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与艺人，都缺乏一点浩然正气。”
作 者 | 郭松民
01
前两天，关于陈佩斯正在热映的电影《戏台》写了一点文字，觉得言犹未尽，今天再写一点。
不客气地说，《戏台》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人民性，只是失意明星的牢骚与自恋。
《戏台》所以受到一些人的追捧，则是因为牢骚与自恋恰恰是当下小资产阶级、文青，或自感朝不保夕的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
当然，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要为公司、大厂、单位、办公室等等的“领导”辩护，一般来说，他们的确是颟顸、专横和滑头的。
但这同样也不意味着小资等等的牢骚与自恋就是合理的，甚至“正义”的。
为什么说《戏台》缺乏人民性？
因为五庆班和洪大帅的争执，相当无聊，说到底与天下苍生无干，只是自视精神贵族的陈佩斯们与被他们瞧不起的老粗军阀们之间的意气用事罢了。
试问，让一个卖包子的京剧票友客串一下楚霸王，怎么就不行？修改一下“霸王别姬”的结局，又怎么大逆不道了？如果这都绝对不可以，那么又置中国小说、戏剧史上源远流长的“演义”传统于何地？
陈佩斯领衔的五庆班把自己和洪大帅的争执演绎得慷慨悲壮，回肠荡气，本质上还是把自己鼻子底下的那点利益、那点话语权、那点所谓的“尊严”看得太重了，而忘记了世界上还有远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
02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
1949年，上海大同电影企业公司拍摄了电影《二百五小传》，讲述了京剧名角袁少楼传奇的一生。
这部电影，由于年代久远，看过的人不多，但本片（主要从形式上）深刻影响了陈凯歌最知名的两部电影《霸王别姬》和《梅兰芳》，说陈凯歌在致敬这部电影，毫不为过。
《二百五小传》的制作阵容豪华。监制柳中亮，制片张石川，编剧田汉，副导演谢晋，导演郑小秋，主演吕玉堃……熟悉一点电影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堪称“天团”的团队。
影片男主袁文光，艺名袁少楼，也是一位京剧名角，因认死理，好打抱不平，人送外号“二百五”。
这部电影中，有这样几个桥段，可以和《戏台》相互参照。
一是，九一八事变后，袁少楼在东北某市演出《法门寺》，因为痛恨当地警察局长郑荣卖国求荣，便在演出过程中，“擅改台词”，借角色之口说，“我还以为你念东洋话念多了，把中国字给忘了呢？”以讽刺郑荣，结果被拘捕下狱，惨遭酷刑。
二是，上海“孤岛”期间，到处弥漫着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气氛，戏院经理要搬演《大劈棺》这样的色情戏，袁少楼不仅拒绝，还编演《新大劈棺》，深受观众欢迎。
《大劈棺》倒的确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可谓传统戏曲中的经典剧目，核心情节围绕“庄周试妻”展开，重点谴责女性的“不忠”，宣传封建礼教。
而《新大劈棺》，则在保留保持原有故事框架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和情节进行了重新塑造，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批判，倾诉了妇女所遭受的深重屈辱，使庄妻成为一个敢于反抗封建压迫的女性形象。
《二百五小传》的高潮，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之后。
一些汪伪汉奸文人编排谄媚日寇的剧本，在以文天祥为主角的剧目中，加入“皇军远征敝国，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中国民族的复兴端赖贵国的援助与长期地合作”，“中国人民莫不衷心地感激，中国人民实在是衷心地感激呀”以及“大东亚共荣”之类的台词。
袁少楼不惧死亡威胁，不仅拒绝演出，还以观众的身份进入剧院，高呼“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文化汉奸！”“有良心的中国人不演汉奸戏！”……令台上的“角儿”羞惭而退，他本人却倒在日本宪兵的枪口下。
比较一下《二百五小传》与《戏台》，我们就不难发现《戏台》的琐屑、小气与庸俗，完全脱离了社会与时代；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真正有良知、有骨气的艺人，应该反抗的是什么，应该坚持的又是什么！
1964年，谢晋执导了电影《舞台姐妹》，以30至50年代越剧演员的命运为线索，展示了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以及在斗争过程中的觉醒与解放。
《舞台姐妹》中也有这样的桥段：戏院老板唐经理（顾也鲁 饰）为了票房，强迫戏班演出低俗、色情的剧目，春花（谢芳 饰）则坚决反对，提出要演“有骨气、有意义”的戏，结果遭到连续的打压与迫害，包括黑社会的暴力殴打。
从《二百五小传》（1949）和《舞台姐妹》（1964），到《霸王别姬》（1993）和《梅兰芳》（2008），再到《戏台》（2025），从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一条急剧下降的曲线。
的确，与二十世纪相比，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和艺人，都以惊人的速度堕落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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