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奖”已经接近尾声，中国人又失望了，争吵的过程比往年更激烈，教授们也开始发文质疑。一个奖，搅动一个大国，搞得全网神经质。
关于”诺奖”，十六年前，我在《黑坊文集》一书中写过一篇文章“做诺奖的看客”，当时就分析了多种病，这么多年过去，这些病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疗，部分病越搞越严重。
奖没拿到，网上的问题倒是反映得较为全面，有制度层面的，有文化层面的，有精神层面的，也有个人层面的。稍作总结，会看到中国在”诺奖”问题上患有八种病。
第一种病是焦虑症。
这个奖发了一百多年，中国又不是今天才知道，得奖少，也不是近年来的事情，一直都很少。不过，一听“诺奖”就焦虑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
有什么好焦虑的？不得奖，就不能搞建设了吗？不得奖，就不能把教育科研搞下去吗？
肯定不是嘛！人家搞“0-1”，咱就搞“1-100”，分工嘛！
有奖最好，没奖就这么凑合着，自己把自己搞成焦虑症，不合适。
第二种病是被迫害妄想症。
网友质疑物理奖，说西方人对中国有偏见，潘建伟的量子通讯卫星属世界第一，外国还用光纤通讯，中国已经用上了量子通讯，”诺奖”应该给潘院士。还有人讲施一公的成就早就该得奖，也是拖着不给，说施的反常霍尔效应就该得奖。
我不是权威，不知道这二位是否真被技术性迫害。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中国的通讯还是光纤通讯，“墨子号量子通讯卫星”还没有用于实际通讯，不能瞎吹，不要闹笑话。
我参观过“墨子号量子通讯卫星总控中心”，信息是准确的。
和平奖，文学奖，政治操弄是常见的，早就不是新鲜事。
自然科学类奖项似乎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歧视，过去的奖都挑不出大问题。
第三种病是臆想症。
没得奖，就是没得奖，有些人总喜欢把那些得了奖的人跟中国扯上关系，日本人得了奖，就说他是受了庄子思想的影响，匈牙利那个人得奖，说他非常喜欢唐代的李白。
庄子是中国人，信仰庄子的人多了去了，为啥不是咱中国人得奖呢？
匈牙利那个人的思想跟李白有一毛钱关系吗？
前几年，外国人得了奖，说是中国人的老师，说中国教授离得奖只差一点点。
还有说某个外国人曾经在中国某大学工作过，可惜后来走了，要是不走，在中国工作期间得奖该是多好的事啊！
上述种种，都是文化自恋情景下的臆想。
中国文化体系站在自我评价立场看是相当不错的，但这个体系对现代科学的实际辅助作用相当局限，它包含严重禁锢思维的成分。
中国早已经废除了“三纲五常”，但中国人心中又复兴了更广义的“三纲五常”，科研界也不例外，它在起阻碍创新的负作用。
第四种病是癫狂症。
日本今年有两位科学家得奖，许多网友在评论中写道：“日本人得奖的成就都发生在二三十年前，后面就不行了，因为后面的日本一直处于衰落停滞期，今后就看中国的了。”
这个调子，年轻人不熟悉，我等是太熟悉了。
二十年前，中国曾经流行一句话：“二十年后，中国人拿‘诺奖’会拿到手软。”
这个说法可不只是一般人在传，杨振宁先生也做了肯定。
二十年后的今天，咱们拿到手软了吗？没有。
唯一的自然科学类”诺奖”还是由屠呦呦先生在1972年做出的成果，后面的五十年还没有拿出公认的”诺奖”级原创。
过去，咱们都说“文革”不搞科研，说那之后才是科学的春天。
春天的果实呢？五十年看不到果实，是不是太长了点？是不是春季弄错了？
2013年，有位姓王的院士讲：“十年后，中国人得‘诺奖’就像到水果店买苹果一样容易。”
苹果呢？买回来了吗？仙果吗？
吹牛又开始了循环，今年，又有人讲：“现在，咱们的成果领先世界，到2050年，中国的‘诺奖’一定会超越日本。”
据说，知名大科学家饶毅认可了这一观点。
这不就是癫狂症吗？日本有三十个奖，二十五年超越日本，平均每年至少获一个”诺奖”，一年都不能落空。
你相信这个结论吗？我不信。因为我没有得癫狂病。
第五种病是神经压迫症。
“诺奖”一年一年地与中国无缘，国民们就焦虑，然后就有些生气发怒，把情绪都往科研工作者身上洒，说科研工作者太轻松，把钱都乱花了，啥事也没干。
我承认中国科研还没有达到原创类别的世界顶峰，但说科研工作者没干事可能就要冤枉很多人。
据我的观察，大学里认真搞科研的人还是有，只是面不太大，真搞研究的人，活得比较累，是真累，不是假累。不搞科研的教学人员累不累？也累。
为什么这么累？不全是因本职工作，而是因为没完没了的“杂事”一年到头困扰着大家。
没完没了的考核，没完没了的学习，没完没了的考试，没完没了的检查，没完没了的验收，没完没了的评估，没完没了的申请，没完没了的填表，没完没了的刷APP，没完没了的教改，没完没了的比赛，没完没了的开会……
不搞行不？不行。非得搞，形式主义必须世界领先。
我相信，经常得”诺奖”的那些国家不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压在教学和科研者身上，他们只要专心教学科研就够了，不需要被一堆“看不见的手”给按在地上干事。
