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十年来，中国广大经济学者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指引下，努力工作，使得我国经济学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还远未成功。许多有识之士对此依然忧心忡忡。王今朝等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刊《当代经济研究》2026年第6期发文进行探讨。该文认为，阻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成功建构的主要因素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时间太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够，而是人们如何真正坚持唯物主义的问题。任何知识体系都是辩证法的一种展开。但如果不把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展开，就不可能得出真理性的知识体系。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唯物主义意味着中国学界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西方经济学（如果中国人还大谈特谈西方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不可能成功），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近80年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当下中国经济学界讲改革开放成就的多，讲问题的少，讲透问题的更少，对计划经济时期否定太多。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近80年的历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必须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题明确为社会主义（西方经济学的主题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于是，中国经济学不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就根本无法与西方经济学分庭抗礼，更难以超越。我们想象不出，除社会主义以外，中国经济学还能有其它什么主题。以现代化或改革开放为主题，将会大大限制中国经济学的范围，使中国经济学成为生产力经济学、政策经济学等分支经济学），必须围绕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概念和命题（当下，中国经济学中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命题依然太多），必须科学使用数学（数学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所必需的，但中西方经济学界对数学的滥用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认为，该文不仅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方案可行性，而且站到了顶层设计的高度。可以说，该文的分析和结论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建构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
以唯物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王今朝 顾青青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目标和方法。任何体系都必然是辩证法的一种展开。由于辩证法可以分为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经济学知识体系也就必然分为唯物主义体系和唯心主义体系。只有唯物主义知识体系才是真理性的知识体系。要成功构建真理性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客观地看待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发展实践，需要将社会主义确立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题，需要围绕这个主题，科学地在既有概念和命题中进行选择，科学地形成新的概念和新的命题。数学已经在西方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但西方经济学存在严重的数学滥用。中国经济学需要运用数学，但中国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必须科学。
一、引言
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实际上就提出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也提出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方法。
所谓体系，就是系统，就是“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所谓知识，我们可以认为主要由概念和命题构成。于是，知识体系就是相互作用着的概念和命题的复合体。它因而必然是辩证法的一种展开。由于概念和命题可能是虚假的，知识体系就可能是非真的。构建一种知识体系是不难的，因为历史上已经有了众多的知识体系。在经济学中，有西方古典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凯恩斯主义体系、信息经济学体系等等。然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是真理性的知识体系。它不能以局部代替全局，以现象代替本质，以权宜代替万全。在一个真理性的知识体系中，每一个概念都应真正反映它应该反映的事物，既没有以偏概全，也没有以假充真，并且各种概念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既没有以下位概念替代上位概念，也没有以表象概念替代本质概念。在一个真理化的知识体系中，每一个命题都应真正反映事物之间（表现为概念之间）的真实性、本质性的联系，而不应是虚假的、表面的、暂时性的联系。在此前提之下，不同命题之间要保持概念和逻辑的一致性，并提供关于现实世界的真正认知。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和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决定了我们只能建立与它们相一致的概念和命题。从当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实践看，真正以唯物主义为指导，中国经济学界还至少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二、客观看待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发展实践
虽然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共识，但由于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依然存在。既然中国大学经济、管理学科仍然以西方经济学为自己的专业基础课，一些深信西方经济学的教师就必然还有发挥作用的舞台，就必然还会培养出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人才”。于是，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就依然存在一个客观看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自1949年以来近80年的发展实践也向我们提出了客观看待它的问题。
1、客观看待西方经济学
习近平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这个判断蕴含了对待西方经济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唯物主义的观点。
第一，西方经济学确实有可供中国借鉴的理论和形式。从理论上看，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是有见地的。比如，伊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的可再生资源的集体治理的有效性理论为我们理解集体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学术支撑；布莱恩·阿瑟（BrianArthur）的复杂经济学系统研究了技术进步，揭示了技术进步的许多内在机理和重要规律；阿克勒夫（GeorgeAkerlof）等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对市场交易的破坏性作用，进而揭露出市场失败的机制和事实，等等。这些理论可以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借鉴和吸收。从形式上看，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是高度精致化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必然是高度精致化的。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可以吸收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的精致化方法，特别是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内容都是正确的，见本文第五部分）。
