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段视频里,有个解说人讲了下面这段话:过去,我们学中国历史,一讲到农民起义,总是说,因为在封建王朝的末期,土地被豪强所兼并,农民没有活路,所以被迫起义,来抗击豪强,要夺回土地。视频中的这段话说,某大学某知名教授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合,或者说,很多农民起义往往被教科书美化了,在美化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起义的农民本身也被美化了。因此,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农民起义几乎全部都是完全正当的革命行为。这位教授对此是不认可的。因此视频所得出的结论是,这位教授才是真正能解释和说明中国农民起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教科书所说的并不准确,而这位教授说的才是所谓至理名言。
视频中的解说人说,根据这位知名教授的研究,中国农民是最不喜欢造反的,农民都喜欢过安生日子,在很多情况下,能忍就忍。因为一造反,就是滔天大罪,被朝廷抓住,必死无疑。大多数农民不可能会去造反、起义。而在所谓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无论是其领导者,还是骨干分子,都不是真正的、纯粹的农民。他们中有很多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流氓。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却把这样的流氓说成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所以,这位教授才说,我们过去的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我看来,不管是视频中所谈到的这位教授,还是视频中赞同教授观点的解说人,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的农民起义,而且他们在对农民起义的认识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问题。我们的教科书,在对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情况的介绍方面,以及对中国农民起义产生原因的概括方面,一般都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上来得出的结论,是具有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的。在概括与抽象的过程中,那些细节,那些个性,往往就会被简略掉。因为这是一个总体的,宏大的叙事与概括。至于每一次具体发生的农民起义,肯定都有无数完全不同的细节存在于不同的农民起义的过程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农民是最不愿意造反的。这确实是有一定的依据。但这种不愿意造反的来由,在于他们的日子在还能勉强过得去的情况下是存在的。但是一旦完全没有活路,不造反起义就是死路一条。而造反起义的后果可能也是会死,但也有可能挣扎出一条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造反起义就是争取活命的唯一出路。例如,发生了大旱大涝的重灾,粮食颗粒无收,而封建王朝政府的某些地方官员,却完全不顾农民的死活,没有对灾民进行赈济。官府的粮仓里即使有粮,也不放粮给灾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如果不造反起义,怎么可能有活路。有的地方官员还要不断地巧取豪夺、加重税赋,让农民更是无路可走。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易子而食的惨剧。试问,农民不起义,不造反还能如何活下去。农民是不是愿意造反起义,不是由农民的性格决定的,是他们在生活中能否还有活路决定的。
至于农民起义的领袖或者骨干分子,是不是纯粹的农民,并没有多么重要。那些所谓流氓分子,或者后来的所谓流氓无产者,往往具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当然也可能具有较强的破坏力量。但是这样的一类人,如果揭竿而起,就有可能一呼百应。毕竟,在极端情况下被逼造反的为数不多的所谓骨干,却很容易得到更多农民的呼应,很快就会形成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隋末农民起义,其中确实有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起义军,但也有各种杂七杂八的人们就是来乘机大捞一把的。也有一些地主贵族乘乱要占地盘,纠集一些兵马来打天下的。当时有所谓十八路反王、七十二点烟尘的说法,就是表明了在一个朝代的末期,农民起义成为反对封建王朝的主流,但也不缺乏各种浑水摸鱼的地主豪强。虽然这些造反的队伍良莠不齐,但总体上汇集成反对隋朝统治的大军。在这支庞大的多去起义大军中,发源于晋地的贵族李渊,消灭和兼并了其他各地的起义队伍或者造反军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唐朝。这不过就是这支权贵所领导的军队夺取了农民起义的果实。
有的农民起义队伍,也做过很多荒唐的事。黄巢杀人无算,把唐朝的贵族灭门基本都给灭了门。当然,有的事被后来的封建王朝在史书记载中硬说是农民起义队伍做的,带有明显的诬蔑和诽谤的目的。清朝的史书记载,明末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也杀掉了很多人,这就是清王朝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极大诬蔑,因为清王朝所说的,张献忠在四川杀害的人口的数量,早就超过当时四川的人口总量。这也表明,即使是新王朝的统治者,对于农民起义也是一定要大加诬蔑和诽谤的。
农民起义的背景,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那些爆发农民起义所在地的生产力已经受到很大的破坏,是因为封建王朝与地主阶级,以及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也有某些农民起义军,以及他们的首领,也有像李自成有头脑有政策的农民起义领袖,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策,受到起义军一路走过地区农民的欢迎。
中国的农民起义,在推翻旧制度,推翻旧的生产关系方面是起到了革命作用的。对此今天的我们是不可以否定的。但是,由于农民起义所固有的局限性,农民起义无法建立更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也不会自发地创立新的生产力。或者说,农民起义,破旧有余,而立新不足。然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已经受到严重阻碍的时候,对于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于后来社会发展生产力还是有利的。
或者,我们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应过度美化,因为这样的过度的美化如果不符合历史事实,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但是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对中国的农民起义横加否定,把农民起义贬得一无是处。这更是违背历史事实,也背离历史唯物论。毕竟,在很多情况下,在农民起义发生过所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为了恢复被破坏掉的生产力,总会多少采取一些有利于恢复生产,增加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创造出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会得到相对普遍的应用。这对那时中国农业生产是有利的。新建立的封建王朝的这种做法,曾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称为“让步政策”。有人对次也多加臧否,认为这是对新王朝统治者的美化。但在客观上,这种有利于恢复生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做法,就是因为爆发了农民起义之后,才会形成与出现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大小小发生过数千次,主要是针对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但在农民起义发生的过程中,也存在过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既不需要过于美化农民起义,更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对中国的农民起义,要从大的宏观方面来看,要从根本上来得出真正符合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同样还是在本质上符合历史规律的结论。总说来说,中国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进步作用,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任何对农民起义积极的、进步的作用的否定,都是在美化封建地主阶级,美化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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