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返乡期间，做了将近一百户的家户调查，有个深切感受：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妇女则是家庭的定海神针。
家庭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组织。在大多数农民家庭内部，男性仍然是家庭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尽管在法律上已经明确男女平等继承家庭财产，但事实上男性是家庭财产的继承者；在婚姻制度上，大多数农村地区还是奉行从夫居的习惯。如此，男性完整地继承了上一代的财产以及社会资本，他们从小受保护，其实是不经世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却在小家庭组建后当家作主。
刚组建家庭时，小家庭往往还留有父代财产，家庭负担又少，且还年轻，对未来还充满想象，再加上经验不足，家庭决策往往呈风险偏好型。调查中发现，部分聪明、有闯劲的年轻人，的确是创业成功了。但普遍规律是，一个创业成功的家庭，背后往往是更多创业失败的家庭。年轻家庭欠债的比例高得吓人，高达一半以上。并且，有百分时二十的年轻家庭欠有巨额债务，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收入来还清债务。
巨额债务来源有二：一是连续创业失败，留下了债务；二是高消费、赌博等生活方式，加剧了债务危机。
家乡有一个普遍观念，“打工是打不出头的”。年轻人刚从学校毕业，以及在缔结婚姻之处，家里是支持其创业的。但创业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除非是父代或亲戚本身是做生意的，有足够的启动资金，“有人带”，才有较大成功概率。普通农家子弟创业，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父母的支持有限，只能依靠借贷提供启动资金。对于比较稳健的家庭而言，经历过一两次创业失败，且年龄差不多了，就会劝年轻人选择一个稳妥的行业，或者进工厂打工。
但从年轻人的角度看，承认失败，且选择一个看得到终点的生活方式，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因此，除非是无路可走，否则绝不会善罢甘休。如此，创业失败后，很可能会铤而走险，妄图找到一个赚快钱（比如赌博、诈骗等邪门歪道）的方式翻身，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输的更惨。
有部分创业失败的年轻人，破罐子破摔，父母的话听不进去，妻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仍然不改选更张，生活几乎看不到希望，最后弄得妻离子散。我调查了两例因为丈夫破产，毫无希望，导致妻子“走了”的离婚案例。从报告人的评价，甚至是家人的评价来看，几乎都同情性地理解年轻妻子的选择。甚至于，出走的年轻妻子，虽然离婚了，却和家公家婆保持良好关系。而大多数已经破产的家庭，却还存续，其原因是，女性的优势在发挥作用。
相较于丈夫的冒险行为，很多时候只是借家庭经营的合法性，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很多时候表现出对小家庭的不负责任、任性，妻子在家庭经营上其实是比较保守，也是比较投入的。调查显示，在“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中，妻子往往从事的是风险较低的工作，其收入是家庭收入的辅助，却极其稳定。尤其她们要打理家务，管理吃喝拉撒，对生活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
客观上，关于家庭生活的规律，妻子要比丈夫更有体验，也更有质感。因此，尽管丈夫创业失败了，家庭财务破产了，但家庭的辅助性收入却还在，生活还可以继续。不少家庭在破产后，性别角色发生了变化，丈夫回归家庭，成为妻子的助手，从事相对稳靠的行业。如果丈夫认命，便会选择进厂务工，形成“双职工”的家庭状态。
一旦进入“双职工”家庭形态，则意味着家庭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收入稳定、开支稳定，更关键的是，起早贪黑上班，足以规律丈夫的不靠谱和任性，客观上减少了社交，节约了开支，避免了年轻丈夫因为不靠谱而将家庭陷入危机之中。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女性要比男性成熟。在家乡，形容一个人不靠谱，用词是“晃”。这个词很是传神，几乎是对那些不靠谱、不成熟、“左一出、右一出”的年轻男性的专属用词，却从不用在女性身上。因为，从普遍规律上看，家庭妇女总是靠谱的。
