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为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2026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不仅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特别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核心是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不仅有着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政治的、思想理论的和学术的根本遵循，而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从狭义上讲，这一重要讲话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讲的；从广义上讲，又可以说是对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讲的。这一重要讲话，不仅很值得广大思想理论工作者认真重温，而且很值得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以及高校师生认真学习或重温。
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10年来，特别是“十四五”规划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视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新成效。在2025年—2026年岁末年初交接之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我国虽然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复杂局面，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下，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一大好局面，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我们应不辱使命。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等系列思想的高度凝练与坚持发展
历史活动是人民的事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不仅创造着人类的物质财富，而且同时创造着人类的精神财富。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言家的设想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人和相信什么人、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便成为决定各个阶级、政党、集团乃至每一个个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分水岭。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时，又把“六个必须坚持”中的“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发挥统领作用的第一条突出出来。“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这一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指针和灵魂所在，又是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以及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其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开展各项工作，牢固确立正确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幸福观、政绩观的根本指针和灵魂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各自内涵与相互关系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的思想根本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一根本政治立场即人民观的坚持和发展。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关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的群众路线即方法论的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使用“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这样简洁明快、通俗好记的标识性语言，言简意赅而又内蕴深邃地向国内外宣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秉持的根本政治立场。
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大历史观来看，在无始无终的历史长河里，百年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瞬之间？每个人都生活在这“足够长”和“一瞬间”的辩证统一里，如何过得有意义呢？2025年“七一”前夕，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演过著名电视剧《济公》的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必须要好好地正视自己，我的思想、我的世界观、我的立场、我的观点、我的态度符合人民的希望吗？符合人民的需要吗？符合人民的利益吗？我们一切是为了人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才有价值。一定不能忘了这一点呢。越早明白这一点，对自己的一生越有好处。我相信青年人，今天的青年人都有这个志气的，有志就能成。”早在1835年，马克思就指出：“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1894年，恩格斯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幸福观、政绩观乃至生死观等既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有相对的区别。在这多种“观”中，毛泽东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观是总开关。游本昌老师所阐发的“我们一切是为了人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才有价值。一定不能忘了这一点呢。越早明白这一点，对自己的一生越有好处”这一道理既朴素又深刻，集中体现了游本昌老师所确立的正确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十分值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认真体味、深思与学习。游本昌同志入党后，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向他转达了勉励和问候。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特别是其中的党员学者，常被人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肩负着更为重要和特殊的责任。因此，我们应具备更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觉性，更应弄清“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亦即“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一最高的哲学命题与人生的基本道理。如果弄不清楚，绝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决不要小看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正是这一观点，正在强烈地腐蚀部分干部群众；也就是这一观点，把我们的一些人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送进了监狱。改革开放以来，有500多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犯了错误，其中一些受到了极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害了他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点精神，本质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有没有这点精神，就有云泥之别。如果有，月朗风清之时，不仅问心无愧，而且还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在由有机物又变成无机物时，就能如马克思在青年时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如果没有或者少一点毛泽东所说的这种精神，就可能被“个人享乐主义”所绑架，就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就不是人民至上而是金钱至上，就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直至锒铛入狱，甚至成为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积极意义上去理解，“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5年秋季开学的前一天，笔者与外地一名以很优秀的成绩考上北京一所985高校、刚刚来京报到的新生见面。据了解，这个孩子各个方面包括品行都很好。但在聊天时，却意外地发现他对“张思德”“白求恩”等这些本应耳熟能详的名字竟然一无所知。笔者问，你学过的小、中学语文教材上没有吗？后来，这位同学告诉笔者，他上网查了查，《为人民服务》在教育部统编教材六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上有，《纪念白求恩》初中课本上有。又问他，既然课本上有，你为什么不知道呢？他回答说，一是这些大都不会出现在考试卷上，二是自己亦不感兴趣，所以毫无印象。听了他的回答，笔者想，这是个别孩子的问题吗？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此后，笔者又留意问了几位刚入高校的新生，发现他们刻苦学习的原动力总体上都是为了毕业后多赚钱，报答父母恩。还好，这些孩子们都很诚实，还没有成为“两面人”。对于这些孩子，我们亦不能作过多的苛求。