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没有世俗意义的“进步”，五十知天命，这时才知道，人是可以自己提拔自己的，条件是时间与空间一定要适配。下面谈一点“过来人”的体会。
一
我曾手绘过两个对顶重叠的三角形，用来具象化人生机遇的分布规律：
图中下宽上窄的三角区域，代表人数基数庞大的劳动力空间分布，上宽下窄的黄色三角代表机遇及劳动力获取机遇的概率空间分布。两个三角重叠一起就可看出劳动力越是密集的区域，人均可得的发展机遇空间就越窄；而黄色三角则是劳动力数量由下而上层层递减，但机遇空间却在层层递增，个体把握的成长可能性也会同比递增。
很多人会产生 “人在哪机遇都相差不大” 的错觉，但这个图形清晰揭示：真正能拉开人生发展上限的，并不是在原有圈层里横向内卷，而是不断提升实现自身内修格局的提升。
二
大众常信奉两句看似相悖的俗语：“好马不吃回头草” 与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可结合这样的机遇空间分布逻辑来看，就会认识到其中的悖论：只要草好吃，为什么不可以回头再吃？在哪跌倒不重要，爬起来才是关键。只要爬起来，在哪都行。可悲的不是“在哪爬起来”，而是在哪都爬不起来。
不少人选择的错误就在于执拗于原地翻盘的 “面子式坚持”，在层级固化、机遇限度已经见底的环境里反复消耗精力，而横向铺开的同质化拓展很难突破成长瓶颈的时候，唯有提升自己的格局，才能找到真正能托举自己站起来的发展空间。
猪与长颈鹿——鸡与鹰也是一样——是说不到一块的。长颈鹿在猪圈可以驻足，但不能长住；而猪一旦爬到长颈鹿脖上，看到前方，就决不会再返回猪圈。庄子说的“坎井之蛙”故事，也是同一喻理。在猪圈里长住，长颈鹿不变成猪就不能算“进步”，反之则反是。
人完全可以自己提拔自己，而提拔的核心路径，是通过知识层级的跃升。这种跃升并不与世俗的官职、头衔强行绑定。相反，没有那些世俗职务的晋升，在许多时候，反而更有利与我们的思想认知、眼界格局、能力进修的进阶。能进阶到高段位的并稳居于高段位的人也就是始终与历史正确为伴的人，这样的人自然是历史进程中的关键少数；反之，如果不是通过内心修养提升而得到了较丰厚的机遇空间，其结果他也会因“德不配位”而再回原形。
历史运动的景观一直都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正确不会给人们留下等待、彷徨、和犹豫的空间和时间。
人的格局提升了，也要寻求与其适配的机遇空间。没有西域大漠就没有霍去病，而没有长安也不会有董仲舒。在今天若没有北京优良的机遇空间，中国学界“大腕”“大咖”就会大幅减少。
环境会直接影响个人才华的容纳度与施展空间。我对此太有体验了。我从陕西渭南乡间起步，有过下乡四年的经历，之后到西安上西北大学，后辗转临潼、天津、杭州、山东，北京。来到北京后，我的战略研究局面豁然开朗。换言之，不在北京这方水土，我今天的战略学研究的成绩是要严重打折的。
正是这个道理：在层级固化、资源流通狭窄的环境里，亮眼的才华很容易被有限的上升通道困住。而更有利的地域环境才能承接住更大的个人潜能，让才华找到落地生长的适配土壤。这不是说只有大城市才是机遇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而是说人在自我提升后才会有更宽广的机遇选择空间。
总之，机遇从来不是均匀撒在每一寸土地上的，它顺着人的才华与地域适配度呈现出的差异性动态分布。其中个人知识、能力、眼光、目标和格局的提升是决定性的。跳出刻板俗套的束缚，锚定精神层级的提升，选对能容纳自身成长的发展场域，才能跳出低效内卷，抓住真正能改写人生走向的机会。
三
人生的起落是如此，历史的兴衰也是如此。1935年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南下与北上争论就是这样。后来证明毛泽东北上的路线是对的。李自成、毛泽东率军北上，他们分别在陕南和陕北蛰伏一段时间后，都进了北京；而张献忠、张国焘都热衷于南下四川。张献忠死得很惨，如果张国焘意见占了上风，那他的结局不会比张献忠更好。
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很可能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不能说司马迁的谕言出自《易经》，但与《易经·说卦》“帝出乎震（东），齐乎巽（东南），相见乎离（南方），致役乎坤（西南），说言乎兑（西），战乎乾（西北），劳乎坎（正北），成言乎艮（东北）”的谕言高度相合。“说言乎兑”，兑卦既有“沼泽”的表征，又有“西边”——这让人联想到红军长征中跋涉草地的悲壮情景——和“喜悦”的双重含义。“成言乎艮”，《易•说卦》：“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南怀瑾解释说：“艮，是东北的卦位，是万物所成终结的地方，也是万物的开始的地方，所以说成就是在艮卦。”
《易经》并不并神秘，学习古易也谈不上迷信。它只不过是上古人用他们的“学术语言”表达了我们正在理解的同样的事理。正如我们用今天的“学术语言”表达我们与上古人理解的同样事理一样。上古人读我们的著作也与我们读上古人的著作一样，都觉得对方神秘和“迷信”。
司马迁和《易经》说的空间变动的成功路线与中国革命从东南起，经西南，北上陕北，后东移河北西柏坡，再至东北后终取天下的路线相一致。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同汪东兴谈到张国焘时说：
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就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1958年12月，毛泽东为《七律-长征》这首诗批注说，长征“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注释1。）到陕北后，毛泽东心情除了“尽开颜”之外，其诗词的战略张力更是直逼九霄。
机遇空间分布的逻辑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的规律，它也为坚定跟随毛泽东北上的红军集体及其中的个人人生带来根本性的转折。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张文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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