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对道家辩证思维的
创造性转化与超越
内容提要
摘要：毛泽东的《矛盾论》诞生于中西思维交汇的语境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理论地位。以《矛盾论》为切入点，以西洛可夫等人所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为参照，可清晰展现毛泽东吸收道家辩证思维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而阐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过程。对道家辩证思维的吸纳和发展，为《矛盾论》突破苏联教科书的教条化提供了重要的传统思想支撑：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上，以辩证统一取代单向强调特殊性；在主次矛盾与矛盾主次方面上，以动态转化视角替代静态决定论；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上，以唯物史观的历史统一取代经验式外在并列。《矛盾论》既实现了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理论突破，又通过对道家辩证思维的革命性扬弃，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矛盾论》；道家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原文出处：缪燚晶. 《矛盾论》对道家辩证思维的创造性转化与超越 [J]. 毛泽东研究，2026，71(2)：69-79.
作者简介
缪燚晶，女，博士，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42)。
一、引言
《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地位，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根本规律，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遵循，它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出了系统阐述，而且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矛盾论》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围绕此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其中关于毛泽东究竟首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定位问题，成为分歧的核心。奈特等人“将毛泽东描绘成中国传统的产物，他的思想和行动由中国的文化、哲学和当下现实所共同塑造”。毛泽东的哲学认知方式“来自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其哲学著作与“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有很大关系”。斯塔尔认为，中国古代尤其是道家思想中所蕴含的原始辩证法思想传统，“对于理解毛泽东如何吸收和发展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的辩证法至关重要”。
国内学界关于《矛盾论》与中国传统哲学关系的研究大体呈现三种路径：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出发，强调《矛盾论》对唯物辩证法的原创性发展，“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和道路”；二是从中国传统哲学渊源视角出发，考察毛泽东哲学与儒家思想、道家哲学的内在关联，指出“毛泽东对传统矛盾学说的省察体现为三维重塑，即对传统矛盾学说的扬弃、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三是从苏联哲学史视角出发，重构毛泽东与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等人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等哲学教科书的关系，论证《矛盾论》“对苏联学者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作出了重要的发展”。然而，关于道家辩证思维在《矛盾论》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以及对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法的改造参与程度，现有研究多仅提示性论及，尚缺乏以《老子》《庄子》等道家哲学、苏联哲学教科书与《矛盾论》三重文本比照为基础的整体性、结构性分析，这正是下文拟重点展开的论域。
事实上，在毛泽东撰写《矛盾论》的过程中，《教程》为其提供了系统化的辩证法框架和概念资源，是其思考矛盾问题的重要参照系之一。但毛泽东并未拘泥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现成体系，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要求，批判地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道家辩证思维的理论资源，对苏联式辩证法的若干前提和范畴作出了创造性改造，从而推动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语境中的再生产和再造型。可以说，“毛泽东辩证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基于传统而吸收西方思想的范本。离开了传统，纯粹外来的思想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生命”。《矛盾论》则是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三重张力中形成的理论结晶，道家辩证思维在其中既不是单纯的文化背景，更不是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来源，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项重要而又必须加以历史性超越的思想资源。
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矛盾论》为核心文本，以《教程》为主要参照，重点考察其中蕴含的道家辩证思维的内在痕迹及其理论功能。首先，分析《矛盾论》中的辩证思维方式对道家万物莫不有对、阴阳相反相成、“无为而治”等思想的吸纳与扬弃，阐明这些传统思想为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提供了重要滋养。其次，通过《矛盾论》与《教程》的文本对读，围绕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矛盾双方力量的相互转化、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核心范畴，分析毛泽东如何在吸收道家辩证思维的同时，超越苏联教条主义对辩证法的片面理解。最后，从本体论辩证思维向社会历史实践辩证理论的转换、从宇宙论向社会历史变革理论的提升等维度，论证《矛盾论》对道家辩证思维实现的历史性超越，并揭示这一超越对于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论启示。
二、《矛盾论》中呈现的
道家辩证思维内核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极具思辨性与生命力的思想流派，道家哲学以对宇宙本质、事物运动规律的深刻洞察构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而辩证法思想正是贯穿其中的灵魂主线之一。道家先贤在对自然节律、社会变迁与人生境遇的长期观察中，突破了孤立、静态的认知方式，形成了一套以道为终极依据、以对立统一为核心逻辑的思维范式。其中，老子侧重从宇宙论与实践论层面，系统揭示“有无相生”“反者道之动”等具有普遍法则意义的辩证规律；庄子则更多在相对观照与生命境界维度，借“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等命题展开辩证反思。二者既共同回应了世界存在根据与变化机理等根本问题，也集中呈现出中国人在理解世界时偏重整体关联、重视内在生成关系的独特思维方式。正因如此，在毛泽东《矛盾论》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道家辩证思维这一思想资源的映射与转化。