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后的失误时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笔者认为，邓小平所说的“教育”是广义的、全民的，尤其包括对青少年、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教育。笔者还认为，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的重要组成之一，就是前些年在我国一度泛滥的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仍然残存的封建阶级腐朽思想。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当今世界，不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猖獗，而且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明显抬头。能否套用毛泽东当年这句话变通地说，坚持为人民利益做学问、做工作，就比泰山还重；仅仅围绕个人得失和小家庭过好日子做学问、做工作就狭隘渺小；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做学问、做事情，就比鸿毛还轻。当然，这样的变通说法，可能有把毛泽东的原意简单化了的成分，但笔者认为，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当前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之时，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有所抬头之时，我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成为一名党和人民的合格干部，更须把“人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人做学问”这样严肃而又重大的问题重新提到自己的面前。我们的古人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毛泽东常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常说，要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毛泽东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与我们古人的说法在出发点和归结点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古人所说的“得民心”，是站在极少数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其根本目的是更好地剥民、愚民、驭民，更好地巩固封建阶级统治。而毛泽东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完全翻新了“民心”的本质内涵，其根本目的是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更好地为民、信民、依民，最终让每一个人都过上自由全面发展的幸福生活。由此相鉴，毛泽东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与我们古人所说的“民心”，在立足点与归宿地上有着本质的高下之分。
毛泽东说，大道理管小道理。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人的能力有大小，做学问的水平亦有不同，但若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而活着”这个人生最大的道理，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即便仅从所谓“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角度讲，亦不会在理想信念、立场和品格上出大的问题，就不会“无颜见江东父老”，亦不会愧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在百年之后让子孙后代戳我们的脊梁骨。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政治学人”，首先应该有这一起码的政治觉悟、政治责任、政治使命和历史责任感。
前不久，不少人都在观看热播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笔者看了，总体感觉甚好，深受教育。强烈感受之一，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吴石等烈士将自己的灵魂永远熔铸进了天安门广场上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将永远为有这样的英雄而荣耀，而可耻的叛徒谷正文却会被中华民族千秋万代所唾鄙。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在人民需要时，就毅然决然引颈慷慨赴死，很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观看《沉默的荣耀》时，又油然想到漫画家华君武的一段回忆。1942年夏秋之间，华君武应约与蔡若虹、张谔一道与毛泽东见面。华君武回忆说：其间“我也问了毛主席一个严肃的问题，我说我参加抗日要我去打仗，我敢冲上去，但是如果被敌人抓住，对我用酷刑我怎么办？毛主席说你要想到为人民。我记得我们向主席告别时，毛主席送我们到院门口时，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真正牢固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就能战胜千难万险。观看《沉默的荣耀》，还不由地联系自己在思想上工作中曾存在的问题，亦油然想到毛泽东的名言：“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经常想一想毛泽东所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想一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想一想新中国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就能不断净化我们的思想乃至灵魂。我们不是不能有个人和小家庭的私利；但是，当自己的私利与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必须先公后私，直至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彰显出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崇高精神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本质上与毛泽东强调的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只有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牢记毛泽东关于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谆谆教诲，我们所做的学问才能不偏离方向，才有价值，才能与人民一道重于泰山。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应该带头弘扬毛泽东所说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附带说一句，政府和组织在制定各项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时，应公私兼顾，以考虑各方合理合法的利益，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创造性。但在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以及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时，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倡导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纯粹的、有益人民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大公无私的人。这就是“大公无私”与“公私兼顾”的辩证统一。
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这既是我们的立足点、出发点，还是我们必然的归宿，并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和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之基。笔者坚信，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党员学者，一定不会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热切希望。
二、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所蕴含的普遍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还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以上的论述，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和政治前提。
我们的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道”，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与忠诚，应该比封建士大夫对他们的“道”的坚守更为坚定、更为纯洁。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多年，早就过时了。这种仅凭诞生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真理性与否的标准，是把真理简单化甚至庸俗化了。人类结绳记事时便知的“一加二等于三”这一抽象的自然科学的最基础的真理，到现在过时了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第二个结合”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现在至少五千多年了，过时了吗？这些都没有过时，怎么能说比“一加二等于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年轻多少岁的、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就过时了呢？