这种病，不能怪罪科研人员，他们都被搞得神经错乱。
第六种病是官钱症。
上一种病不能怪个人，这种病就是与个人紧密相关了。
曾经，我对饶教授充满着期待，以为他是科研大咖，以为他不计名利，一定可以搞出大成果。后来，发现他也当了校长，也经常泡在网上写评论。完了，他慢慢变成了普通科研人。
还有一个姓施的大教授，也去当校长，说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是吗？这么聪明的人为啥不自己专心做点大科研？难道是到顶了？
中国的大学，极有特色，一旦坐上校长位置，那就是个典型的官，不可能有精力搞科研，剩下的也就只有“导师”这个名头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大有一个叫某章良的大人才，说是公认的科研顶流，我当时挺期待他有突出表现。后来，三十几岁就当了大官。再后来，还任地方大员。废了！
这样的人少吗？不少，多得吓人。
为什么聪明人都患上这种病？我知道，你们也知道。但你我都无解。
结论：独特的管理制度把若干潜在的”诺奖”级科学家扔进了化粪池。
第七种病是造假传染症。
前面，我为什么提到“癫狂症”呢？因为我感觉善于造假的习惯不可能成就大量的”诺奖”人才，不可能出现大量的”诺奖”级成果，想大量出现，必是癫狂。
网民感觉现在的中国原创科研领先世界是媒体宣传出来的，而媒体人又未必真的了解科研现状，他们把应用型技术成果理解为”诺奖”型的成果。
许多“重大突破”和“原始创新”成分不纯，看似诺奖级成果，挤水后就不是了。
中国人不可能拿奖拿到手软的原因在于，造假的习惯在一代代传承，九十年代传到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老师又一代代往学生身上传，这些人身上的陋习短期内不可能整改干净，导向不对，甚至越传病越重。“造点假无所谓”在许多老师身上已成习惯。
造假，已经成了传染病，得早治，不治，不要说”诺奖”，连应用型研究也要出问题。
第八种病是自卑症。
癫狂症是一个极端，自卑症是另一个极端，这一端的人眼里看不到希望，认为中国人的人种就不适合搞科研，希望中国人甘心跟着西方走，很多社科公知就是这么向公众传播自卑症。
原创型人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0-1”研究人才，可遇不可求，急不得。
应用型人才，也就是常说的“1-100”研究人才，中国相当多，去掉一些不合格的伪科研者，还有巨大的存量，这是人口红利，这是教育红利。
原创人才和应用人才同等重要。遇到了原创型人才，可喜。没遇到这类人才，不自卑。如果不焦虑，如果能坚定地把应用型人才用好，即使不能为全人类做出原创成果，保证自己国家的各项事业跟上时代发展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也可能实现局部技术领先的局面。别人负责把“0-1”的基础打好，咱们负责在上面建房，也算是一种分工吧。当然，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只能看作是他们为我们留出了时间。
中国今天能给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种重重的压力，说明中国的应用技术相当不错，这些应用技术或许可以反过来服务于为我们打基础的人。
八种病，既有制度性的，也有个人层面的。首先必须是制度性改革走在前面，人都是跟着制度走，不把这些病去掉，今天的表面“繁荣”不可能成为未来的““诺奖””，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原创性繁荣。
如果制度管理者在有意设计未来可能得”诺奖”的科研项目，那这些设计好的项目百分百不可能得奖。
如果科研人员一开始就在脑子里设想“我的这个方向未来是否可能得‘诺奖’？”，那这些人百分百不可能得奖。
不满脑子想“诺奖”的人，才是真正在做科研。
附言：
1.特朗普没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评：没得到的人是个笑话，得到的那个人也是个笑话。
2.娃哈哈的宗馥莉第二次辞去所有职务。评：尊重她吧！财富只是一种社会符号，不管国内还是国外，普通人都需要社会上出现无数次富人人生变幻的教育，人生百态，俱在表演中，让文明洗去每个人心中的疑云和浮云。
3.中国用稀土反制美国，美国威胁再次用关税打压中国。评：几年前，别人批评我工作的学校专业差，我就强调传统产业也是战略产业。大学里的理工专业，仍然是，越基础，越战略。勇敢地跟美国打热战（非炮火战，是全面战），什么手段都要用，不敢打，你必输。
写于2025年10月11日星期六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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