第二，西方经济学的诸多主流观点很难为中国所借鉴。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很显然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貌似科学，实则不然。即使作为无产阶级的消费者在既定价格体系下达到了效用的最大化，也无法解决他们的阶级地位问题。因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相对西方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是一种更加本质性的理论。即使生产者达到了利润最大化，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充分的竞争力，否则，就难以解释资本主义的衰落了。因此，认为企业承担诸多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企业理论是比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者行为理论更加科学的理论。这样来看，中国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自然就与西方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不同了。前者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范畴，而后者属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范畴。由后者基础上推出的价格的供求决定论当然也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了（见本文第五部分），必然无法预测和处理资本主义的危机了。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经济学是经济危机之学，企图通过引入政府干预的方法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进而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但它只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而没有研究经济危机的原因。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供给年增长率在4-5%区间的政策主张也被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打破了。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预期概念，发展出一种理性预期学派。从西方理论发展的逻辑看，理性预期学派的产生有其必然性，某些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预期因素的主张也有其合理性，但这一学派的理论作为治国之术是无能的。预期确实存在，但预期管理能否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政策呢？当然不能。预期属于主观判断，它的依据和基础是客观现实，而客观现实不断发展变化。现实一变，预期就变了。所以，预期管理，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历史时期，很难发挥重大作用。
第三，必须防止借鉴西方经济学变成照搬西方经济学，将借鉴论变成照搬论。在鸦片战争后，借鉴论就在中国产生了。比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观念就蕴含了借鉴论的观点。实践表明，科学地借鉴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导致政府束手束脚和国企的大范围萎缩，使得人民群众主要在民营企业中就业，借鉴凯恩斯主义导致中国违背《礼记·王制》“量入以为出”的古训，使得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和财政债务极大上升，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债务驱动的经济，等等，就实际上把借鉴论变成照搬论了。佟家栋评论道：“学者们似乎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框架作为已知，更多探讨的是应用这种理论套用中国的实践，以发现与这样一个‘尺度’偏离或偏差的地方，并且成为一种惯例”。余永定评论道，“中国经济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几乎清一色地都是米尔顿·弗利德曼的信徒，笃信‘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现在，大家都知道，西方国家是希望中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的，因为通过这种照搬，美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就很容易成为中国的标准。
第四，正确处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关系。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相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优越的。比如，从逻辑上看，作为西方宏微观经济学基本框架并得到许多中国学者认可的供求理论只不过是《史记》中一段话的形式化。司马迁写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三句话表明，司马迁不仅是供求论的始祖，而且把供求论作为了一种自然主义理论。然而，作为供求论始祖的司马迁并非供求论的绝对支持者。他的这三句话不仅暗含了存在价格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否则，怎么衡量物之贵贱呢），还蕴含着一种供求规律工具论。他看到，供求规律可以被政府利用，因而赞同管仲的轻重论，并认为，桑弘羊贯彻轻重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再如，管仲和桑弘羊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显然远超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管子》说，“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管子》中“凡反映经济、政治、社会等事物双方对比关系的概念，如本末、攘凶、损益、公私、贫富、满虚、余缺、集散、贵贱、义利、和乱、正邪、刑德、实虚、成败、阴阳、有无、内外、高下、远近、深浅、刚柔、行止、徐疾、决塞等都是属于轻重范畴的”。这样来看，《管子》中的轻重概念实际上相当于矛盾概念。很显然，凯恩斯所关注的轻重仅仅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而已。桑弘羊继承的管仲的轻重思想，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都是凯恩斯思想中所没有的，曾在20世纪30年代被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所吸收，并“以立法形式在美国农业领域永久实行”。这也就表明，中国古人相对许多乃至绝大多数西方顶级经济学者有着更为宏大的视野，更为全面的考虑。由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相比借鉴西方经济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更为值得重视的方面。我们可以设想，1978以来，如果中国更加注重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而不是较多强调借鉴西方经济学，今天中国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会有更好的基础，更多的进展。佟家栋指出，“如果没有1993年前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上、中、下）中文版进入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研究，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可能成为必然的结果”。
2、客观看待中国发展成就与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任何知识都来自于实践。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离不开对实践的认识，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实践的认识。