当前，我们应特别重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不仅直接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因此，要真正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必须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真学习。否则，就绝不可能真正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谛，也不可能真正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任何有意或无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想法和做法，任何降低甚至贬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想法和做法，本质上都是在直接或间接降低甚至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都不符合甚至违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符合甚至违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大历史观，不符合甚至违背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当然，我们亦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教条。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斗争实践中的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正因如此，我们必须牢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我们既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论，又要反对“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论。
三、要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历史学家常用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以所有制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1916年上半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诞生，标志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成熟。不仅毛泽东，而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总书记都直接或间接肯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在谈到“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时，还明确把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写的《资本论》、毛泽东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并列陈述出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陈云同志在1989年十分明确地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同时又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而且还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一特定的更小的历史阶段。这是由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仍深不见底的国际局势所证明了的。在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更小的历史阶段，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极可能比帝国主义的其他历史阶段更加虚伪、更加无耻、更加残酷、更加血腥、更加污秽。敌我对决的双方，将可能有着无数次不同形式的生死对决。对此，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以努力避免卷入一场不得不打的较大的局部战争，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另外，我们还必须把准备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问题，时刻准备应对可能突然发生的任何事变。这就必须丢掉幻想，必须做好突然发生任何事变的充分思想准备、战略准备和物质准备。无论是小打、中打还是大打，无论是打常规战还是核大战，要打就打，决不手软。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做好最坏的打算，才有可能随时扼住任何战争的喉咙，从而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之道路。在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这一点上，学界意见分歧不大。但在要不要做最坏准备的问题上，学界有着一定的分歧。个别学者在谈到要不要做最坏的准备时，总是借口甚至滥用“定力”这一词汇，认为“定力”的内涵只有“韬光养晦”而没有“有所作为”，只有“忍得胯下辱”而没有“威武不能屈”。从本质和实质上说，“有所作为”和“威武不能屈”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定力”的另一面。我们绝不是个别人认为的“莽撞分子”，更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好战分子”。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所说：“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笔者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着十分坚定、正确和清醒的认识。面对任何波诡云谲的局面、任何惊涛骇浪的战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必能带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中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或是遏制各种战争，或是打赢各种战争，并取得无比辉煌的伟大成就，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步伐。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认识当今世界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个特定的更小的历史阶段的某些特殊规律，只有列宁、毛泽东等后继者经过实践才能做到。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就是特指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个特定的更小的历史阶段的到来。伟大的时代，必然会诞生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如果说，列宁、毛泽东很好地承担了他们各自的任务，那么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并正在揭示着帝国主义从寄生即腐朽阶段向垂死阶段过渡的某些特殊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帝国主义从寄生即腐朽阶段向垂死阶段过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定位，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
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正在明显加大，这就给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和习近平总书记都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际工作亦必须以正确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明确反对有的学者“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的不良学风，要求学者要“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既要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要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以不断提高决策和领导水平”。为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不仅需要构建新型清新健康的政商关系，同样需要建立新型清新健康的政界与学界的关系，并用具体的制度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政界与学界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才真正有助于学界坚持问题导向做研究、政界以正确理论为指导，政学两界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以在新的重大实践中不断提出正确解决各种重大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应该首先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的论述，言简意赅地阐发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替换成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人总想连“革命”这个词都不要提，以此“告别革命”。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总书记都不赞成。邓小平同志明确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几次明确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试想，如果如有人所愿，连“革命”这个词亦不提，会是一个什么后果呢？说得严重一点，就会亡党亡国。当然，我们亦绝不能把“革命”这个词任意泛化。
