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的博士生招生工作展开了，但作为北大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导师，我却很清闲——因为今年我名下又没有学生报考。前年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教研室目前在职老师有7位，原则上都有带博士生的资格，但去年总共才招了3个学生！每届新入学的博士生要上的第一门课就是由我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精读》，上学期正式注册的就是这3个学生，但来听课的有20多位，绝对大多数是马院的学生和进修教师。从我与后者有限的交流中形成一种印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重视原著和思想史葆有好奇乃至兴趣，但真要让其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就不愿意了，因为这不仅得有学术基础和积累，还得注重文献细节、思想脉络、逻辑推论和学术前沿，这些都太过“麻烦”和“复杂”了，他们感到不如搞关于中国特色和现实化的题目更容易和方便，也更有利于将来毕业后去马克思主义学院寻找工作。
与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越来越萎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个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大发展。据官方报道，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由2012年的100家发展到1440余家，增长了14倍！妻子在一所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任教，10多年前她所在的人文学院改为马克思主义学院，这几年也乘势而上大“发展”，所以她的情况比我要“好”很多。还以博士招生为例，今年他们学院报考者有120多人，她名下也有10多个人。据她说，现在学校要求他们学院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校方“分三步”建设雄安新区的要求，学院教师未来10年要增加到100人左右，招生规模无疑也会翻倍。
我有个学生对学界状况比较了解。据他估算，若每个马院50人，一人要求发表一篇C刊，就是7万篇，目前国内C刊共计585种，这样即便全部版面都空出来，也快不够马院老师发文了！他还说，现在“四跑”现象——“跑头衔、跑荣誉、跑项目、跑论文”非常盛行，不仅大大降低了学术水准，甚至在很多人心目中马克思主义连工具都不如了。
其实，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能不能招到学生已经不在意了，只是看到国内马克思主义呈此“畸形”发展状态，心里不免有些慨叹。可能是作为“内中人”感受犹深，妻子最近就此写了篇短评，在《光明日报》刊出后，反响之强烈超过了她发表过的任何一篇专业论文，可能是击中要害之故吧。
（二）
有很多年不怎么阅读国内的期刊了。有时偶尔翻翻新出的专业杂志的目录，与自己研究兴趣和课题有关的文章会大致浏览一下，但现在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原因是我感到在选题和思路上越来越跟不上“趟”了。
比如，最近看了某微信公众号上转发的一个马克思主义专业杂志最新一期的目录，一个个宏大的题目把我“吓”着了!诸如《坚持人民立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现代化新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这样的题目，虽然同样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我是不敢做的。以我外在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感到写一本甚至几部书都讨论不清楚这些问题，但作者用万把字就阐释得言之凿凿、如真理般透明了！
正经点说，上述情况让我想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型和变革的哲学社会科学所属的各个门类和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的处境尤其显得独特甚至可以说相当尴尬。我认为，这一学科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很复杂，有些因素是作为学者很难左右或单靠其力量难以根本改观的；但从自身的角度检讨，学术性不强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最致命的症结。很多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选题趋同于流行的政策和见解，有些论者的所谓“研究”也很难说是学者的作为，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这些都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声誉。还应该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崇尚“宏大叙事”，相形之下，特别不屑做一些梳理、考证的工作，认为那样是一种经院哲学的做法，不会有什么“创新”。其实大而无大的探讨既无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也谈不上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见解。我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严重的“不规范”，还不仅仅是指为文著述时无视诸如注释、索引等操作层面的格式、步骤和规则，更主要的是由于丧失对学术研究的敬畏态度而采取的随意行为，课题选择多是一些大而无大的课题，其他学科提倡“小题大做”，而我们则是“大题小做”……
我在新世纪初写的一些文章中就表达过上述忧思。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境况不仅没有一点改观，反而愈发退化和触目惊心了！是我当初的执念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还是出现了什么新的观念和标准了呢？