第一，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改革开放前近30年发展成就的判断。决议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个判断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伟大成就，而且将它作为改革开放后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前近30年发展成就取得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取得那样伟大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有限的资源（由于一穷二白）调配到国家发展最需要的领域去。党所拥有的政治优势、信息优势、资源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人力优势等等，是任何私人企业以及它们的总和（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所无法比拟的。而社会主义所调动的广大工人以厂为家的积极性使得我们党所拥有的上述无可比拟的优势转化为了经济发展的现实绩效。这种巨大的生产力发展使得中国即使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发展上的严重挫折，最终也在初步完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上表现了出来，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逐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少学者因此贬低计划经济体制，而推崇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理念是不容否定的。所谓计划，作为动词，就是办事前拟定方案。经济发展是系统工程。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一定的探索、摸索和试错难以避免，但为了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事前拟定系统的发展方案必不可少。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也是中央所拟定的一种方案吗？所以，计划经济的理念是不能否定的，所否定的应该是在某个时期计划经济实施的具体的形式。在中国一穷二白时，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包括对许多细节的关心，如在哪个区域建设哪种企业、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如何规划、劳动人事制度如何安排，等等。当中国经济复杂化后，原有的对细节的某些关心就变得不必要了，就需要更改计划经济的具体实施方式了。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并不否定计划经济。这样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必然要体现出对计划和规划的重视，而不能如西方经济学那样宣扬任由市场发挥作用的观点。
第二，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这样一个判断：“十年前，我们面对的形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这个判断意味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一定要客观看待1978年后近三十年的实践，否则，就无法解释“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以及由它们所引起的“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心忡忡”，更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改革开放后，中国涌现出不少理论。比如，孙冶方认为，“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这实际上距离把利润率作为衡量企业效率的最重要指标的观点不远了。林毅夫等人依据自己的国企理论，建议“改革应从解除企业目前面临的各种政策性负担入手，以此硬化其预算约束，进入到竞争性的市场，使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真正成为反映其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确实不能都没有利润，但即使预算约束硬化了，利润率也不可能成为反映单个企业效率的充分信息指标。从理论来看，利润率总是受到企业以外的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可能仅仅反映企业效率。从历史和实践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科学的，但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利润低。如果仅仅因为利润率低下就否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甚至否定重工业本身，中国就不得不花费巨大代价从西方国家获得自己轻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从而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率和轻工业利润率。世界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实现长足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重工业基础。过度重视利润也与中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相违背。再如，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价格双轨制，有人在90年代将美国的管理层收购引入到中国国企改革中，等等。价格双轨制、国企改制等等理论确实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能否作为经得起检验的一般性理论呢？宗教和资本主义都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我们不能说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类似宗教神学）是值得中国人推崇的一般性理论。凯恩斯主义也曾产生很大影响，曾经一度被美国的统治者所接受，现在，其在西方国家经济思想界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还如，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商品经济万岁论、价值规律万岁论。而实际上，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对于什么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缺乏必要的理论认知和充分的心理准备。现在，中国所面对的至今为止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未曾面对的大规模资本问题是与这些理论脱离不了关系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谨慎对待这些理论。
三、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社会主义为主题
当前，围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主题，有两大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以现代化为主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以社会主义为主题。这两大对立观点其实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密切的关系。前者倾向于主张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主要研究生产力，后者则主张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那么，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以社会主义为主题。
第一，社会主义相比现代化具有科学上的根本性。以现代化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题意味着把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或结果作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内容，而忽视了更为根本的社会制度变量。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确实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确实是西方国家始料未及的大事，值得研究，值得总结，但仅仅是现代化的成功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也与西方的现代化没有多少关系。在产业革命以后，西方人还远未现代化，但他们逐步发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即资本主义秩序，并普遍认为其是一种相对封建秩序更好的社会秩序。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后的200多年中，西方人逐渐把这种秩序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也与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多少关系。现代化只是表征中国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一种指示器。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性。任何国家的人都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是嵌入到一定的生产关系、形成一定的阶级关系的存在，中国人也必然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来推进现代化的。中国工业、农业、科技和军队的现代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不能仅仅建立在现代化成功的基础上，而是要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且，就目前来看，已有的现代化理论都过于宏观、长期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学只能以社会主义为主题，而不宜以现代化为主题。
