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你们又提资本野蛮生长？
是的，携程的问题，难道不正是资本野蛮生长的鲜活典型吗？
携程到底是不是资本野蛮生长的典型，请看看这些数字吧。
以下围绕你关心的核心数据、利润分配、盈利方式与巧取豪夺手法，以清晰数字与事实呈现，所有数据均来自公开财报与行业调研，确保准确可查。
一、携程在中国市场的盈利与纳税（核心数据）
盈利总额（2018-2025前三季度）：累计净利润约832.8亿元（2025前三季度290.1亿元；2024年172.3亿元；2023年100亿元；2022年13.7亿元；2021年-6.5亿元；2020年-32.7亿元；2019年69.98亿元；2018年11亿元）。其中2025年三季度净利润199亿元，日均净赚2.16亿元，创行业纪录。
核心盈利结构：住宿预订贡献43%-45%营收，是主要利润来源，毛利率80%-82%；交通票务占38%营收，佣金率仅2%-3%，毛利率约60%；两者合计支撑超80%营收与90%利润。
纳税情况：2023年企业所得税18亿元；2022年6.82亿元；2024年因利润大增，所得税约28亿元（推算值）。需注意：携程通过开曼群岛注册+境外上市架构，部分利润通过跨境分红、股权交易等方式流向海外，实际在中国境内纳税占利润比例低于本土企业平均水平。
二、携程与中国饭店的利润分配比例（残酷的失衡）
酒店佣金与成本结构：
基础抽佣：无牌酒店12%，金牌/特牌酒店15%，高端度假酒店18%-25%。
推广叠加：商家需额外支付5%-30%推广费以获得推荐位，中高端酒店综合抽佣常超20%，部分高端酒店达25%-35%。
酒店利润：行业平均净利润率仅5%-8%，单体酒店多在3%-5%，高抽佣下多数酒店沦为“为携程打工”——如1000元房价，携程抽成+推广费最高可达350元，酒店净利仅50-80元。
行业对比：2024年北京1613家住宿业单位利润总额仅5980万元，而携程单季度净利润达199亿元，相当于北京住宿业全年利润的333倍；2025前三季度A股旅游类上市公司净利润合计约190亿元，携程同期净利润290.1亿元，一家利润超全行业总和。
关键结论：利润分配极度失衡，携程以56%的OTA市场份额，拿走酒店预订链条中70%-80%的利润，而酒店承担物业、人力、服务等全部重资产成本，仅获微薄收益。
三、携程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底层逻辑）
住宿预订抽佣：核心利润来源，综合抽佣15%-35%，毛利率80%+，2025年三季度该业务营收80亿元，占总营收43.7%。
交通票务佣金：机票佣金率2%-3%，火车票更低，依赖规模效应，毛利率约60%。
推广服务收费：商家支付5%-30%推广费以获取推荐位、搜索置顶等流量资源，是利润重要补充。
资本运作收益：2025年三季度出售印度MakeMyTrip股权，获170.3亿元投资收益，占当季净利润85.6%。
商旅管理与其他：为企业提供差旅服务，佣金率3%-5%；广告、保险等增值服务，贡献约10%营收。
四、巧取豪夺的基本手法（平台霸权的具体体现）
阶梯抽佣+强制推广：基础抽佣12%-15%，叠加推广费后综合抽佣20%-35%，不参与推广则限流、降排名，迫使商家“自愿”付费。
算法强制调价：“调价助手”功能自动监控竞品价格，秘密下调商家售价，损害商家定价权，2024年郑州多家酒店因此投诉。
大数据杀熟：对高频用户、高端机型用户展示更高价格，同一酒店同一房型价差可达20%-50%，2023年被多地监管约谈。
“二选一”胁迫：要求酒店签订独家合作协议，拒绝则下架、限流，2025年云南多家民宿因拒签遭平台处罚。
隐性成本转嫁：将客服、技术维护等成本通过佣金结构转嫁给商家，自身轻资产运营，毛利率长期80%+，远超行业平均。
跨境利润转移：通过开曼群岛注册架构，将利润以分红、股权回购等形式流向海外，2024-2025年超60%净利润流入外资股东口袋。
五、总结：资本野蛮生长的典型样本
携程的盈利模式本质是利用56%的市场垄断地位，通过“高抽佣+强推广+算法佣+强推广+算法霸权”榨取上下游利润，形成“平台吃肉、酒店喝汤、消费者买单”的失衡格局。这种模式不仅导致几百家酒店利润不及携程零头，更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损害了国家税收与消费者权益。
现在媒体较少提及防止资本野蛮生长，难道这个提法本身错了？难道提得少了，资本野蛮生长就有了正当理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1.对携程相关问题的核心认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携程的处理完全合理：
携程的诸多行为早已超出正常商业竞争范畴，其涉及的“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等现象，严重破坏市场公平，依法予以规范是维护民生权益与市场秩序的必要之举。
类似行为需尽早防范与遏制：此类资本无序扩张行为若不及时管控，极易引发行业连锁反应，不仅会挤压中小微企业生存空间，损害消费者利益，更可能侵蚀国家经济治理的根基。
外资背景企业不应享有超国民待遇：携程作为外资深度参与的企业，在中国境内运营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不能凭借特殊背景规避监管。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更直接考验国家治理能力与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治理重点已从“预防”转向“纠正”：当前资本野蛮生长已成为既成事实，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有效监管机制，对存量问题精准引导、强力约束，避免风险进一步扩散。
可借鉴发达国家成熟治理经验：美国、欧洲及日本在规范资本运作、遏制垄断行为方面积累了丰富实践，值得结合中国国情深入研究、吸收转化。
治理过程必须坚守法治原则：对违规企业的处理，既要杜绝放任自流，也要避免简单粗暴，一切都应在法律框架内推进。就携程而言，其核心矛盾本质上就是资本野蛮生长导致的违规经营。
持续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实施：2025年5月20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企业行为边界，尤其要通过制度执行，强化那些自以为“大而不能倒”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合规意识，让所有市场主体在同一规则下公平竞争。
以上七点本质上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能否有效驾驭资本？尤其是能否驾驭那些手眼通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跨国资本，能否防范那些可能与党内体制内腐败现象勾连的资本势力。
2.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权威依据
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绝非哪个人一时兴起的突发念头，而是源于党中央的权威论述，有着坚实的政策与理论根基——其核心依据正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的明确表述：
“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保护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
