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会见到这样的情形，两个陌生人在某种场合相遇，于是发生下面的对话。问：您在哪里上班？答：自己做呢。
这样一个简短的对话，涉及的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生计模式（Livelihood），也就是人们是靠什么获得生活资源的，是靠什么维持生计的，是靠什么养家糊口的。这个问题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核心。
上面一问一答的简短对话，表明的就是当代社会中两种最基本的生计模式，一种是上班（雇佣制），一种是自己作为经营主体（做企业、做生意）。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这是两种主流的、基本的生计模式。
但这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上班”是少数人的事，绝大多数人以自给自足的务农或手工艺为生。我们今天熟悉的“大多数人都是上班族”的景象，是工业革命后才成为主流的。
所谓上班，背后的制度背景就是现代雇佣制。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规模工厂或企业，现代雇佣关系由此成为主流。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被雇佣的上班族比例大约为就业人口的70%。在1930年，美国雇员的比例已占可就业人口的约80%。到2020年，我国这一比例也达到约69%。
雇佣制演变到现在，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预期的明确与稳定（当然，在不同体制下，明确与稳定的程度是有差异的）。
前些天，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我说，人们经常说我们这代人享受了时代的红利。什么是时代红利？有人说改革，有人说开放，有人说房地产，但我觉得，最大的时代红利其实是生活的确定性。所以那时的焦虑很少。我开玩笑说，那时尽管工资很低，住房条件也不好，但每天晚上吃完饭，关心的就是一件事，今天《霍元甲》（泛指当时追的哪些连续剧）到第几集了？几点开始？
不要说那是大锅饭，是铁饭碗，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实际上，职业稳定性的增强在当时是世界性的趋势。
在美国，现在成为铁锈地带的五大湖地区，1955 年，制造业工人不但工作稳定福利好，而且82% 的已婚男性仅凭一份收入即可养活五口之家。在节假日，工人家庭会一起外出野餐、聚会，或者去电影院、剧院等场所消费。在日本，尤其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期，终身雇佣制甚至成为一种非法律性的默契与惯例。欧洲更不会是例外。
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两次金融危机中，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加大，产业的转移和随之而来的空心化，更重要的是经济繁荣的结束，职业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
在今天的美国，就业数据虽然还可以，但就业质量在大幅下降。在新增的岗位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兼职或临时性工作，收入不稳定且福利匮乏。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报告，现在有890万人从事一份以上的工作，占所有受雇工人的5.4％。也就是说，要靠打两份以上的工，才能获得一个不错的收入。在很多人那里，一项全职工作足以支持一份中产阶级生活的情景，已经成为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在经济压力之下，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也在逐步松懈。为削减成本，企业大量增加派遣、兼职等非正规雇佣人员。这些员工薪资低、保障少，导致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截至2025年，日本灵活就业等非传统雇佣形态已成为庞大群体。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终身雇用逐步被短期合同和非正式用工取代,韩国就此进入了所谓"临时工时代"。
如果说上述趋势还只是还只是发生在雇用制内部的变化，那么，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这波科技浪潮，则正在改变雇用制本身。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进程，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着人们工作的形态和生计模式。我们不能把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催动的企业裁员看作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更不能将希望寄托于短暂冲击后的复原。这次变化的深层含义是，第一，财富的创造将不再需要这么多人，相当一部分人将要从这个过程中退出。第二，即使是仍然被需要的，有相当一部分也不会再采取稳定雇用制的形式。
正因为如此，灵活就业这个词这些年开始流行起来。不要以为这只是在中国存在的现象，也不要以为这只是对不充分就业的一种委婉表达。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指出，到2030年约8亿个工作岗位可能因人工智能的深度整合而重组或消失。高盛2023年的报告则估计，全球约有3亿个全职工作岗位面临被AI自动化的风险。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9200万个工作岗位被AI和自动化彻底取代。这些预测的数字不必较真，因为现在谁也无法转却地预测未来。但所体现的趋势应当是确定无疑的。
一部描述中产阶层裂变的书
在这背后的，是劳动的组织单元的巨变。OpenAI估值高达7300亿—8500亿美元，员工规模只有8000人左右。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与就业、经济增长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之间的联系正在被切断。结果就是如 “幽灵GDP” 概念所描述的那样：企业利润增长，但被替代的劳动者大规模失业，社会消费能力下降，最终产出增长但消费失速。
有学者预测，我们正步入一个 “后工作”（Post-work）时代——工作这一长期被视为个体生存保障、身份认同与生命意义的核心载体，正面临存续性危机。
这意味着什么？就是生计模式处于高度的不确定状态。
不确定在什么地方？在过去的生计模式中，虽然有时也会面临失去的风险，但它们框架是确定的，角色是清晰的（你知道自己是老板还是员工），路径是稳定的（你知道怎么晋升或怎么赚钱）。而AI及自动化带来的冲击，正在将这种确定性全面转化为多维度的不确定性。未来，上班将会成为少数人的事情。
这样一来，能力强者，可能需要在不同的生计模式之间不断切换，能力差者，将会在不同的生计模式面前屡屡碰壁。
如果雇佣或上班的机会变得稀缺，我们还能干什么呢？常识告诉我们，就是做点小生意呗。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似乎这是人人力所能及的。然而，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事情并非这么的简单。
生意再小，也是一种交易行为，也是一种经营模式。从历史的角度说，交易模式比雇佣制度历史悠久得多，至少应该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悠久、古老的生计模式还能不能持续下去？还有没有持续下去的条件？
不要以为我这是危言耸听。
你可以想一想，即使是小生意，也是需要两个前提的。一个是信息的不完全透明，二是缺乏发达的物流或物流成本太高。我的老家在辽宁，改革前的辽宁重工业发达轻工业不发达，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上海产的皮鞋好，但你不可能专程跑到上海去买一双皮鞋。于是，就有了本地的制鞋业，就有了本地的商业。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哪怕县城乡镇的市场都有某种程度繁荣？根源就在于此。
但现在，这两个前提在迅速消失，现在，信息几乎完全透明，物流非常发达且成本低廉。生意的本质是赚差价，在前面两个条件下，赚差价的机会在迅速减少。比如说，一个杯子，成本5元，你卖10元，赚5元。但在可以货比全网，而且显性物流成本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一定会有人卖9元、8元、7元、6元。当有人卖6元的时候，一定有人说我按照5元的成本价卖。接着，一定会有人说我卖4元，亏本卖。亏本卖的是谁？大资本，要的是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小生意如何参与竞争？其实不但是小生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凡是作为租金提取层存在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赚差价”的，其商业模式都会发生崩塌。
所以我的看法是，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冲击之下，我们人类延续了几百年几千年的生计模式，将会受到空前的挑战，人类在生计模式上，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在讨论消费时经常提到预期的问题，我觉得，未来最大的预期问题是在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也许只能在这三个地方做文章：
第一，业态创新，如一人公司，平台经济等，并使其尽可能具有生计意义上的可持续性。第二，财富分享的制度创新。如有人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使得不到财富创造机会的人也能部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三，建立新型的普惠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便如此，可能也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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