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晚上好！从第一届写作研修班开始，都是由我讲第一堂课。第一次我讲的题目是《怎样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红色写手》，以前我们只听说过“网络写手”之类的称谓，从那以后，“红色写手”这个词就正式进入了公众视野。什么叫红色写手呢？上次在开班仪式上，我给大家专门诠释过红色的真正含义，我们讲的红色不是粉红，而是鲜红，代表共产主义信仰和无产阶级革命，而革命的精髓是斗争，这里的斗争不是抽象的，而是指阶级斗争，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说，斗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作为红色写手，我们信仰的理论基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而且要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写作观，但这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却绝非易事。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探讨一下怎样确立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写作观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不仅写在宪法党章以及各级党和政府的文件上，而且全国许多大大小小的高校都有马克思主义学院，各级社会科学院也有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里面的教授博士、研究员副研究员不计其数，每年招收的本科生研究生更是汗牛充栋。但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有的甚至自相矛盾，南辕北辙，比如对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等等的认识，理论界和舆论场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而且这种分歧不是在所谓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是在左翼内部。大家都熟悉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这样说，决不是说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而是对当时欧洲特别是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即那些自封“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甚至严重误解、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讽刺。所以恩格斯才说：“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种现象，在今天中国社会和理论界同样存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严重。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对诸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概念认识上的混乱程度，比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打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旗号的学者都熟读马列毛经典，他们以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的名义，干的却是反对马列毛的勾当，可以说各种假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遍地都是，网上不少人就把许多官方研究机构和高校马院的马克思主义叫“官马”或“皇马”，或者叫“鹿克思主义”。这些人牢牢控制着话语权，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污名化为极左、教条主义者或原教旨主义者（例如未明子），所以我在开班式上说，要确立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写作观，首先要辨认是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就像孙悟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必须经历识别真假美猴王这一关。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仅有拿得起玩得转的如意金箍棒的硬功夫，还要具备七十二般变化的斗争“法术”，否则就会被白骨精、蜘蛛精和牛魔王等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欺骗，迷失方向。
掌握这些本领并非一朝一夕的功夫，也不是一堂和几堂课，甚至读几本书就能够实现的。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必须从现实中寻找答案。今天，我们就从近几年在理论界和舆论场上大家都熟悉的热点事件入手来进行分析。
一，先谈“联想事件”
同学们还记得几年前司马南揭批柳传志这件事吧，柳传志是联想集团创始人，在中国企业界被称为教父级别的人物，曾经荣获“改革先锋”称号。司马南因为揭批其“侵吞国有资产”，一度成为互联网上风头无两的顶流大咖，受到众多网民热捧，甚至被国外一些媒体视为中国左翼的领袖和旗手，各个平台的粉丝总和近亿。围绕联想柳传志和司马南之间的纷争，很快形成了国企和民企之间的论战，随着政策上所谓国进民退的传闻，国企成为了社会主义的符号，民企则成了资本或资本主义的代称。柳传志被左派群众视为无良资本家乃至资本主义的人格化身，司马南则被网民塑造成了捍卫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斗士乃至民族英雄。
今天之所以重提此事，不是因为司马南，也不是因为柳传志，而是因为许多人包括很多左派将国企当作社会主义的化身来支持和力挺，本身就是个误会。稍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改开之后的国有企业和改开之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划等号，国有不等于公有，更不等于全民所有，一句话，国企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国企和所谓民企（私企）之间的唯一区别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前者是国家控股，后者是私人资本家控股，二者在内部管理和市场运作上没有任何不同，都是靠雇佣劳动和榨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阶级，区别只在于前者利用国家权力对市场进行垄断，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资本集团之间的内部利益分配，垄断和和反垄断的矛盾，跟社资矛盾没有半毛钱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企，而且占比不低，既便占比高，也只能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而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区别社资的根本标准是否全民所有和雇佣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鉴别真假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司马南以及许多左派网民却忽略或者回避了这一点。
