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毒品问题是“社会之癌”，任何“宽松化”“隐蔽化”的立法尝试，都可能成为毒品泛滥的“突破口”。我国《禁毒法》“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及“9年监管措施”的实践，已证明“零容忍”政策的有效性。在法治进程中，我们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价值，以“改过自新”为个体复归的正当路径，坚决抵制“吸毒记录封存”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移植，以最严格的法律措施守护无毒社会的底线。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讨论延伸至毒品领域，吸毒记录封存成为争议焦点。支持者以“保障人权”“复归社会”为由，主张通过记录隐蔽降低吸毒者的社会标签；反对者则认为，封存制度将削弱禁毒威慑力，加剧毒品犯罪的扩散风险。本文基于刑法学、比较法与社会治理视角，简要论证吸毒记录封存制度的不可行性。
一、吸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封存制度的理论困境
吸毒行为的危害并非个体自戕，而是具有强烈外部性的社会危害行为，其本质决定封存制度的合理性缺陷。
（一）对公共安全的扩散性威胁
吸毒行为的“习得性”特征显著：初吸者多通过现有吸毒群体习得恶习，形成“吸毒—传播疾病—诱发犯罪”的链条。生理层面，“一日吸毒，终身吸毒”的特性导致复吸率居高不下（我国2024年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占比33.7%，但复吸率仍达18.3%）；行为层面，吸毒伴随的性乱行为导致性病传播，倾家荡产的后果诱发财产犯罪、暴力犯罪，甚至引发黑社会犯罪。引导他人吸毒实质是“变相杀人”，其社会危害性远超个体行为范畴。
（二）毒品犯罪链条的源头性作用
吸毒需求是毒品犯罪的“肇因”：没有购买需求，便无贩卖、制造、走私等下游犯罪。吸毒者为获取毒品，易诱发盗窃、抢劫等财产犯罪；为满足需求，可能参与毒品运输、分销，形成“吸毒—贩毒—犯罪”的恶性循环。我国《禁毒法》第2条强调“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正是因为吸毒行为的扩散性危害，必须以最严格措施阻断其传播路径。
（三）家庭与社会秩序的破坏性
吸毒导致家庭经济崩溃、亲情关系破裂，甚至引发“父母吸毒、子女流浪”的社会悲剧；其衍生的黑社会犯罪更是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挑战。若对吸毒记录予以封存，无异于掩盖“社会毒瘤”，为犯罪滋生提供隐蔽空间，违背“预防为主”的禁毒方针。
二、比较法视角：封存制度的国际失败教训
国际禁毒法治经验表明，“除罪化+封存制度”是毒品泛滥的根源，而“零容忍”政策则能有效控制毒品问题。
（一）美国的教训：除罪化与封存制度的恶果
美国毒品泛滥的根源正是“吸毒行为除罪化”与“轻罪封存”制度。1962年Robinson v. California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毒品成瘾认定为“疾病”而非犯罪，受“自由州”影响，推行“延期判决+轻罪封存”（deferred adjudication）制度，导致毒品问题失控：2021年，12岁以上美国人中吸毒者达3190万，每十人中即有一人涉毒。这一“前车之鉴”警示，任何对吸毒行为的“去罪化”或“记录隐蔽化”，都将导致毒品问题的失控。
（二）其他国家的经验：刑事规制与严格监管的成功
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均将吸毒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科以刑罚。例如，中国香港对吸毒最高判7年有期徒刑，澳门判3个月，日本判3年，韩国判5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毒品犯罪率显著低于美国，证明“刑事规制+严格监管”是有效的禁毒路径。
三、我国禁毒法律体系的实效：封存制度实践困境
我国现行禁毒法律体系以《禁毒法》为核心，配套《戒毒条例》《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等行政法规，形成“1部法律+2部行政法规+2部部门规章+26个地方性法规”的完整体系，其“隔离监管”措施已取得显著成效，无需移植失败制度。
（一）法律框架与处置措施的科学性
我国《禁毒法》对吸毒人员的处置措施堪称“全球最严”：3年社区戒毒+3年强制隔离戒毒+3年社区康复，最长监管期限达9年（《禁毒法》第33条、第38条）。这一措施超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条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二者并非“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而是并列的独立法律体系。若将涉毒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并规定“封存”，将造成法律适用混乱，削弱《禁毒法》的威慑力。
（二）执法成效与社会治理的显著性
根据2024年国家禁毒委员会数据，我国现有吸毒人员104.3万名，同比下降25.9%；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达352.1万名，同比上升18.7%；查处吸毒人员数量从2015年的64.7万人次降至2024年的10.2万人次，降幅超80%；破获毒品犯罪案件从2008年的10万起降至2024年的2.1万起，毒品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这一成效源于“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方针，与“隔离+监管”的实践路径，而非“隐蔽记录”的封存制度。
我认为：毒品问题是“社会之癌”，任何“宽松化”“隐蔽化”的立法尝试，都可能成为毒品泛滥的“突破口”。我国《禁毒法》“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及“9年监管措施”的实践，已证明“零容忍”政策的有效性。在法治进程中，我们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价值，以“改过自新”为个体复归的正当路径，坚决抵制“吸毒记录封存”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移植，以最严格的法律措施守护无毒社会的底线。
国家禁毒委员会. 202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R]. 北京: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25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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