第二，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可以极大简化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但西方经济学中很少有反映社会主义的内容。在今天的中国，资本已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那么，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否要包含反映资本利益和需要的内容呢？如果包含，这些内容又占据多大的比例呢？很显然，如果它占据很大的比例，中国经济学就必然在相当程度上与西方经济学趋同了。即使仅仅包含一定的比例，也会使得中国经济学出现逻辑上的不一致，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不必要地复杂起来。而明确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就可以极大简化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了。有了这个主题，我们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就能够更好地排除那些反映着资产阶级偏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干扰了，就容易拒斥那种认为经济落后国家不经历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甚至是历史的终结的唯心主义观点了，就能够有效反对将大规模资本永恒化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了。
第三，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只有以社会主义为主题，才能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致起来。习近平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以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的修饰词，其实是规定了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因为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存在贫穷的社会主义。中国1978-2012时期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主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指出这一思想回答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十九大报告基础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都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只有以社会主义为主题，才能有效服务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宣传和发展。
那么，怎样理解十九大把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呢？不充分的发展应该指生产力发展得还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应该指生产关系及其基础上的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因此，这一矛盾定位既包括了生产力方面，又包括了生产关系方面。但哪个方面是主要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生产力已经基本站到世界前沿了，在电力生产与传输、飞机、高铁、造船、理工科研究生毕业数量、沙漠治理、工业体系完整性等方面对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了，在芯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也接近世界前沿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发展对于中国虽然依然有重要性，中国生产力依然会持续发展，但其重要性、迫切性程度必然发生变化了。于是，中国生产关系问题进而阶级问题必然突出出来。事实上，我们认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把不平衡放在不充分的前面，已经表明了这种判断。
第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只有以社会主义为主题，才能超越西方经济学，达到阶级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阶级性是指知识体系建构所基于的阶级立场，以及它所服务的阶级。科学性，指其内容（包括概念、命题和方法）的客观性、逻辑严密性和可验证性。西方主流经济学表面上看似乎是中性的，仿佛具有普适性，从而具有科学性，其实蕴含着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规范，其科学性是不足的。这正是任何一种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都无法长期指导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比如，至今为止构成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市场经济理论（即供求均衡理论）将关注点聚焦在价格对供求的调整上，却根本忽视了市场交换的一个根本前提，即西方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一个消费者的购买力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谁有钱谁说了算的经济。只有在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拥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当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中产阶级规模萎缩，平均收入下降后，其市场规模就萎缩了。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相对市场价格对于市场均衡的调整作用更具有决定性。这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在阶级上的局限性大大限制了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这就意味着，尽管供求均衡理论看起来具有客观性、逻辑严密性和可验证性，但它不应该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主流范式，更不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主流范式。
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领导和推动下，在包括学界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我国经济学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可以说，已经走过了以西方为师的历史阶段。然而，在中国学界，一些主张、赞成和实践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者虽然也承认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但他们的学术努力还是受到西方经济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等不良影响，他们的学术成果还难以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可以说，他们的思维还是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思维，却不知道，对于世界所有国家而言，主义就是最大的问题。主义是方向问题，是战略问题，是为了谁（哪个民族、哪个阶级、哪群人）的问题，其它问题是技术问题、战术问题，是怎样服务的问题。只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方向问题、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谈得上解决技术问题、战术问题。实际上，如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庞大的国家，技术问题、战术问题层出不穷，而解决它们的思想资源、技术路线也是多种多样，再加上立场不同、认识不同以及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事技术问题、战术问题研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可能陷入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虚假繁荣之中。因此，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强调、推崇主义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主义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主义问题上也还大有研究的余地。
