以上、1000万以下的中产，占比2.18%，持有50.10%的财富，人均资产金额为151.53万元；50万元以下的普通人，占比97.75%（见表2）。
【表2.招商银行2022年和2021年零售客户资产情况表】
二、极少数人占用庞大资源，是否违背社会主义本质？
朱晓磊教授作为政治学者，应该正视各类数据呈现出来的“人均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公”，而绝不是“人均资源不足”的伪命题。尤其，“0.33%的富人占有67.4%的私人财富，而92.7%的人群仅占有7%的私人财富”，这种贫富分化状况已经不是一般的两极分化，而是“顶尖断崖式”分化。如果将人口占比0.33%的富豪与6.9%的中产阶层加起来，那么仅占社会7.23%的人口，其财富占比高达93%（67.4%+25.6%）。已经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897年帕累托提出的“二八定律”——“在财富分配上20%的人口掌握着社会上80%的财富；在销售分配上80%的销售额通常来自20%的商品，80%的销售收入通常20%的重要客户创造”。问题的关键，还是0.33%的极少数富豪占据了67.4%的财富，而92.7%的普通人仅占有7%的财富，怎么可能进入中产阶层？朱晓磊教授提出“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社会成员对阶层跃升的期待远大于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实际物质获得”，完全忽视了顶级富有群体对阶层跃升正常期待的遏制。在底层劳动者生存艰难、众多本应中产阶级深陷房产和股市收割、平台智能冲击就业的背景下，竟然提出“社会成员在心态上尚未做好‘能上能下’的认识准备，尤其是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向下流动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更为明显，这更加剧了‘阶层固化’舆论的泛滥”。房产和股市收割、平台智能冲击就业，是经济波动造成的吗？罔顾事实。
政治学的本质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在于揭示政治现象背后的权力博弈与利益分配逻辑。政治学的基础是“利益的分配”，政治本质上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维护、保障和发展自身权利并实现利益的社会关系。由此，政治学通过研究不同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利益分配规则（如政策制定）以及利益博弈，揭示政治现象背后的利益分配逻辑。面对极少数人占有庞大的资源财富，3.2亿人成为挣扎在生存线上、失去未来社会保障的严峻现实，朱晓磊教授作为政治学界大佬，能否解读极少数人占用庞大资源，已经违背社会主义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生产力得到根本性解放、获得巨大性发展。但是，通过四组数据的分析，是否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否正在加快共同富裕的步伐？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论分析，更需要政治学的权力博弈与利益分配逻辑分析。极少数人占用庞大资源，违背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导致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本质上是剥削关系的体现，与社会主义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背道而驰。社会财富被少数人垄断，普通劳动者无法公平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剥夺了多数人平等享有发展成果的权利。极少数人占用资源往往伴随着对公共资源的侵占、垄断以及对市场规则的破坏，尤其体现在互联网平台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冲击，成为3.2亿灵活就业劳动者出现的最直接原因。
三、“各阶层间矛盾”，是否可以掩盖社会阶级矛盾？
阶级指归属不同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的集团，在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社会形态中，阶级之间可能存在对抗性矛盾。《宪法》序言明确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阶层是阶级内不同经济状况的团体，主要是经济利益之争，不存在对抗性矛盾。朱晓磊教授作为权力博弈与利益分配逻辑分析的政治学者，应该非常清晰如果仅用“阶层”来描述社会矛盾，往往侧重于经济利益分配的差异，将弱化或模糊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地位差异及深层次的阶级对立。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分配、资源争夺等经济或生活层面的冲突，如劳资纠纷、贫富差距等，这类矛盾通常通过协商、调解、制度完善等方式解决。
但是，看似普通的“阶层矛盾”背后，折射出资源分配机制的结构性失衡，如果劳动回报与资本增殖不再匹配，这些矛盾必然隐含着更深层的阶级矛盾。刻意模糊“阶级”概念，用“阶层”或“矛盾”来替代，必然存在掩盖阶级斗争本质的风险。特别是在涉及贫富差距、资本与劳动关系等核心问题时，若仅停留在“阶层利益”层面讨论，将忽视制度层面的根源。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以丢弃的根本方法，也始终是《宪法》确定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政治使命和学术担当。
尤其，新自由主义伴随着改革开放涌入中国，其私有化、市场化与去政府化主张，资本主义资本与雇佣劳动结合的生产要素方式，资本价值增殖的利益追求，资本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只能出卖劳动力，资本支配劳动，榨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等行为，已经是资产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都是必须正视面对，并不断解决推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矛盾，成为阻碍全体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重要矛盾。当前，国家政策重点转向“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旨在通过制度优化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政策应“不折腾、不找事”，还是服务共同致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面对当前出现的两极分化突出，社会财富平台垄断叠加“马太效益”聚集于少数人手中，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旨在通过制度优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朱晓磊教授无视“人均资源占用和分配不公”的数据事实和现实事实，提出“人均资源不足”是当下各阶层间矛盾的主要原因，违背了政治学权力博弈与利益分配逻辑分析的基本理论，站在既得利益者利益不能被冲击、而不是牢固站稳人民的立场，提出政策方面应当“不折腾、不找事”的建议，背离了学者的人民立场。
朱晓磊教授提出“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新经济形式的发展，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复杂化，亟须厘清各阶层的发展状态、阶层间关系以及不同阶层与政府间的关系，而目前相关研究是不充分的”，作为政治学者仅沉浸于社会阶层，完全无视“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现实，难以从资本侵入之后阶级矛盾、劳资矛盾依然存在的事实出发，分析问题、研究现实，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失偏颇。所谓“以时间换空间的发展理念仍需坚持”，更是以此为障眼法，纵容继续向极少数人手中聚集，纵容两极分化日益加大，纵然社会阶层持续固化，更无视3.2亿灵活就业者和农村劳动者120元养老金的生存状况。完全蜕变为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尤其，提出“‘不折腾、不找事’是维护阶层关系和谐的基本原则。历史和各国的实践证明，一个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政治体制更具有发展优势”，更暴露出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阻碍国家政策重点转向“共同富裕”的企图。朱教授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成员间的联系与交流，通过联系促进合作，通过交流消解分歧”，但完全忽视了5000亿首富与80岁依然需田间劳作仅领120元养老费的农民有交流可能吗？完全忽视了0.33%极少数富豪占据67.4%财富与仅占7%财富的92.7%普通人还存在交流空间吗？朱教授提出：“协调好言论畅通与精准发言的关系，避免不良舆论的泛滥”，为资本代言者可以言论畅通，为人民发声者是否同样言论畅通？为资本代言者不顾事实、回避阶级，是否精准发言？为人民代言者数据清晰、立场牢固，是否精准发言？什么样的舆论是不良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舆论，还是为资本代言背离“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使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者？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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