首先，《矛盾论》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阐发，吸纳并转化了道家万物莫不有对的宇宙观资源。毛泽东指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一论断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其思想建构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道家辩证思维的滋养。在道家看来，阴与阳作为宇宙最根本的两极，不仅呈现对立关系，而且互为依存、互相转化，其互动成为万物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老子强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把阴阳纳入道的生成体系，揭示万物皆具阴阳，并在“冲气”中保持平衡互动，奠定了道家辩证法的基础；庄子则继承并发挥此义，提出“易以道阴阳”，强调阴阳互动乃顺应道的普遍规律。随后，受老庄影响的《易传》进一步将阴阳理论哲学化，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交替与互动明确界定为宇宙的根本规律，认为一切存在与发展皆源于阴阳对立制约的运动。由此，阴阳范畴完成了从具体现象到哲学本体、从简单对立到互动统一的升华。《矛盾论》在这一思想传统之上，将这种朴素的阴阳观抽象为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承认一切事物内部必然包含相互对立的方面，正是这种如同阴阳互动般的关系，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但必须指出的是，道家“万物莫不有对”的宇宙观建立在自然主义天道观基础之上，表现为直观、朴素的辩证经验，而《矛盾论》的矛盾普遍性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是对规律的科学把握，二者在理论性质上存在根本差异。
其次，《矛盾论》对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阐释，深度汲取了道家阴阳相反相成的思维智慧。相反相成是道家辩证法揭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理。老子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校，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强调一切规定都在与对立面的对比和依存中显现；又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曲则全，枉则直”等命题刻画事物向其相反面转化的内在趋势，体现了道家朴素的辩证哲学思想。庄子在继承老子辩证思想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矛盾对立的普遍性，提出“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认为生与死、是与非、可与不可始终处于动态依存之中。他同时还将始终相依、循环往复的宇宙规律落实到生命层面，指出“始卒若环，莫得其伦”，认为生命的运动正是在始与终的不断循环中展现其本质的。这一思想既拓展了相反相成的存在维度，也深化了其发展维度。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承续并提升了这种相反相成的洞见，不仅从逻辑上规定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强调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又通过斗争性得以维持，而且特别突出“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用以说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变。当然，《矛盾论》在继承相反相成的形式的同时，突出矛盾斗争性的作用和新旧事物的转化，与道家辩证思维在发展观和实践取向上有本质区别。
最后，《矛盾论》在矛盾分析与实践策略层面，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治理智慧进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扬弃与重塑。“无为而治”是道家辩证法在实践层面的价值指向，其核心依托于相反相成的逻辑。老子在探索接近道的实践路径时提到，道既具有自然“无为”的特质，人类实践就应当摒弃刻意作为，以“无为”顺应自然秩序，进而实现有为的治理效果。庄子则在此基础上，将“无为”转化为个体虚己自化的存在境界，提出去除成心和对外物的执着，真正实现与道合一。他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并通过“县解”“心斋”“坐忘”“朝彻”“见独”等方法，强调自我忘却和虚己以待，实现精神的解脱与超越。道家所谓“无为”，并非消极不为，而是反对主观任意妄为，主张顺应事物自身的生成逻辑和运行秩序，以道统摄和调和纷繁复杂的世间万物。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同样强调，解决矛盾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但他并未停留在顺其自然的层面，而是将这一朴素辩证智慧转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实践方法：在具体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在每一矛盾内部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因时因势地调整斗争策略和政策安排。可以说，《矛盾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立场的前提下，将道家关于顺势而为的观念改造为矛盾分析法，从而赋予传统辩证思维以明确的历史主体和实践指向。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经典中并未使用“矛盾”这一术语，但其以阴阳为枢纽的对立统一思想，实质上已经蕴含后来“矛盾学说”的基本精神。从韩非子以“矛”“盾”故事比喻言行自相抵牾开始，“矛盾”逐渐由日常语汇演化为衡量概念、命题自洽性的哲学范畴，直至近代在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译介的推动下，完成了从“阴阳”到“矛盾”的术语重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矛盾范畴的系统重构，正是立足于这一术语演变的历史成果，将中国古代以阴阳为代表的朴素辩证思维纳入现代话语体系之中，并在与《教程》的对话和分歧中，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独特取向。
三、《矛盾论》借鉴道家辩证思维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扬弃
自20世纪30年代起，毛泽东开始系统研读哲学著作。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他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同时，集中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当时苏联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相关作品。在1937年8月完成的《矛盾论》中，毛泽东首次系统地阐释了辩证法思想。1936年冬季至1937年间，毛泽东在多次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教程》时写下的批注，已经包含他对辩证法的深刻洞见。他在该书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的一处最长批注中写道：“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中，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则为次要矛盾。……不能区别矛盾之主要与次要、规定的矛盾与被规定的矛盾，便不能探出过程之最本质的东西出来。”这些观点，后来构成了《矛盾论》的主体思想。与《教程》相比，《矛盾论》并未停留在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简单接受上，而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借鉴道家辩证思维资源，对苏联式辩证法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与理论超越。
