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的‘吃人’，从不狰狞，而是极尽温柔。”
作 者 | 郭松民
01
近期，我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多有批判。有朋友颇为不解，私信问询：为何要执着于一部小成本、口碑尚可的普通院线片？
倘若它只是一部流水线生产的商业小片，自然不值得耗费笔墨与心力反复剖析。
但，将其置于近一百余年中国社会思潮迭代的宏大坐标系中审视，便会发现这部作品绝非寻常温情商业片，而是一部足以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留下鲜明印记的标志性文本。
要厘清这一命题，必须先梳理近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百年流变脉络。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步步入侵，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正如李鸿章所言，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场变局的深刻性，远超王朝更迭。
核心症结在于：自华夏文明在黄河流域奠基成型、绵延数千年以来，中国第一次遭遇文明层级的全方位挑战。
西方对中国的优势，不止于船坚炮利的军事硬实力，更涵盖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整套文明体系。
形势极为严峻：若无法有效应对这场文明冲击，等待中国的将不再是历史上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而是文明断裂、文脉断绝的“亡天下”。
如何破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洋务运动的器物革新、戊戌变法的制度改良、辛亥革命的政体变革相继失败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救国的根本，在于文化革新、思想重塑。
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的深层根源。
激烈反传统、重构国民思想，是新文化运动最鲜明的时代特质。《新青年》振臂高呼“打倒孔家店”，撕开了封建传统文化禁锢国人思想与精神的厚重帷幕。
作为文学革命最突出的实绩，鲁迅写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锋利的笔触，揭穿封建礼教与宗法家族制度的吃人本质：至亲、乡邻、世人，皆在潜移默化中参与“吃人”盛宴。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历史进程驶入快车道。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续推进，山河重整、乾坤再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从五四觉醒到新中国建立，不过短短三十载。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大多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是名副其实的“五四之子”。
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底色，深刻塑造了他们的思想格局与革命理想。
周恩来日后接见外宾时，仍自豪提及：“我们在五四时期，就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毛主席一生推崇鲁迅，始终坚守反封建的思想底色。即便到了晚年，依旧警惕封建文化沉渣泛起，先后推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思想文化运动，其核心诉求始终如一：不让吃人的封建礼教与腐朽文化，继续荼毒民族心智、桎梏社会进步。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自此，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新，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深度绑定、同频共振。
这一时期，以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革新进步为主要内容的红色革命文化占据社会主流，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信仰与价值追求，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红色时期”。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教员去世，他晚年的政治、文化实践被否定，过往依托革命实践形成的红色文化逐渐退潮。
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反传统思潮，百年间遭遇的第一次重大顿挫。
02
革命文化被边缘化，但沉寂已久的传统文化，并未顺势回归、重掌主流。
彼时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
八十年代，五光十色、高度繁荣的西方消费社会扑面而来，与中国早期工业社会清贫、简朴，甚至有些寒伧的社会面貌形成巨大反差。
在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发展落差下，大批文化精英陷入深刻的文化自卑与失败主义情绪。
他们并未选择回溯本土传统、重构文化自信，而是延续了五四的反传统路径，只是将革命话语替换为自由主义话语。
当时，一部电视政论片以嚣张而又不失磅礴的论调断言：根植于黄土地的“黄色文明”已然彻底落伍，人类未来属于海洋孕育的西方“蓝色文明”，中国的唯一出路，便是彻底拥抱西方、“走向蔚蓝色”。
该片虽因争议巨大而被雪藏，但其崇西贬中、否定本土文明的思维逻辑，却深深影响了一代人，一直延续至新世纪。
这种由精英主导的自由主义文化，最大的弊病在于根深蒂固的自我殖民化。长期以来，这种论调割裂本土文脉、仰视西方价值，引发民间的普遍反感。
2008年，成为“蓝色文明”话语由盛转衰的拐点。
这一年，境外势力恶意干扰北京奥运、抹黑中国形象，一场捍卫国家尊严、守护奥运圣火的全民运动席卷全球。
彼时最敏锐、最活跃的青年群体，在这场不期而至的斗争中看清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双重标准与虚伪本质。
这批觉醒的青年，被称为“四月青年”。
同年，北京奥运会圆满落幕，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综合实力与文化底蕴，国民文化自信空前高涨。
自此之后，占据舆论主流数十年的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看似声势犹存，实则持续退潮、影响力不断衰减。
与之相对，沉寂多年的文化保守主义悄然崛起，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最核心、最深刻的变革。
纵观百年思潮流变：五四开启的反传统浪潮，历经红色、蓝色两大阶段的迭代嬗变，最终在新时代走到终点。中国思想文化，迈入“黄色”复归的新阶段——传统文化重归大众视野、重塑社会价值。
而引发全民观影热潮、引爆全网讨论的《给阿嬷的情书》，正是这一思潮转折的标志性文化事件，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足以与百年前的《狂人日记》形成跨时空的对峙与呼应。
从这一维度来看，当下学界与舆论界对这部电影的解读、研究与批判，非但不多，反而远远不足。未来梳理中国当代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者，必然会反复提及这部作品，将其视作时代思潮转向的重要样本。
二者的差距，仅在于艺术水准：《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之作，思想深刻、文笔隽永，拥有不朽的艺术价值；而《给阿嬷的情书》作为影像作品，艺术表达尚显稚嫩，仍处于入门阶段。
两部作品的价值取向与思想内核，恰好完全对立、互为镜像。
百年前，“狂人”于满纸“仁义道德”的字缝中，读出“吃人”二字，撕开封建礼教的残酷本质；百年后，《给阿嬷的情书》则以“有情有义”为外衣，美化旧式传统伦理，呼唤传统秩序的温情复归。
礼教的“吃人”，往往从不狰狞，而是极尽温柔。谢南枝就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感，无比温柔地吞噬了叶淑柔十八年的岁月。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叶淑柔困守故土、抚养子女、赡养公婆，将美好的时光托付给虚无的等待，活成了旧式乡土伦理中“贤妻良母”的完美范本。
除此之外，百年思潮的地域差异，也为这场传统复归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注脚。
回望历史，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播，整体呈现由北向南的态势。
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的重心长期扎根北方，陕甘宁、晋察冀、山东等主要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皆集中于北方大地。
在长期的革命动员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北方地区深度破除了封建宗法桎梏、瓦解了旧式礼教传统，最大限度解放了底层民众，尤其是长期被压迫的女性群体。
申纪兰、李秀英等一批自主自强的杰出女性典范皆出自北方；而银幕上那些富于主体性、敢于担当、能顶半边天的女性形象，如李双双、李麦，也大多以北方女性为原型。
当革命发展到南方，比如潮汕这样地方时，反动势力已经望风而逃，深度动员与启蒙已不再紧迫，更何况，此时革命自身也开始进入体制化的阶段了。
这直接导致潮汕等南方乡土地区，封建残余保留较多。叶淑柔式终身守寡、夫死不怨、默默奉献、心如古井的传统女性，在这片土地上绝非个例，而是时代与地域共同造就的群体缩影。
正因为如此，当新世纪文化保守主义悄然复苏时，最先在潮汕乡土找到“肉身”，随后自南向北，风靡全国，形成“文化北伐”的态势。
至于这场“黄色文明”的复归浪潮能够持续多久，能否如同过往的红色文化、蓝色文化一般，深度重塑当代中国的文化面貌，尚可继续讨论——但那已是另一个话题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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