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阁边上有个苏公祠。因苏轼曾在这里当过五日地方官，效率极高地做了两件惠民之事，深得百姓赞誉，为此修祠纪念。延至今日，这里仍是后人参观的热门所在。
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苏轼被任命为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任职仅五日，即奉诏回京。这期间，他“罢榷盐，救民生”，奏请朝廷废除登州、莱州食盐官卖，允许食盐自由贸易，官府只收盐税。此政一直沿用至清末，登州百姓世代受益。苏轼做的第二件事，便是奏请朝廷加强登州海防、固定驻军、修缮水军要塞，使登州海防得以巩固，为后世抗金、抗倭奠定了基础。后来，登州百姓为感恩苏轼，在蓬莱阁丹崖山上修建苏公祠供奉其像。祠前对联“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就是对他为官虽短却功德无量的最高赞誉。
无独有偶，西晋名士阮籍仅任东平相十日，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之事。一是拆墙通署，公开办公。他下令拆除官衙内的重重隔墙，使得内外通透，办公公开透明，便于互相监督，效率大增。二是精简法令。他大刀阔斧地简化法律条文，废除苛细烦琐的规定，使得政清事简、百姓称便。后世李白诗赞：“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苏轼的五日登州与阮籍的十日东平，成为中国历史上极简施政、高效益民的经典范例，并称官场两大美谈，也为我们带来启示。
其一，官员政绩大小与任职长短并不成正比。无论是昔日苏轼的五日登州与阮籍的十日东平，抑或是海瑞任应天巡抚八个月，还是今天的焦裕禄任职兰考一年零四个月、黄文秀任第一书记一年零三个月，他们任职时间虽短，但却因政绩突出、贡献优异而获得百姓的高度赞誉，名垂史册。反之，有的人在一个职位上任职数年、甚至数十年，却政绩寥寥、少有作为，可谓“尸位素餐”，他们即便干再多年头，也不会得到百姓的好评。
其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称职、谁混事，谁离百姓近、谁离百姓远，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差，百姓心里自有明镜。他们要看你是不是真心为民，究竟干了什么事情，让百姓得到实惠没有。而且，百姓最懂得感恩，谁对他们好一分，他们会报以十分、百分。君不见，苏轼在登州仅干了五天，百姓们却纪念他上千年；焦裕禄只在兰考干了一年多，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至今还在怀念他。
其三，政绩要实打实，不能搞花架子，不能做表面文章。有的政绩听起来名头很响、站位很高，却虚头巴脑、哗众取宠，没什么实际成效。相反，阮籍的革新除弊、苏轼的富民强军、海瑞的减负惠民，以及焦裕禄的治沙种树、黄文秀的扶贫济困，都是功在当代、福泽后人，这样的政绩才有意义、才值得肯定。
苏轼的五日登州与阮籍的十日东平，我们固然可以当作历史故事听听，但更应品品其中意味。倘能汲取其精华、借鉴其真谛，对于党员干部如何任职用权、创造政绩，必将大有裨益。
（作者：陈鲁民；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前线理论圈”微信公众号，原载“前线客户端”；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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