(一)从矛盾特殊性走向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教程》在论述矛盾问题时，虽涉及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与矛盾主要方面等维度，但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特定语境影响，仍存在明显理论局限。它过度强调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对矛盾普遍性的揭示明显不足，进而造成对矛盾特殊性的理解偏差。同时，该书虽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本质，但在章节安排上却把“质量互变规律”视为辩证法的“根本法则”，而把矛盾问题分散在“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条目中加以处理。例如，《教程》的第三章集中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但它的标题却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学界因此认为其是在质量互变规律框架中理解对立统一规律。事实上，在本章第四节“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之统一及斗争”中，作者明确援引列宁的论断“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本质。为何他们一方面将质量互变规律视为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另一方面又把对立统一规律看作辩证法的本质？这种矛盾的理论定位，根源在于过度强调发展特殊性、弱化矛盾普遍性，服务于论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性。他们将质量互变规律定为“根本法则”，意在通过界定事物“最初的规定性”，凸显苏联与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质的差异；同时又以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本质”，用以解释特定阶段内部的矛盾运动。这种安排实则是从规律的呈现形式维度立论，但论述缺乏历史纵深：谈“本质”仅局限于某一质的阶段内部(如帝国主义阶段)，其“过程内矛盾”也停留在经验层面，未能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本质高度。
与此不同，《矛盾论》在吸收《教程》关于矛盾多样性的合理因素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著名命题。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在《矛盾论》第二部分，毛泽东提出“矛盾的普遍性”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他通过“一切事物”“每一事物”这样的表述，强调矛盾的普遍性是事物的普遍特性，避免将推动世界发展的矛盾归结为精神上的矛盾。普遍性不是抽象悬空的共性，而是通过具体事物及其矛盾形态表现出来。只有深入把握每一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才能真正理解矛盾的普遍性。这里把普遍性理解为在特殊之中、通过特殊而实现的逻辑，实际上与道家“有无相生”“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路遥相呼应：世界的整体结构通过具体的阴与阳、此与彼的动态关系得以展开，普遍之道并不离开万物的具体生成。毛泽东正是借助这种在差异中把握共性的辩证直觉，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重构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综上，《教程》在矛盾问题上偏重罗列具体差异而忽视普遍规律的生成机制，而《矛盾论》在道家“阴阳相生”辩证思维的启发下，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到“具体的普遍”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实现了从经验多样性的堆积到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理论跨越。
(二)从主要矛盾的单向决定到矛盾力量的动态转化
在矛盾主次关系问题上，《教程》区分了矛盾之主导方面与矛盾之非主导方面。例如，在矛盾方面地位的论述上，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说法是：“在确定了过程之内的矛盾，过程之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以后，必须去发见这个矛盾之主导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摘出在商品的价值及使用价值那种对立的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中，价值具有主导的作用；指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具有主导的作用。”“唯物辩证法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两者的矛盾上去究明，以承认实践到底是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为出发点。”这种观点仅强调特定矛盾中一方的主导性，如商品价值对使用价值的主导作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主导作用、实践对理论的主导作用，却未涉及矛盾主次方面的相互转化问题，其理论阐释仅凸显矛盾一方在特定阶段的主导地位，未能揭示矛盾双方力量对比消长、动态转化的内在规律。《教程》更为突出的理论缺陷在于混淆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理论界分，致使矛盾主次关系被误读为本质与现象式的固定关系。这种静态化、机械论的阐释取向，折射出其理论建构过度聚焦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质态特殊性，而遮蔽了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与历史属性。
《矛盾论》在此基础上作出更为系统的理论阐发。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基于这种不平衡性，他进一步论证：“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但他同时强调这种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任何矛盾的双方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不平衡性，某一方面在一定阶段内居于支配地位，因而对事物性质起决定作用；但这种主次关系是相对的、可变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在矛盾主次关系的应用层面，毛泽东特别指出，不能机械地认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永远居于主导地位。虽然一般情况下它们具有决定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也可能转而发挥主要作用。他还特别批评说：“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他不仅在理论上强调这一点，而且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在不同历史阶段，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内部矛盾之间的主次关系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要求革命策略和政策安排相应调整。在这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不再是某种静止结构，而是一种通过实践和条件变更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
