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共产党（以下简称黎共）作为反对法国委任统治与争取民族解放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团结工会运动力量相结合的产物，是中东地区较早创建的共产党组织，同时也是黎巴嫩国内唯一在18个宗教派别中均有党员的工人阶级政党。建党百余年来，黎共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先后召开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不断探索具有黎巴嫩特色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为维护黎巴嫩人民利益和争取国家发展前途而奋斗。
一、黎巴嫩共产党探索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历史进程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纵观黎共的发展进程，其对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正是在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性质、教派主义政治制度、社会矛盾激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情境下不断深化的。
（一）民族革命占主导与“民族宪法”新党纲的制定时期（1924年—1946年）
1920年，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前领地问题的圣雷莫会议在意大利举行，会议决定将黎巴嫩划归法国托管（又称“委任统治”）。在此背景下，黎共于1924年正式成立，将争取民族独立作为党的主要任务，通过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和加强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凝聚黎巴嫩社会各界进步力量，奋力反抗法国委任统治的殖民压迫。1943年11月22日，黎巴嫩宣布独立，但法国仍牢牢控制着黎巴嫩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同时英、美两国也伺机渗透。同年12月，黎共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被称为“民族宪法”的新党纲，举起了黎巴嫩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鲜明旗帜，号召各阶层人民积极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45年5月，面对黎巴嫩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浪潮，法国政府调遣军队进驻贝鲁特，试图压制民族解放运动。黎共立即动员全体爱国力量奋起抵抗，有力推动黎巴嫩民族解放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为后续黎巴嫩实现完全独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民主革命占主导与建立民族民主政权的政治纲领制定时期（1947年—1989年）
1947年1月1日，随着最后一批法国军队撤离，黎巴嫩终于实现完全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黎巴嫩实现完全独立后，美、法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反动势力仍不断渗透干涉。1948年1月，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挑唆下，黎巴嫩当局宣布取缔黎共，并以1948年5月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为由大肆逮捕、迫害黎共党员及民主进步力量。黎共以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带领人民群众与黎巴嫩政府进行斗争，党的任务重心从民族革命逐步转向民主革命。1968年黎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合黎巴嫩资本主义发展形势，作出了“‘自由经济制度’的黎巴嫩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彻底地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的判断，阐明了社会主要矛盾是金融财团与黎巴嫩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对立，提出“推翻金融财团对政权的控制，建立民族民主政权”的目标任务，强调教派主义政治制度同民主发展的根本对立性。1970年，黎共恢复合法政党身份。1972年黎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建立民族民主政权的政治纲领，强调黎巴嫩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问题，并就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进行战略部署，“实行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的民主政策”。
在教派分肥的政治体制下，黎巴嫩的两大教派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为争夺教派利益冲突不断，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场规模空前、耗时15年之久的内战。1975年，黎巴嫩内战全面爆发。此次内战表面上是由教派深层矛盾激化和利益分配不均所致，实则背后离不开美苏超级大国及地区强国的利益交锋。因此，黎巴嫩内战也被推至前所未有的烈度。内战爆发后，黎共主张通过民主改革结束冲突，组建了约2000人的民兵组织“人民卫士”，联合黎巴嫩的社会进步党（TheProgressiveSocialistParty）等党派共同反对内战，“要求对现行政治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制定1975年民族运动纲领，指导黎巴嫩民众拿起武器同采取暴力、法西斯手段并与以色列结盟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1979年，黎共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阵线、废除教派统治、维护国家统一等政治目标，揭示“犹太复国主义化的教派性质”，并强调如果不进行政治制度变革，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和社会的真正统一，更难建立非宗教的民主政权。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黎共迅速采取行动，于9月16日与黎巴嫩社会进步党共同组建了“黎巴嫩民族抵抗阵线”（NationalResistanceFront），积极开展反侵略斗争。1983年5月17日，在美国斡旋下，黎巴嫩同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1987年，黎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了当前所处的革命阶段，阐明了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大任务的内容和关系，指出民主革命任务重要性，强调不完成民主革命就不可能完成民族解放任务。1989年10月，黎巴嫩伊斯兰和基督教两大派议员就结束内战和重新分配政权达成共识，签署了《塔伊夫协议》，协定分阶段取消教派主义政治制度。至此，民主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
（三）民族民主革命有机结合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的制定时期（1989年至今）
