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方法，不外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是我认识事物的基石，它强调客观实在的决定性作用，拒绝一切脱离物质基础的主观臆断。沿着唯物论辩证法的思路，我始终遵循如下实力对比的基本逻辑：
唯物论：
大的决定小的，厚的决定薄的；
多的决定少的，近的决定远的；
全局决定局部，集中决定分散；
能动决定被动，结构决定本质；
体质决定意志，底层逻辑决定次生逻辑；
总论：大一统。
辩证法：
总公式：资源（底线）≥ 目标（极限）。
具体说明如下：
一、唯物论
1.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受制于其体量、规模、基础与距离的客观条件。老鼠的身材总干不了老虎的事。国际间也是大板块的国家合作决定世界秩序。在全面战争中，抡斧头的双方，胜利的并不是斧刃锋厉的一方，而是斧背厚重的一方。也就是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多的一方。距离与资源供给能力成反比，正如英国地缘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所说：“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无视这些前提，便无法做出准确战略判断。列宁说：“谁的后备多，谁的力量来源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战争是瞬间将人的生活逻辑拉到底层的活动。生活的底层逻辑就是：
大的决定小的，厚的决定薄的；多的决定少的，近的决定远的。
2.黑格尔说的“真理是全体”，也是这个意思。我坚持以整体统率部分，以集中的目标统摄分散的细节，始终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握问题，避免陷入局部的、碎片化的认知误区。晋人庚冰有言：“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汉代哲学家董仲舒说：“患，人之中不一者也。”其深意不外乎“忠”“患”二字：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则“患”，毛泽东说：“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细察家国人事，运祚旋变，其中的逻辑无非是：
全局决定局部，集中决定分散。
3.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此前一切旧唯物论的关键所在：只有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时，劳动者才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被契约关系所束缚，“多少资本干多少事”，行动是被动的、消极的；在封建社会中，劳动者不掌握生产资料，便只能处于依附性的状态。唯有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劳动者才能称为有自觉和自主精神的“人民”，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为解放劳动的事业，他们才愿意付出牺牲，这种能动性是任何物质条件都无法衡量和定量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与装备均不及国民党军队，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却达到极致——儿子牺牲了父亲上，父亲牺牲了母亲上，母亲牺牲了媳妇上，甚至怀着孕的妇女也跳进河里，肩扛着门板让战士们踏过去，走向前线。这种源于“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 的自觉能动性，正是人民军队以弱胜强的底层逻辑所在。这就是：
能动决定被动，结构决定本质。
能动与被动是由事物的内在的结构——在人类社会中便是“生产关系”所决定。因此，我的研究注重分析事物的内在结构，而非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正如在引力场不变的条件下，浪花是由洋流决定，洋流是由大洋盆底结构决定的。这就是说，后者始终是前者的本质：海浪的变化是由决定它的力量结构即洋流决定的，洋流的变化是由决定它的力量结构即大洋的盆底结构决定了。
3.任何精神层面的意志、目标，都无法脱离物质基础即身体及体质的支撑。马克思批评一些空想理论家时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物质是精神的底层逻辑，精神是物质的附属和衍生的存在，前者决定后：一斤玉米吹出了一麻袋”爆米花”，说破了天还是一斤玉米。研究国家的“战略报告”，只从国家精英们的战略动机分析，远不如从国家的当时的“体检表”提供的数据分析更有说服力。故此，我对美国当前外交走向分析结论是：“肾虚火大”和“虚不受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始终受到身体的物质条件的约束：体质+ 体重 × 地球引力系数 = 跳的高度。其唯物主义的表述便是：
体质决定意志，底层逻辑决定次生逻辑。
4.故此，我将上述我运用唯物论辩证法的方法归结为三字原则即“大一统”原则：
“大”，即多数原则；
“一”，即集中原则；
“统”，即全体原则。
这个“三字原则”，既是对力量对比原则的提炼，也是我比较社会与国家运行能力强弱的分析框架。其中的“全体”用的是黑格尔的表述，就是“整体”和“有机合成的结果”的含义，所以黑格尔完整的表述是：
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关于绝对，我们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个结果，它只有到终点才真正成为它之所以为它；而它的本性恰恰就在这里，因为按照它的本性，它是现实、主体、或自我形成。
“合成”当然是由“多数”“集中”参与并达到“自我形成”的结果。一般说来，具有能动精神的“大一统”国家有更强的生命力。比如，中国和印度，两国都“大”，但印度的集中程度与整体的能动性都远不如中国。中美比较，也是同理。
二、辩证法
1.物质永远是运动着的物质，因而对于辩证法运用的程度也是对唯物论把握的高度。辩证法讲究的是矛盾在有限条件下的转化。在国际关系中，它表现为有限资源与有限条件的匹配关系。
2.我在研究国际关系中运用辩证法核心公式是以唯物论衡量底线（资源），以辩证法检验极限（边界），从全局而不是局部看，底线一定要大于极限，具体公式是：
资源（底线）≥ 目标（极限）。
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物质、装备、经济等硬实力，更包含人的能动性这一关键软实力。列宁说：“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人民的能动性是战争中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人的主动参与，再充足的物质条件也无法转化为充分的战斗力。同样，即便拥有强大的人民能动性做后盾，如果所设的战略目标超过了“物质条件 + 全部能动性” 的总和，也会遭遇“斯巴达克斯”式的悲壮失败。因此，任何目标的设定，都必须以客观资源与主观能动性的总和为前提，底线必须大于和优先于极限，大于资源可承载限度的目标，即使论证“合理”，极限大于底线的结局一定会遭到目标的反噬：历史上所有帝国都是被其欲壑难填的庞大目标反噬后而分崩离析的。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大势时，道出日本失败的必然性：
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3.“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在国际博弈中，1-2=-1：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战绩，拿破仑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进入两线作战。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苏联，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对抗，导致苏联于1991年底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多个所谓的“邪恶轴心”，更是进入多线作战，导致美国由此衰落。其中道理就是：1-2=-1。
4.但是，在有限战争中，其表现往往与上述逻辑呈反向变化。《孙子兵法》说“兵以诈立”，在有限战争中“诈”即“谋略”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给许多人造成错觉，误以为战争是可以有脱离后勤保障，只要有“谋略”就可以在“以战养战”中获得最终胜利。事实上，在全面战争中“诈”即所谓“谋略”的作用非常有限，用毛泽东曾借鲁迅的话说就是：“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总之，我的整个战略学研究方法，始终围绕“从唯物到辩证、从理论到实践” 的路径展开。唯物论为我提供了认识事物的根本立场，确保研究不脱离物质基础；辩证法为我提供了应对复杂问题的思维工具，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而 “能动决定被动” 的核心观点，则贯穿始终：它既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人民力量的根本优势，也提醒我们，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这套方法，既是我分析历史、战略与社会问题的基本框架，也是我认识世界、开展研究的根本遵循。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公众号“张文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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