我们常说的政治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我们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才能给予正确的界定。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由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部分组成。当然，这三大部分的分类，亦是我们为了更好地认识事物而主观地划分而成的，实际上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整体。在这三大部分之下，其余的国防、军事、外交、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领域，都是以上三大组成部分的延伸或派生。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正因如此，毛泽东和习近平总书记都特别强调政治的重要性。毛泽东多次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就“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政治无疑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文化的上层建筑则是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存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以，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上层建筑本身，即国家、政党、军队、监狱以及法律等，同时也要研究政治上层建筑在文化上层建筑中的反映，特别是要研究其中的意识形态。比如，我们要重视研究种种社会思潮，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思潮，等等。现在，我们政治学界研究“小政治学”多，研究“大政治学”少。所以，我们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大政治学”方面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什么关系呢？笔者个人认为，二者当然是从属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从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机构的设置上看，既有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另外还有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政治学研究所等。我们的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政治学研究所等，尽管没有冠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定语，但从本质上说，我们的所有学科和院所的研究工作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有着不同的学科分工，但又有着共同的学科交汇点，有着共同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携手研究。
一是认真研究好、阐发好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2019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十个重大的政治理论概念。这十个概念，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语境下提出的，内容十分完整丰富，内涵十分深刻广博。从一定意义上讲，其他九个概念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这一总概念下的子概念。真正弄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关于国家学说的这十个根本概念，不仅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而且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应对这十个政治理论概念作出比较全面、完整、系统、准确、科学的解读。笔者认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作出的顶层设计。离开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顶层设计，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政治学研究就无从谈起。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就要弄清什么是国家、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本质、国家的职能、国家的类型和形式，包括弄清国体和政体的联系和区别、国家的消亡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当然，这些既是政治学研究的根本内容，同样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研究的根本内容。
二是认真研究好、阐发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要弄清什么是国家，就必须深入研究国家的各种政党及各种政治团体。在社会主义国家，就应重点研究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及其活动方式，以及全体人民如何在基层单位即社会组织里，通过党的领导以主人翁身份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等。毛泽东、邓小平等都特别强调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政治学应深化对如何切实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何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全国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地区得到全面贯彻，如何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如何培养一支笃信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的干部队伍，如何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永远保持党不变质这一重大而又关键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了上述重要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党的自我革命，强调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应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和精力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即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庄严而神圣的任务。与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重要思想相联系的，是一系列相关课题。比如，除上述所说的如何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外，还有如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如何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如何坚决有效清除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如何真正认清党执政条件下“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并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使党的一些干部乃至中高级干部避免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有效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如何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党的自我革命，从实践主体上讲，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党的各级组织，二是指党员个体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每一名党员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主体）；如何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的那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等。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袖集团是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国内外形势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认真研究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思想。1920年4月至5月间，列宁在其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深入研究好、阐发好列宁关于“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无疑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三是要研究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前，“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这一重大判断十分重要，十分深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判断的认识。即使在“小政治学”中的公共政策领域，亦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迫切需要我们以政治学的高度和历史学的深度来研究。比如，关涉普通百姓和千家万户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水暖电气供应等公共事业，应不应该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兴办？这是否应该成为我们政治学中公共行政、公共政策、中国政府与政治等专业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是加强对国内外各种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的跟踪研究与科学判定。对重大思想理论特别是政治问题，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不断提高政治敏锐力和鉴别力。对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要旗帜鲜明进行斗争，不能做所谓的“开明绅士”，更不能发表错误言论。当然，在各种错误的思想理论、政治思潮中，同样有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区别、辨别，并予以不同的对待。对待人民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我们要坚持采取讨论、批评、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地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反动思潮其中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必须坚定站在“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正确立场上，在坚决反对的同时要力求以辩证的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所说：“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