联想事件引发的国企和民企之争始终是围绕一个假问题进行的，我当时写了一条微博：“联想事件引发的争论，不应该聚焦于支持民企还是国企这样的假问题，而是走社还是走资，或者像四十多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那样，以此为契机，开展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全民大讨论。”这才是我们理解这起事件的正确路径。
《共产党宣言》中将社会主义分成＂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几类。这几种社会形态都在不同国家存在过，前三种主要在欧洲，在新中国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我们建立和实现的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其主要特点是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文化上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毛主席概括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改开后，我们把第一条阶级斗争抛弃了，只剩下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经过四十多年的蜕变，结果我们都体会到。对于社会主义，不同阶级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定义。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所说的真社会主义当然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社会主义。这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评判现实问题的基本标准和出发点。
所以，联想事件暴露出当今一些左翼人士在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时，忘记马克思主义立场，抛弃基本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就辩别不清真假社会主义，思想完全回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时代。借用恩格斯的话，说他们是一群假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定司马南先生在这场事件中的积极意义，比如他对柳传志的揭露，让公众看到了权贵资本精英们打着改开旗号中饱私囊，贪婪无度，认清了他们的虚伪无耻，等等。这场超级舆论风波持续了两年左右，最后以司马南所谓“偷漏税”被课以重罚，黯然退出公众视野而收场。由此可见他是触动了权力集团和资本家们的部分利益的。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自动抵消其认知误区对社会真相的遮蔽，以及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
通过对这起事件的回溯，我们可以认识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运用真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假马克思主义分析观察问题的重要性。
二，俄乌战争、美以伊战争和“民左之争”。
2022年2月26日，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出动部队攻入乌境内，剑指其首都基辅，尽管俄出兵动机是由于北约东扩，意欲将乌克兰拉入北约势力范围，对俄罗斯的领土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但无论从国际法还是地缘政治角度，俄罗斯此举都是一种公然践踏别国主权的侵略行为。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很快形成了两股截然相反的声音，一种是挺俄派，支持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反对美西方以乌克兰为旗子对俄的战略“围堵”；一种是挺乌派，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反侵略战争，呼吁美国和北约对普京及其“独裁政权”实施制裁乃至军事打击，这一类人当然都是右派。支持俄罗斯的大多为左派人士，其理由是俄的行动是出于对美西方等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的反击，具有正义性，但也有例外，比如我和阳和平，还有时迈先生，大概是左派中反对俄军事行动的少数派，理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这场军事冲突，是美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同次级帝国主义国家的争霸，而不是反霸，无正义性可言，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是统治集团强加给俄乌两国人民的，因此，我们既要反对美西方的帝国主义霸权，也要反对俄罗斯为争夺利益和划分势力范围而挑起的侵略战争。普京是一个铁血的民族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客，这从他在国内严厉打压共产党组织、崇拜彼得大帝、诋毁列宁和斯大林就不难看出来。某些左派人士将普京当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继承人，而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和资产阶级政客的叶利钦的继承人大加推崇，显然是搞错了对象。
为此，我接连写了两篇文章，《俄乌战争：要么民族主义，要么自由主义？》和《“三个世界理论”、民左和俄乌战争》，公开对国内左派中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批评，并首次提出了“民左”概念，在舆论场引发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民左之争”。我认为在俄乌之争上，左派之所以不约而同加入到民族主义的合唱并不奇怪。抛弃掉马列毛主义“总体理论支持”的左派，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只能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要么依附于民族主义，要么依附于自由主义，除此之外，別无选择。后来，我又在《民左之争与左翼的困境——答赤浪青年和滠水农夫》中进一步指出，围绕“民左”问题展开的许多议题，例如俄乌战争是侵略还是正义，国家主权是否高于人权和阶级诉求？以及中国社会到底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是像俄罗斯一样属于“次级帝国主义国家”，中俄与美西之间的矛盾是“反帝反霸”，还是只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争霸”等论述，都聚焦到一点：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左翼究竟应该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是采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理论去进行分析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