历史已经表明并将继续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虽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由来已久，但相对资本主义，它依然是指示人类最新形态的术语革命。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只有以社会主义为主题，才能在其发展中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彻底解决“5·17”讲话中所提出的“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问题，才能使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达到阶级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题的展开
确定了主题，就是主题的展开了。主题的展开有赖于概念和命题的使用。因此，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主题的展开就表现为在既有概念、命题中进行实事求是的选择，和在必要的情况下与时俱进地形成新的概念和命题。很显然，新概念和新命题的形成必然要经历科学的锻造。
1、实事求是地选择和形成概念
概念是人们理解和描述世界的最基本工具。人们所使用的概念直接决定了他们能够理解和描述的世界的范围。根据地位、层级的不同，我们可以将概念分为基础概念和上层概念。所谓基础概念，就是作为主题阐述不可或缺的根本性概念。所谓上层概念，就是在基础概念基础上衍生出的概念。
第一，基础概念的选择和打造。既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概念就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价值、剩余价值、阶级等。而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中国人可以加以改造。陈先达指出，“我们对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至今仍然不很清楚”。王今朝、余红阳已经利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函数发展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比如，它把生产关系定义为在生产中所发生的关系。这样，生产关系就可以包含远比斯大林定义的生产关系更为丰富的内容（比如包括管理、供应链、贸易、金融等等）。而这样来界定生产关系，就可以展示马克思所采用的这个概念具有多么大的概括力，同时也证明，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经济学就足以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知识体系，包括对比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全面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王今朝、余红阳将生产方式定义“从投入（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和社会关系）到产出（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社会关系）的映射”，从而将生产方式的概念清晰化了。这个概念把生产关系包含在投入和产出概念之中（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吸收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发展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价值基本上视为一个确定性变量。他说，“在这种以劳动量为尺度的交换中，对于那些需要较长劳动时间、劳动又为不规则的间歇所中断、劳动所得的产量也不确定的产品来说，例如对于谷物或牲畜来说，这个劳动量又怎样——即使只是间接地、相对地——计算呢？而且不会算的人怎样计算呢？显然，只有通过一个漫长的、往往是在暗中不断摸索、经过曲折才逐渐接近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像在别处一样，人们只有吃一堑才能够长一智。但是，每个人必须大体上收回成本这一点又总是会帮助找出正确的方向，而且，进入交易的物品的种类不多，这些物品的生产方法往往几百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切又使得上述目的比较容易达到。其实要使这些产品的相对价值量相当近似地确定下来，决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王今朝、金志达提出了价值的不确定性问题。产品创新对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很显然，新产品的价值，即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确定的。至于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它是社会剩余价值，而不是私人剩余价值。实际上，就是对阶级概念，中国人也可以做出相比列宁阶级概念更为明确的规定：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就是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得利润的阶级，工人阶级就是（因为被剥夺从而）没有生产资料从而只能拿工资的阶级。由于利润经常远远大于工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两极分化的社会。社会主义否定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因而必然是没有两极分化的社会。这就表明，即使马克思所使用的一些基本经济学概念也可以得到中国化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采用这些概念相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有自主的成分。有了这些概念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西方二元经济、人力资本、GDP、产权、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营商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全要素生产率、后发优势等概念就不可能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基础概念和主流概念了。
第二，上层概念的选择或打造。相对描述社会形态、社会基本制度的基础概念，上层概念主要是关于经济运行的概念，包括生产、企业、消费、供给、需求、成本、福利、技术、折旧、效率、工资、利润、货币、利率、贸易、经济发展、通货膨胀、经济政策等。虽然这些名词也出现在西方经济学中，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中国经济学采用这些名词，实际上将会赋予其完全不同的内容。比如，中国经济学决不会遮蔽无产者的阶级身份，决不会把无产者仅仅看作是消费者，也决不会把无产者看作是单纯的劳动者，更不会看作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而是会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主人。再如，中国经济学决不会把生产仅仅视为私人生产，而是认为，公有制企业的生产是更具决定性的生产形式。这样，中国经济学并不会把利润作为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更不会认为企业的使命是使股东利益最大化。还如，中国经济学决不会把帕累托效率作为经济学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效率概念，因为如果只承认帕累托效率，就必然排斥革命的合理性（革命必然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如，穷人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货币交易需求、货币投机需求、货币预防需求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凯恩斯的这些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来说是过于笼统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学不仅不会用西方的GDP增长概念替代发展概念，而且会遵循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的发展观念。——《矛盾论》使用发展一词111次，系统地阐明了发展的概念。总之，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中国经济学家们自然会打造出自主化的概念体系。
2、实事求是地选择和形成命题
所谓命题，就是表示判断的句子。在经济学中，最核心的命题往往是表达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判断的命题。比如，西方经济学的最核心命题就是资本主义不可战胜，或资本主义不可触动。既然中国经济学的主题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学的最核心命题就是社会主义不可战胜，不可触动。围绕核心命题，还有一些基本命题。西方经济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等为基本命题。中国经济学或许也可以承认这些命题，但并不把这些命题作为基本命题。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实事求是地选择和形成命题。