这一论述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即“野蛮生长”）正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明确了其与市场公平、民生保护的直接关联，为后续监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相关重要会议与讲话的延伸支撑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强调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支持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年度八项重点任务之一，标志着我国对资本的监管从“宽松”转向“规范”的关键节点。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出“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并强调这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政治与经济问题。
核心治理逻辑：
辩证看待资本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是重要生产要素，要坚持趋利避害——既要发挥其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也要严格管控其垄断经营、不正当竞争、损害公共利益等消极作用。
明确资本扩张“红绿灯”：划定资本禁止进入的领域（如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民生领域的垄断行为）与鼓励进入的方向（如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坚持依法监管、公平监管，让资本在明确边界内有序运作。
强化反垄断与竞争规制：通过反垄断执法、严格市场准入、完善公平竞争审查等手段，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切实维护中小微企业活力与消费者合法权益。
坚守“两个毫不动摇”：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严格区分“资本无序扩张”与“民营经济发展”的概念，避免出现认知混淆与政策偏差。
3.规范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做法
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并非中国的“政治特色”，更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有做法”，而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与共同选择。让我们看看部分发达国家的实践：
美国：成熟的反垄断执法体系
以《谢尔曼法》《克莱顿法》为核心法律框架，由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联合实施监管：
1911年拆分标准石油公司：因垄断石油产业被拆分为34家独立公司，奠定现代反垄断执法基础；
1984年拆分AT&T：打破电信业垄断格局，催生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1年微软案：虽未强制拆分，但通过限制捆绑销售等措施，有效规范科技巨头的市场行为。
欧洲：严格的竞争规则与监管实践
欧盟竞争法：以《欧盟运行条约》第101-102条为核心，由欧盟委员会主导执行，如2017-2019年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谷歌累计罚款超80亿欧元；2020年启动对亚马逊的调查，直指其利用平台数据优势排挤第三方卖家；
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针对数字经济特点，增设平台并购严格审查条款，强化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
日本：适配本土的垄断治理路径
以《禁止垄断法》为核心，二战后引入美国模式并不断优化：
20世纪50年代重组住友财阀：解散传统财阀体系，推动企业独立经营与市场竞争；
1985年NTT改革：拆分电信巨头，引入多元竞争主体；
近年动向：加强对LINE、Yahoo! Japan等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审查，适配数字经济时代的监管需求。
4.携程的外资背景与股权结构透视
回到携程问题本身，这家在华野蛮生长的平台企业，其外资背景与股权结构颇具典型性，背后的资本逻辑值得深入剖析。携程作为跨国资本深度参与的企业，股权结构呈现鲜明的国际化特征，且外资主导趋势愈发明显。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结合2023-2025年公开信息）：
中国本土资本：百度集团持股约6.67%-9.8%（此前曾达25%，后续持续减持），本土资本占比不足10%；
美国基金机构（核心外资力量）：
Vanguard Group（先锋领航）：持股约3.8%-6.5%；
BlackRock（贝莱德）：持股约5.3%-5.7%；
FMR LLC（富达投资）、摩根士丹利等：合计持股超10%。
前十大股东中，8家为美国资本机构，合计持股超30%，形成“外资联盟”主导的股权格局。更值得关注的是，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直接持股仅0.99%，CEO孙洁持股低至0.17%，管理层合计持股仅8.2%，远低于单一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企业决策天平不可避免地向外资倾斜。
股权演变关键节点：
2003年纳斯达克上市：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引入国际资本，美资机构开始系统性布局；
2015年百度战略投资：百度以约22亿美元收购携程25%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2016-2018年股权调整：百度逐步减持至个位数持股比例，美资机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形成多元制衡但外资主导的结构；
2020年后稳定期：外资机构持续参与公司治理，虽未发生控制权变更，但战略影响力显著增强，企业利润大量流向海外——2025年携程净利润199亿元，超60%通过股份回购、分红等形式流入外资股东口袋。
关键事实澄清：
部分观点声称“外资为非控股型财务投资，不参与日常经营”，但这一说法刻意回避了核心事实：携程的美国股东通过占据董事会席位、参与战略决策等方式，深度影响企业发展方向，其逐利的资本意志直接主导了携程的经营策略。
更需警惕的是，携程注册于开曼群岛，同时在纳斯达克和港股上市，这种“境外架构+境内经营”的模式，使其既能享受中国市场的流量红利，又能通过跨境布局规避部分监管，成为资本野蛮生长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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