前几天，时迈同志在开班式上说，民左之争已过去了几年，但民族主义不仅没有退潮，而且比以前更加剧了，这一点，从最近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中体现的更加明显，部分民左人士还像俄乌战争爆发时那样，从国家-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将反美绝对化神圣化，将一场地缘政治和资源争夺引发的冲突解读为反帝反霸，把封建专制的伊朗神权集团美化为世界反帝国主义的中流砥柱，甚至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反抗神学”高度，完全忽略甚至否认了伊朗政权剥削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和反人民反民主的本质，同他们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反讽。
从根本上说，“民左”对俄乌战争和美以伊战争所持的立场，缘于他们摒弃了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将民族矛盾置放到阶级矛盾之上，掩盖和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忽略甚至否认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国与国和民族之间的纷争，都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面对复杂纷纭的国际国内局势，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还是像民左那样，抛弃阶级分析方法，坠入民族主义的泥潭，沦为资产阶级的传声筒而不自知呢？这是我希望通过俄乌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民左之争”，能够引起大家思考的问题。
三，“张雪峰现象”和小资产阶级问题
张雪峰是一名教育咨询师，也是一位超级网红，身上有多重光环，还是苏州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下的公司十几家，身家近十亿，说他是一个流量资本家毫不过份。前不久因心脏病猝死，年仅41岁。这样一个成功人士英年早逝，在网上刮起了一股悼念潮再正常不过，但由此引发的争议却是值得重视的。围绕张雪峰现象展开的争论也大致分为两类，挺张派和批张派，网上的文章，不计其数，说实话我看的不多，我真正开始注意“张雪峰现象”的是由于人境网特约撰稿人舟自横的系列文章。其中一篇他把张雪峰和张桂梅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下，“个人奋斗”常被奉为阶层跃升的通途，然而，这一叙事掩盖了生产关系与资本结构对个体命运的根本性制约。张桂梅与张雪峰两位教育界人物，虽路径迥异，却共同折射出底层群体在结构性固化面前的挣扎与妥协：前者以近乎悲壮的道德实践试图通过教育打破贫困代际传递，后者则以冷峻的“信息差”理论告诫寒门学子放弃幻想、精准避险。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同印证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缺乏生产资料占有权变革的前提下，单纯依靠个人努力（无论是苦读还是策略选择）难以从根本上突破阶级壁垒，所谓的“跃升”更多是系统内的有限流动，而非阶级属性的本质改变。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阶层的本质在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即阶级剥削和压迫关系。无论是张桂梅式的苦读，还是张雪峰式的精算，都未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核心。个人奋斗只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取更高的售价（工资），却无法改变作为被剥削压迫者的阶级地位，不能将社会问题个体化，而将阶层固化的责任归咎于个人不够努力或选择失误，是掩盖剥削关系的意识形态迷雾。”这种分析一下子戳破了张雪峰现象背后的阶级本质，相比于那些从人格和道德上批判张雪峰的文章显然深刻得多。
在另一篇文章中，舟自横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命题：为什么张雪峰的支持者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张雪峰所倡导的择业观、教育路径和人生规划，虽言辞激烈甚至冷酷，却精准地反映了私有制社会中个体为求生存而必须遵循的竞争法则，而这正是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不确定环境中寻求安全感的核心诉求。舟自横指出：“小资产阶级支持张雪峰，并非出于对其人格或理念的全面认同，而是因为他在一个缺乏制度保障、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提供了看似清晰可行的生存策略。这种支持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当社会无法为普通人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时，人们只能转向那些敢于撕开温情面纱、直面残酷现实的声音。而这正是资本逻辑下小资产阶级生存策略和实现阶层跃升幻想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体制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
在这里，舟自横将小资产阶级对张雪峰的追捧，解读为沦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维护者。正是这一论断，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左翼的激烈批评甚至攻击，而且这些攻击还来自于人境网的网评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起初有些不解，直到看了相关文章和言论后才明白，这些人之所以对舟自横文章产生反感，并非只是因为舟文观点尖锐，言词激烈，主要还是缘于他们对所谓“个人奋斗”“阶层跃升”等小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执念，将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家长身份，从而跟舟自横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立场形成了根本对立。