第一，在微观和中观理论层面，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货币拜物教命题，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和物质利益原则命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货币拜物教命题。一些商界人士至今依然持有这样的观点。一些人依然鼓吹稀缺论，视其为经济学存在的基础，却不知，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让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稀缺，而是大量产品卖不出去了。一些人依然鼓吹人性论，将追求私利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命题，却不知这种人性论害人害己。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前后，一些人又提出数据要素论、平台经济论、营商环境论等等，试图让国家机器来为私人逐利保驾护航。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然只有劳动是价值的源泉，那么，真正的生产要素只有一个：劳动力。按照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看，只有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称得上是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普遍接受的数据是劳动收入占2/3，资本收入占1/3。”按照这个数据来推算，由于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资本，假如其劳动收入占比也为2/3，那么，土地所有者因租金所得到的收入占比约为1/3。于是，土地所有者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占比相对封建社会就大大下降了。比如，1992年，美国个人租金收入仅有3960亿美元，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趋于0。一些人所谓的平台经济，全称应该是私人资本垄断下的平台经济。有西方学者称之为技术封建主义经济。无论是私人资本垄断下的平台经济还是技术封建主义经济，都是比平台经济这个概念更能揭示私人资本支配下的互联网经济特征的术语。中国经济学必须排斥这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货币拜物教命题，而推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命题。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命题认为，其一，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并不是，也不能是唯一原则，也不能是最重要的原则。将物质利益原则作为最重要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货币拜物教的表现。其二，为了平衡可能对物质利益的过度强调，必须强调精神鼓励原则。其三，“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第二，在宏观理论层面，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形而上学的发展命题，确立辩证的发展命题。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少经济学者逐步接受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疏远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了，长期把发展理解为GDP增长，而忘记关于发展的辩证观点了。由于GDP增长所依赖的投资主要发生在城市，于是，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了。其实，我们只要将《矛盾论》的发展概念运用于经济学之中就可以发现，发展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的总和。脱离其中任何一项，都只能是对发展的片面的理解。从中国经验看，限定在经济学领域，生产关系的发展相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更为根本的。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实行了生产关系上的革命，才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支撑了战争的进行。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通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就建立起初步完备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从1978年至今，中国依然对生产关系做了大规模的调整。因此，中国的经济学本质上必然是政治经济学。这并没有也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正是运用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以GDP论英雄，从而终结了那种对发展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任务。
第三，在方法论层面，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经济学的演绎主义、实证主义、计量主义命题，而确立辩证法命题。自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之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逐渐走向演绎主义、实证主义、计量主义。作为演绎主义，就是罢黜归纳，独尊演绎。大卫·休谟（David Hume）关于黄金流动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理论是演绎的，特别是，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提出了“归纳法逻辑无效”的命题。这个命题影响较为深远，例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沿袭休谟的观点，把归纳排除在科学的方法论之外。奥地利学派因主张演绎法而与主张归纳法的德国历史学派展开了持续多年的论战。20世纪中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的经济理论数学化的努力终使得演绎法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经久不衰的时尚，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任何演绎法都必然建立在使用不完全归纳法的基础之上。错误使用不完全归纳法就会割裂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辩证地同时使用归纳和演绎。无论从提升教学效果还是推动研究发展看，一种基于归纳的理论体系要比基于演绎的理论体系更有效。实证主义也与休谟有关。休谟区分了“是”和“应该是”，主张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即不能从事实判断中产生价值判断的命题，但休谟本人并不否认规范研究的价值。而现代实证主义直接从经济学中排除了规范研究。不少学者主张实证研究，而其所谓的实证的知识就是私人如何谋利的知识以及在私人谋利动机和行为支配下所形成的既成事实。王今朝、金志达证明，实证和规范是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计量经济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但进入21世纪，有中国学者提出了“无计量不学术”的计量主义命题，以至于中国经济学杂志中充斥着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实际上，许多很好的研究往往是难以使用计量方法的。如果无计量不学术，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将都不具有学术价值了。
什么是辩证法命题呢？既然辩证法是研究普遍联系的科学，辩证法命题就是蕴含和展示普遍联系的命题。既然中国经济学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将辩证法应用于这个主题，就意味着：第一，必须将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是一个涉及诸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际、生态等等）变量的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而不能仅仅视为一个纯经济的封闭系统问题。第二，必须承认，这些变量的种类、作用可能发生变化。比如，当中国处于一穷二白的时期时，物质资本积累、储蓄动员、投资效率就非常重要，而当中国物质变得丰裕之后，物质资本积累的地位就下降了，投资率必然下降了，与国外的联系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第三，鉴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自身经验，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有可能异化，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因而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第四，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向前发展、通向共产主义阶段的必然性，因而中国经济学必须体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方法论问题决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列宁说，“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习近平鲜明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很显然，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