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黎共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组织分裂。面对日趋严峻复杂的内外部形势，黎共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性质不变，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和理想信念，通过召开多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促进自身发展。1992年黎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推进民主改革、开启党的重建工作等决议；1993年黎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了党的政治立场，作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不动摇、坚定党的名称不变更等重要决议；1999年黎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该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确定了党对黎巴嫩全面民主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斗争策略；同时，也确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这种社会主义必须适合黎巴嫩的条件和特点”，并向人民承诺在实现伟大的民族民主任务的道路上坚持斗争；2003年黎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以民主政体取代教派分权政体’，强调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建设有黎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主张。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黎巴嫩的系统性危机持续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危机濒临内战边缘。与此同时，美、法通过扶植和分化宗派政党加紧攫取对黎巴嫩的控制权。黎巴嫩教派主义依附性资产阶级统治政权不仅未提出任何纾困之策，反而为获得援助更加屈服于美西方的意志，同时加剧了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在此严峻背景下，黎共分别在2009年、2016年和2021年召开了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黎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加强党内团结、消除党内分歧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一个民族、民主、世俗和具有抵抗性的国家的政治目标；黎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民族民主政治路线，提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阐发了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相结合的重要性；黎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新动向的基础上，重申了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强调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统一性，并对当前革命的性质、纲领、动力、组织形式、方式等问题进行了阐发。历经百余年的斗争与抵抗，黎共从未改变原则立场，始终坚持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性质，将民族解放与民主变革同建设抵抗性民族民主国家的进程相统一，持续深化对黎巴嫩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
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黎巴嫩共产党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新探索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美、法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本国资本主义及教派主义等势力对黎巴嫩人民的剥削和控制日益加剧，进一步激化了黎巴嫩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黎共认为，黎巴嫩民族民主革命的本质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导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力量，以人民大众为革命动力，以“阶级—政治”联盟为组织形式，反对帝国主义和依附性资本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第一，分析了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黎巴嫩是一个教派分权体制下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及其盟友与帝国主义及其勾连的反动阶级势力之间的矛盾。面对“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混乱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选择，黎共认为，“在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内，我们国家作为殖民时期遗留的产物要实现必要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选择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及人民群众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正确抉择。黎巴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面临着两项历史性任务：一是反对帝国主义，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真正实现民族解放；二是反对资本主义，推翻教派主义政治制度，真正实现人民民主。
第二，制定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一是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黎共认为，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严重阻碍了黎巴嫩的发展进程。这种依赖关系的实质是黎巴嫩资产阶级为获得西方帝国主义提供的经济援助、政治及军事支持而与其建立的利益勾连关系。在黎巴嫩资产阶级攫取私利的同时，西方帝国主义趁机大肆剥夺黎巴嫩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控制权。例如，国际援助往往与内定政府要员、组建新政府等政治条件挂钩。黎共因此认为，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是建立进步民主国家的先决条件，并提出相关纲领：破坏依附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结构，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加强经济独立自主权，打破帝国主义对本国的经济控制；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对黎巴嫩人民的控制、剥削的恶劣行径，打破帝国主义的文化专制，鼓励文化创新；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和占领，加强与周边同样被西方帝国主义围困的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的联系与合作；等等。二是推翻教派主义政治制度。教派主义政治制度是按照教派人口数量和实力分配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明确规定国家机构各职位（如议会议席、内阁成员、各类官员等）的教派人数，以及总统、总理、议长的教派身份。黎共认为，教派主义政治制度虽非社会变革受阻的根本原因，却是西方帝国主义用以控制依附国、瓜分利益并掩盖阶级矛盾的政治工具。“这一制度对黎巴嫩国民产生了不可拒斥的裂化效应”，导致整个社会陷入长期撕裂、循环冲突的状态。因此，黎共提出彻底废除教派主义政治制度，并制定相关纲领：颁布新选举法，以比例代表制取代教派配额制，选民的法定年龄从21周岁降至18周岁，广泛征求民意；颁布新市政法，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增强地方经济活力；制定国家政党法，从源头上治理教派党派长期冲突倾轧的乱象；等等。三是建立生产型经济。黎共认为，建立高效生产型经济以取代食利型经济模式，是国家摆脱结构性经济困境的必要条件。