五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与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统领，认真研究好、阐发好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研究当今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格局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今天，国内大局与世界格局相互交汇，亟待统筹。所以，认真研究和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加强对国际政治、国际战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政治学人当前的神圣任务。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及时提出了“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而且及时回答了“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202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坚定指出：“中国人民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与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现了宏大目标与实现宏大目标路径的辩证统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充分体现。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要承担起认真研究和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坚持与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神圣任务，还必须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战争与和平的思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更是政治的特殊形式，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即流血的政治。帝国主义的本性与本质就是战争。我们坚定信心，充分做好应对种种战争形态的准备，就可能制止战争，争取到和平；不管爆发什么规模和什么形态的战争，我们都应确保打赢。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长于战略思维的民族。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上，曾闪烁着许多璀璨夺目的战略家星辰。在我国又一次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的今天，我们深切期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中能够有更多真正的战略大家出山问世。
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历史观的思想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衡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研究成果功过得失的根本尺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历史观的思想贯彻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领域，就要坚持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关于“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时，总是同时强调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就是要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毛泽东所说的“五种人”。领导干部在代表人民作决策时若掺杂个人私心，往往有可能作出损害人民眼前利益甚至根本利益的错误决定。同样，一个学者在做课题、写文章时，亦必须出于公心。我们学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学者，亦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带头破私立公，努力改造自己，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如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入党为私、立论著文带着私心，亦可能热闹一时，但终究会被社会实践和人民所否定。当然，改造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因为改造世界观的长期性、艰巨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做到时时自警、自省、自励。在2007年学习出版社出版的“学习理论文库”个人自选集中，笔者在自序中写道：“任何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对重大问题上发表看法之前，应该是十分自由的；甚至在一念之间可以决定发表任何直至完全迥然相反的意见。但意见一旦发表，则极不‘自由’，则会被有情或无情的历史所记载，更会被社会的实践所检验。当然，‘覆水’亦可收，这就不仅需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更需要有修正错误的气度；这是因为随风摇曳往往很容易，甚至还可能常常得到‘好处’；而坚持真理往往有代价，但勇于否定自己、修正错误则往往要比坚持真理还要痛苦。”在该自选集出版之后，笔者还把“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必将接受明天历史的评说”写在其他文集的扉页上。
一般说来，一个学者的声望愈大，历史和人民对其关注便愈强烈、愈细微和愈深刻。从一定意义上讲，每一个人的历史都是由自己所书写的。所以，笔者希望我们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都要珍重和爱护自己的“声誉”。
六、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赶上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好时代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政治学研究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十分重要的学科，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好时代。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二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尽管我们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三是苏联亡党亡国的巨大灾难和历史教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然屹立的现实成就泾渭分明。这有助于进一步照亮我们前进的征程。四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同时又处于由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个更小一点的历史时期。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会施用各种手段进行拼命挣扎，但这对于我们在惊涛骇浪中认识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加坚实而又丰厚的实践基础。五是帝国主义脸上“牧师”这一职能的油彩正在噼里啪啦剥落，“刽子手”这一职能本来的狰狞面貌正在显现。历史的进程和大势的发展逼得它们不得不如此“实事求是”。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全世界有良知的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来面貌提供了极好的反面教材和丰厚素材。六是且听世界社会主义低谷处，传来世界社会主义新潮声。世界上除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之外的其他各国特别是各国人民已开始觉醒，正在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确”，什么才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光明大道。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度里，已开始出现此起彼伏的集会、游行、罢工等，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深化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制度已从前几十年的低潮中开始走向复兴。在今后几十年内，全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斗争，必然波澜壮阔。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携手与各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无比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2期”，该文系作者在中国政治学会第十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与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20周年会议上两次发言基础上的汇总整理稿。；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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