五、科学地运用数学
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学的表达方式。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的数学水平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以数学来展现中国经济学的命题相比以往已经有了更好的条件，而在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背景下，数学也成为将中国经济学推向世界学术高峰的重要手段。
第一，数学可以成为证伪西方经济学诸多流行理论的重要手段。比如，数学可以证伪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给人们造成的供求均衡决定价格数值的刻板印象。
首先，正如王今朝等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由于需求和供给实际上取决于包括价格在内的许多变量，新古典经济学所识别的供给和需求仅仅取决于价格的公式并不存在。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应该是一种多元函数。而基于这种多元函数，我们就可以发现，价格不是由供求决定的，供求均衡只是决定了价格与其他非经济变量之间的一种对应，而不是决定价格数值。只有把供给和需求看作是以价格为自变量的一元函数，才能得出供求决定价格的公式。但这一公式把许多本来可以变化的变量都看成是静止不变的，把许多本来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变量看成是与它们不相关的因素，从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公式。
这个分析不仅证伪了西方经济学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让市场价格机制作为一种表象机制的事实显露出来，也使得一般均衡理论的形而上学性质显露出来。因为很容易理解，一般均衡理论中所得到的价格也是受制于社会制度、技术等变量的。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揭示比较优势理论的表面性。
李嘉图本人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用一种价格比较公式来定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但当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价格决定公式代入到比较优势的定义式后，我们就会发现，表面上，决定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变量是价格，而实际上，真正决定比较优势的变量是两个国家各自的社会制度和技术等变量。于是，在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社会制度、技术的理论是比供求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更为本质的理论了。类似的思维（通过追问原因的原因）可以用于分析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版的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货膨胀时时处处是一个货币现象。但当我们追问谁控制货币供给、谁有资格需求货币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个阶级问题。因为西方国家当然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货币供给，而普通的工人阶级的货币需求（无论是交易需求，还是预防需求、投机需求）有限。基于这样的数学或逻辑推理，中国经济学就可以展现更为实质、本质的关系了，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就可以大量进入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了。
第二，数学可以成为证明或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曾经指出供求决定价格作为一个规律的假意识性质：“供求比例并不说明市场价值，而是相反，市场价值说明供求的变动”。对于马克思的这个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观点，一般学者由于缺乏足够的辩证法知识无法理解。王今朝等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基于三个假设证明，应然价格是价值的截距为0的仿射变换。它应该可以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它把马克思的价值决定价格理论数理化了，并且引入了货币供给这个变量。
第三，很显然，中国经济学的诸多命题都可以以函数的形式加以表达。一般地，我们可以说，“现象的普遍因果联系，是人类认识的最终的也是最好的产物”。所有的因果联系都可以表现为一种函数关系，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而因果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预计，中国经济学中将会有大量的数学函数。实际上，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Kalecki）早就以一本书的篇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给出了系统的数理理论。我们可以运用数理来展示和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效率性、公平性，甚至鞍钢宪法也可以有一种数理的表达。当前，我们在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抽象地看，我们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作为因变量，为了使其达到理想的数值，就必然需要在一系列的自变量上做出安排了。按照这个观点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
本文强调科学运用数学，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学可以大量使用数学不假，但要防止把数学应用变成一种虚假的应用。保罗·罗默（PaulRomer）提出了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存在的“数学滥用”问题。实际上，不仅西方宏观经济学存在数学滥用问题，西方微观经济学也存在数学滥用问题。所谓数学滥用，就是在数学运用中表现出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努力避免的。
六、结论
任何知识体系都是辩证法普遍联系的一种展开。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已经走过了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阶段了。本文证明，虽然西方经济学中有可资中国借鉴的资源，但借鉴西方经济学需要仔细鉴别，需要防止将借鉴西方经济学变成照搬，需要正确处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历史具有巨大的惯性。本文证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实践为前提。在这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党所制定的多个文件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本文证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社会主义为主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只有以社会主义为主题，才能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区别开来。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就必须对阶级和阶级矛盾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任何知识体系的展开都离不开概念和命题。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社会主义主题的展开要求在已有的概念和命题中做出科学选择，科学形成新的概念和命题。本文证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和命题尽管离不开马克思所打造的基本范畴，但也有充分的自主性空间。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即使采用一些西方经济学中的上层概念，也会有与其非常不同的内容。
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者使经济学数学化化了，但西方经济学中充斥着数学滥用。本文分析表明，科学运用数学，可以证伪西方经济学诸多流行理论，可以证明或澄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可以使中国经济学的诸多命题得到清晰的表达。由此，数学将成为我们将中国经济学推向世界学术高峰的重要手段。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第二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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