当然，即便如此，我还是一再对自己的学生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决不能拒斥学术性；对它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最好的辩护方式，是增强这一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
（三）
有位老兄转发了一篇报道《波尔布特的艰辛探索》，叙述原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波尔布特（Pol Pot，1925—1998）的“革命”历程。有些情况可以说“触目惊心”，看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文中分析此人的革命理念和主张的合法性时引用了标明出自“马克思”的如下一段话——
“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由于对波尔布特没有做过研究，所以对其功过这里不予置评，但我想指出的是，此文用来作为其革命主张支撑的这段话，出自马克思的著述，却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而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巴枯宁对其思想的理解。这段话出现在马克思对后者的一本书《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进行摘录和批判时留下来的手稿中。马克思是在引用了该书中很长的话后对其核心观点进行具体解释时做这样的表达的，为此他特别在开头用了“这就是说”这样的连接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7页）。马克思认为，这是巴枯宁对其思想的误解，正是他要批判的！
当然，不只是《波尔布特的艰辛探索》一文的作者，长期以来，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著述都把这段话当成马克思本人的看法了。人们不做文献学考证，不梳理文本的原始状况和具体语境，最终错把马克思要甄别和批判的思想当成他本人的观点，还到处宣传、强调和发挥。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结果背黑锅的就是马克思了！
马、恩的思想与“暴力革命论”的关系比较复杂，说与此没有一点关联也不是事实（他们确实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表述）。但这里他是明确反对巴枯宁对他的思想做这样绝对的理解的。我的看法是：在社会变革中采用改良还是暴力，在马克思那里只是方式、途径和手段，而不是目的、必然和归结。但在马之后，政治家、革命者主宰了社会运动，阶级斗争作为“红线”和“暴力革命论”地位上升，最终与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就直接同一了。这种思想变迁与实践发展的关系比较复杂，我主编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中有一本书叫《革命的非模式化理解——1848—1852年马克思政治文献研究》，其中阐发的就是我的上述思考。
我把以上看法告诉转发此文的朋友，引来另一位朋友有关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存在不同派别的询问。我的回答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中就出现过“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间的争论和竞争，马、恩对两派之间的合并和统一是有顾虑的，并不完全认同。而现在我们所理解和阐释的“政党”概念及其组织理论，是后来由作为政治家的列宁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的，而在马克思那里，“政党”更多的是“同盟”“协会”“学会”的意思，诸如“共产主义者同盟”之类。因此之故，中央党校有位精通德文的教授就认为，我们把马恩名著的名称翻译为“共产党宣言”并不完全符合原意。我感到，这些歧解的生产，部分原因与我们不熟悉西方思想传统及其演变、研究马列主义的不精通德文和俄文有关，更重要的是，我们总是从现实状况和政治立场出发去马著述中断章取义、寻章摘句，实际是只是一种自我辩护、论证和说明，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马的原始运思和意涵。
文本与思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使到位而深入的马克思研究非常艰难。这就是我们这些所谓专业研究者的困境和命运。
（四）
有位同行前辈发表宏文，声称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疫”，我忍不住内心想跟他说：我尊敬的老师啊！您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进程走过来，多年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那么丰富，情感始终澎湃，为什么对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李森科式的“马克思主义遗传学”的水准呢？！
昨天，有个孩子填写申请出国签证的表格时，除父母、亲戚之外还需要提供两个备选联系人。指导填表者告诉他：尽量不要填写单位是某某大学的，填写其他高校时更不要填写是某某学院的。想到这所大学、这个学院最近如打了鸡血般亢奋，这是不是也是另一种“效应”呢？
某某大学宣布退出世界大学排名，决定从2022年开始，不再向国际大学排名机构提供相关数据，并称要“加快世界大学排名评价体系构建，从而提高我国高校在世界大学排名评价体系的‘话语权’，构建全新的全球高等教育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这真是豪情万状的决定和选择！但以我之浅见，此事也不宜走至另一极端：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设计学科规则和评价体系，结果自己永远排在最前面甚至多数学科第一！国内又不是没有先例——谁家审批或主办转载刊物，谁家转载量及其学者发文永远第一。没有全球眼光和历史意识，拒绝认同世界潮流和共同规则，排斥他人创造及其经验、积累和卓见，仅仅囿于一隅之地思考问题，自我封闭，自作主张，自我炫耀和自我陶醉——这就是中国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前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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