这种关于矛盾双方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思路，与道家福祸相倚、物极必反之类的命题具有内在亲缘性：事物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内在矛盾会推动其向对立方向转化。但毛泽东没有停留在命运论式的盛极而衰直觉上，而是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框架内，将这种转化理解为在一定条件和斗争策略下可以被自觉把握和利用的历史过程。因此，在矛盾主次关系问题上，《教程》更多呈现为对既定结构的静态描写，而《矛盾论》则在借鉴道家相反相成、福祸互倚的辩证直觉的同时，强调矛盾双方力量的不平衡及其可转化性，完成了从“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到“矛盾力量历史性相互转化”的理论提升，为改造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机械唯物论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依据。
(三)深化把握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
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教程》在章节上有所安排，承认“对立的一方面如没有他一方面就不能存在”，也提到“对立的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等命题。这些命题在逻辑形式上与毛泽东所强调的“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的观点相似。但《教程》的问题在于，它未能准确区分矛盾的对立双方与一般意义上的互补要素。为论证这一点，《教程》借用斯大林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例子，认为“买卖之一定自由”与“国家的市场统制”互为前提。然而，这两个要素并非真正的矛盾对立面，而是政策内的相互配合机制。如果要揭示矛盾同一性，应当考察“完全自由”与“完全统制”这一对立范畴，而这种矛盾在新经济政策中并不存在。这种论述并未触及矛盾双方在本质上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贯通的结构性张力。其结果是，把矛盾同一性简化为一般性的互补与共存，把斗争性理解为量的消长或政策权重的调整，从而模糊了矛盾在斗争中实现同一、在同一中展开斗争的深层意涵。
《矛盾论》在这一点上进行了系统重构，毛泽东一方面指出，“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明确矛盾双方互相联结、互相依赖，在一定条件下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从而构成矛盾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的发展推动矛盾从低级到高级、从旧质到新质的不断更替。在他看来，真正的同一性并非温和的妥协或机械的并存，而是以尖锐斗争为内核的动态统一，是在不断否定和超越中维系的联系。这一理解既继承了道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关于相反相成的洞见，又超越了道家把“和”理解为终极目标的倾向，强调矛盾的斗争性，通过斗争推动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
《矛盾论》对于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深化，与道家关于有无相生、相反相成的辩证直觉或许存在明显关联：对立面的相互对立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正是道之所以为道的运动方式。但在《矛盾论》中，这一思想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论框架之中，被赋予明确的历史方向性和实践目的性，不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自然和合，而是服务于改变社会现实的理论武器。由此可见，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理解上，《教程》停留在对依存关系的浅层描述，未能真正揭示矛盾运动的历史深度；《矛盾论》则在吸收道家辩证资源基础上，坚持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同一性与斗争性统一到在斗争中实现统一、在统一中展开斗争的运动结构之中，完成了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中辩证法教条化理解的超越，并为对道家辩证思维的历史性超越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矛盾论》对道家辩证思维的历史性超越
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在《矛盾论》的写作中，道家辩证思维并非原样再现，而是立足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合理内核对之加以批判吸收与创造转化。
道家思想以深刻辩证直觉独树一帜。《老子》《庄子》中许多论述都揭示了对立事物的相互转化与依存。这种以阴阳相生、相反相成为核心的宇宙结构，体现了古人对矛盾运动的敏锐洞察，强调事物的互补、循环与和合。道家由此形成顺势而为、“无为而治”的治理理念，认为不违背事物规律，社会才能稳定和谐。这一思想具有普遍性与永恒性，但主要停留在形而上层面，缺乏对社会历史矛盾的具体分析和实践解决机制。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矛盾问题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他首先强调矛盾具有普遍性，指出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矛盾的运动，这是与道家有无相生、相反相成相通的地方。但毛泽东并未止步于这种普遍性的直觉，而是进一步提出矛盾的特殊性，即不同事物、不同阶段的矛盾具有不同性质，必须以具体的分析对待具体的矛盾。这一论断使辩证法走出了抽象的形上观照，进入了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毛泽东特别提出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区分，认为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总有一个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而在矛盾双方的斗争中，总有一方居于主要方面，决定着矛盾的性质。这种分析不仅具有理论深度，更具实践指导意义。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必须暂时把阶级矛盾放在次要位置，实行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判断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布局和成败，显示出《矛盾论》将辩证法转化为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