由此可以看出，“张雪峰现象”在左翼内部引起的争议，其症结在于是坚持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还是像小资产阶级左翼那样站在投机主义和犬儒主义立场分析现实这一关键点上；舟自横的文章显然属于前者，但由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开之后，小资产阶级无论在人口总数还是影响在中国社会都占压倒优势，他的观点处于孤立和边缘位置，也就不感到意外了。
四，团结、宽容与斗争
上面我们采取“解剖麻雀”的方式，以近年来发生的几起热点事件为例，探讨了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途径。从联想事件、俄乌战争和美以伊战争，到张雪峰现象，部分民族主义左派和小资产阶级左翼不约而同地暴露出放弃乃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的认知误区。我曾经写过一条微博：“坚持阶级叙事，还是坚持民族叙事，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有一位自称我的朋友的民左人士马上反驳我，给我扣上了一顶形左实右的帽子，他从中国革命历史上举出若干民族主义“进步性”的例子，却回避了这种进步性的特定历史条件以及马列关于“民族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民族主义只有当它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时才具有进步性”的论述。因此，是否坚持阶级叙事，不仅关系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还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什么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关系到我们如何确立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写作观，能否成为一名合格的红色写手的问题。
前面我说过，确立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写作观，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实践问题，并且伴随着严肃乃至尖锐的思想斗争。包括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上一切思想成果都是在同各种错误观点和实践的斗争中产生的。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讲到斗争，左翼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似乎斗争只能针对处于敌对面的右派和公开的修正主义，一旦刀口向内针对左翼内部，就成了打横炮或者内耗、攻击，比方说你如果批评民左，马上就有人说你是“当代王明”，你如果批评小资产阶级，马上有人就“咬住”你也属于“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意思就是你比批评对象也好不到哪儿去。照这种逻辑，马列毛也没有批评的权利和资格了，因为马列毛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在不少左翼论争中，有些人不是针对你批评的问题，应不应该批评，对在哪儿，错在何处，而是摆出一副高蹈的姿态，高喊着团结、宽容、包容等口号，极左、纯左等右派们常用的大帽子也接踵而来，怀疑甚至指责批评动机不纯，让批评者在道义上顿时矮了一截，忍不住也怀疑起自己来。
我们当然知道团结的重要性，但团结也要有前提条件，也就是谁团结谁和谁服从谁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像一个句子没有主语，任何行动就失去了意义。团结也存在适用的范围和边界，比如一个组织，必须讲团结甚至服从，没有团结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但如果是在讨论和辩论中，就不能讲团结和服从的问题，思想论争唯一服从的对象是真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应是别的什么权威或大佬大咖，否则，就是以团结和＂不争论”的名义压制不同观点，乃至剥夺别人的批评和发声的权利。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乡愿德之贼也”，这里的“乡愿”，是指那种表面上忠厚实则丧失原则的“老好人”，用毛主席批评陈毅的话说，就是“八面美人”。他们忘记了，一个社会，一个团体，如果停止了不同观点的探讨和论争，就等于放弃了进步和接近真理的机会。毛主席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在原则立场上，毛主席从来是主张旗帜鲜明斗争的。毛主席和鲁迅一生中同党内同志和左翼内部的斗争所付出的精力和代价，都远远超过了与公开敌人之间的斗争。鲁迅生前留给儿子周海婴的一句话是：“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马恩和列宁全集中相当多的文章都是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产物。
我们正处在一个无真相、无共识和不确定的时代，我曾经在清华大学一次学术圆桌会议上发言时将这样的社会称之为“中间政治”，历史上这样的中间政治状态不止一次发生过，有的持续时间短，有的时间很长，体育上也叫“垃圾时间”，类似于欧洲的中世纪，政治和文化上都处于十分保守平庸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激烈的社会革命一般很难发生，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其存在或斗争的意义或许都只是为了未来积蓄思想力量。这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一种历史方位。左翼和右翼都不可能超越这样的历史方位。尤其左翼，在当下社会文化结构中，比右翼更弱势和边缘化，既不是一个严格的政党组织，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以及统一的政治目标，所谓山头林立，一盘散沙，正是这个时期的典型状态，与其维持某种虚幻的团结，不如面对客观存在的分歧矛盾，让更多人参加到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去，而不是采取关门主义，饭圈文化那一套，压制不同观点的讨论，尤其要注重年轻人的声音，更应该多倾听，即使他们说的不一定正确，但也要尊重他们说话的权利，左翼只有在不断的思想砥砺和斗争实践中才能保持思想活力，逐渐成长成熟起来，只有这样，左翼才可能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重新担当起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的领导责任。
我这些话有的同志可能不爱听，觉得刺耳，甚至认为是错误的，但我还是不得不说，因为这关系到左翼的未来，也是每一位立志成为红色写手的同学们应该面对的重大课题。
今天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2026年5月10日
【刘继明，中国当代作家，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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