在社会化的意义上，年轻夫妻的关系，事实上具有师生关系的内涵。一个年轻男性变得成熟，总是要经过“晃”这个阶段的。并且，“晃”的阶段还特别长。在青春期的时候，“晃”是规律，是普遍事实。哪怕是结婚成家后，年轻丈夫对家庭的功能，以及丈夫角色的理解，是相当浅薄的。因为在社会结构中是受保护的，安全感非常强，他们甚至都不会主动去想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因此，在家庭结构中，便形成了非常奇妙却普遍的权力关系：在三代家庭中，父母和儿媳往往是站在一起的，而儿子则是孤立的。
我做了一些回溯性的调查，发现农民家庭内部的权力实践，具有极强的文化传统。通常而言，在父权制下，年轻男性在家庭结构上，占据优势地位；但就生活实践而言，他们未必能够独断专行。这是因为，“家”是一个整体，并不等于当家作主的那个人。父代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且对家庭再生产的认知比较深刻，知道生儿育女需要付出多少，也晓得养老意味着什么；妻子因为操持家务，养育子女，对家庭生活有切身体验。
而恰恰是那个“主外”却又当家作主的年轻丈夫，对“过日子”既缺乏阅历，亦缺乏切身体会，容易在无知中乱做决策，在任性中绑架家庭。
从调查情况看，陷入巨额债务的子代家庭，无一例外都是把父代卷入进去，把兄弟姐妹卷入进去。好几位因网络赌博以及网贷而欠债七八十万的年轻男性，暴雷后都在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帮助下，把债务危机稳住了。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支持，是建立在年轻妻子的鼎力相助的基础上。年轻的妻子有较强的家庭观念，对幼小的子女有责任心，在家庭利益上和父代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还债的同时，家庭成员都会共同约束年轻丈夫的行为，让其“走正道”。
客观上，如果说男性在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主要是父母来完成的，那么，男性在青年时代甚至是中年时代的社会化，则是通过父母和妻子在家庭经营过程中继续教育来实现的。
调研过程中，还发现过几起“晚熟”的中年男子的案例。这些男性在年轻时代都很优秀，吃苦耐劳，把家庭经营地很好。但人到中年却变得“晃”起来了。其中，赌博与网贷是最常见的表现。他们也陷入了债务陷阱中。这个时候，父母往往已经过世，即便在世，也没有能力，便出现了“妻子养家”的现象。如果子女已经长大成年，妻子的压力会小很多，甚至于，妻子和子女会结成同盟，维持家庭稳定。但如果子女也“晃”，妻子的压力就无比巨大。
从基层看上去，社会稳定建立在家庭结构的完整上。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敏锐发现，妇女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是极高的，甚至高于大多数贫下中农男性。在过去的父权制中，妇女是受父权和男权束缚的，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是建立在一种刚性的，且不平等的支配结构中的。对于那一代女性而言，“妇女解放”不仅是宏大命题，还是日常生活的机遇。
在改革时代，妇女仍然保持了极强的社会适应性，乃至于成为巨变社会的稳定性力量。如今的乡村社会，这种具有笼罩性的不平等的性别结构，早已破除。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完整性来自于开放社会里的生活实践。
客观上，在还保留了父权文化的农村地区，女性因为妇女解放，以及较为充分的生活实践，更具社会阅历与实践智慧，具备社会性成熟的优势。甚至于，在一个开放且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女性的适应性还超过男性，她们在家庭中的贡献往往超过男性。如此，家庭稳定的关键不在于那些看似掌握了当家权的男性，而是女性的力量。
如今，家庭是一个解放性力量，而非一个约束性结构。一旦女性感受到了家庭的束缚，生活无望，人们是理解女性走出家庭，去寻找美好生活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家本位是过日子的基本单元，个体价值仍然要通过家庭来实现，且家庭生活提供了别样的生命体验。因此，一旦遇到家庭危机时，维护家庭的完整性，还是不同人群的最大公约数。
谨以此文庆祝三八妇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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