与道家辩证思维的“自然和合”相比，《矛盾论》无疑实现了从形上观照到历史实践的超越。道家的相反相成强调万物在道的统一中彼此生成，呈现出一种宇宙性的和谐图景，但缺乏对历史阶段、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深入分析。在毛泽东看来，矛盾并不是抽象的对立，而是具体的社会关系，它们随时间与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在历史与实践的语境中予以把握。这种强调具体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既保持了对立统一的核心精神，又为社会革命和国家治理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工具。由此，《矛盾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也是在道家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实现的一次创造性升华。
道家哲学在社会治理层面倡导“无为而治”、以柔克刚，为后世提供了一种温和的政治风格，但其在面对深刻社会矛盾和历史转折时，难免有些消极，缺乏具体程序指导如何识别、解决矛盾以及推动社会转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构建了一套体系化、可操作的矛盾分析方法论。该方法论以主要矛盾明确实践主攻方向，以矛盾主要方面研判事物发展趋势，强调依据矛盾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动态调整政治策略，并借助量变与质变规律阐释社会形态的飞跃式转型，显著提升唯物辩证法的现实操作性。如在土地革命中，根据各地生产关系的不同状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先破后立”或“先立后破”的不同策略，这正是《矛盾论》所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由此可见，《矛盾论》的理论优势，在于将唯物辩证法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构建起系统化、可操作的实践方法论体系，能够在社会治理和革命斗争中不断校正方向。相较于道家伦理所提供的普遍性价值原则，该方法论具备更强的实践可验证性。二者的分野，集中体现了辩证法从传统哲学思想向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化。然而，道家思想的不足在于，它缺乏明确的价值立场和历史目的。与之不同，毛泽东《矛盾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矛盾论》明确提出：“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一判断把人民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直接设定为矛盾运动的价值归宿。进而言之，文中“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等表述，将人民力量的成长、人民地位的翻转、社会形态的更新统一为客观历史必然。这既坚持了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论，又以矛盾规律为其提供哲学论证，说明人民中心不是主观偏好，而是矛盾运动与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立场使辩证法不再是价值中立的哲学思维，而是成为具有鲜明立场的社会科学。
在国家建构的语境中，价值与路径的确定性尤为重要。一个现代国家要在复杂的矛盾中保持稳定和发展，必须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矛盾论》通过对主要矛盾的分析为中国社会发展确立优先级。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需要实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了《矛盾论》方法论的延续和发展。在这一意义上，《矛盾论》既承认道家关于复杂性和生态平衡的智慧，又通过人民立场，为国家发展确立了清晰的方向。道家的柔性治理思想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节制与平衡的启示，而《矛盾论》则提供了在关键时刻作出抉择和推动社会前进的方法。两者存在互补性。
五、结语
《矛盾论》的哲学意义在于，它以系统化的方式将中国传统辩证思维、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与中国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完成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从道家辩证思维的内核来看，其强调阴阳互动、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无为而治等思想，《矛盾论》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论述中，已清晰地映照出这一哲学遗产的深层影响。然而，《矛盾论》的价值并不在于简单地复述传统智慧，而在于在批判吸收中实现创新。苏联《教程》虽强调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本质，但其对矛盾主次关系、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理解多停留在经验描述与静态分析层面，未能揭示矛盾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动态转化。毛泽东借助道家的阴阳消长与相反相成逻辑，突破了苏联理论的局限：一方面，他通过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理论，将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与转化性纳入系统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他强调矛盾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历史性，从而建立起一套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这种发展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资源，形成了适应中国社会条件的独特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矛盾论》在道家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完成了历史性超越。它不再满足于自然和合的宇宙直觉，而是将对立统一的思维落脚于社会历史的矛盾运动之中，把辩证法转化为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科学。它确立了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体、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分析核心、以社会实践为真理检验标准的科学立场，构建起完整的矛盾分析体系。这一理论成果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识别、分析与解决现实矛盾的科学工具，更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发展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概括，《矛盾论》所奠定的矛盾分析框架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实践中的一以贯之和与时俱进。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重新审视道家辩证思维在《矛盾论》中的创造性转化，具有双重理论与实践价值：一是有助于深化理解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品格，避免传统资源的工具化或符号化；二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思想进行批判继承与创新转化，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这既是深化“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征程上坚定“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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