为此，黎共制定了相关纲领：加大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资和管理力度；扶持濒危的国内实体产业，助力企业恢复生产；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激发市场经济活力；重点发展工业和农业，提高生产力水平；提升产业技术含量，助推产业现代化；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人才和大学毕业生，促进企业提质增效；等等。四是加强基础性、惠民性社会保障。黎共认为，加强基础性惠民性公共保障，既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新的力量平衡的重要前提。为此，黎共提出相关纲领：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出台公民权益保障法，以法律制度保障人民在医疗健康、工资待遇、教育升学、就业失业、住房保障等方面应享有的权利；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设立社会保障项目基金，加大对基础性、惠民性社会保障项目的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稳定物价水平，保证居民购买力；多举措增加就业机会，优先解决大学生及青年人的就业问题；更多关注低收入及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利益诉求，尽力将社会保障政策向其倾斜；等等。
第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黎共认为，由谁来领导革命，决定了革命的发展方向和最终成败。“在我们国家，如果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能接过领导权，并在涉及民族和社会解放利益的最广泛的‘阶级—政治’联盟中发挥作用，那么民族解放就无法实现”。黎共主张加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力，提出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加强政治教育，培养和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始终保持阶级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和教派主义的摆布和裹挟；密切关注与工人阶级以及工会运动相关的斗争问题等策略。
第四，黎共强调要建设一个始终代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妇女以及所有受剥削者利益的人民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革命党。首先，黎共认为党内的思想统一对于解决党内危机至关重要，通过完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启动“新媒体战略”对抗政府对媒体的严苛管控、办好党校教育、开展线上学习问答等多种方式加强党的思想统一。其次，黎共认为组织建设是党不断强大的根基所在，通过拓宽党员发展渠道、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畅通青年党员晋升渠道、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建工会组织、优化工会斗争策略、加强海外党组织建设等多种举措，锻造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最后，黎共认为高度的革命勇敢精神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是党战胜困难的重要保障。党的负责人、党的负责机关乃至全体党员应葆有高度的革命勇敢精神，以开展自我批评和全面反思为荣，无论身份地位高低，都应勇于担当、履职尽责。
第五，人民群众是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真正力量。黎共认为，在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党的领导以及工人阶级与所有对社会变革抱有诉求的社会阶层、政党、组织的团结。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阶级以及农民、知识分子、学生、非正式雇员、低收入群体和被教派影响的群体等。因此，黎共主张紧密团结和依靠群众，并提出相关策略：制定符合群众利益、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加强关注边缘化的政治群体、弱势群体及难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揭露帝国主义和依附性资本主义的本质，唤醒人民群众的民族抵抗和民主变革意识；坚持不懈地在公共卫生、交通通信、教育升学、失业保障等领域开展群众运动，增强与群众的联动性；等等。
第六，“阶级—政治”联盟是开展民族民主革命的组织形式。该联盟由黎共领导，具有鲜明革命性质，涵盖黎巴嫩社会各阶级、阶层及政党、组织，旨在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依附性资本主义及金融寡头，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合作体系。黎共认为，在排除分裂主义、宗派主义与外部干涉的前提下，联盟应向所有致力于破除宗派障碍的个人、阶层及组织开放，按照“对话—协调—针对特定问题合作—最终形成联盟”的流程，积极联合工人、农民以及中小资产阶级、非正规就业工人、各行业反对派力量，特别是团结科技教育领域工作者以及社会边缘群体。同时，黎共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在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保持党的政治独立性；锚定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制定符合人民意愿的阶段性任务；协调各方力量，完善联盟内部化解矛盾的机制，处理好主次矛盾的关系。
第七，和平过渡和暴力斗争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两种方式。面对黎巴嫩持续恶化的社会局势，黎共呼吁将民众抗议提升至民族民主革命的水平。同时指出，虽然革命条件已初步具备，但民众抗议规模尚未达到革命所需水平，因此革命时机尚未到来。该党明确反对以内战的形式进行革命，认为内战极易演变为宗派冲突，加剧外部势力对黎巴嫩的干涉与控制。黎共主张建立新的权力平衡，通过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争取“和平过渡”，并呼吁全党要为革命做好准备，必要时转入秘密活动状态。
第八，社会主义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导向。黎共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是充分吸收国家、民族、宗教的传统文化，消除文化壁垒，使文化成为人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把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部门的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并对国家财富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社会主义；是以人民利益为发展核心，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切身利益，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促进社会繁荣进步与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是具有黎巴嫩特色的、最大限度与本国人民和国家历史相关联的，并不断调整和优化的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黎共对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探索具有鲜明创新性。第一，相较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黎共的理论之“新”体现为：一方面，在厘清西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本国依附性资本主义和教派主义之间复杂矛盾关系的基础上，作出了黎巴嫩是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正确判断，明确了摆脱帝国主义的依赖同推翻教派主义政治制度两个重要任务的主次关系，指出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是“根源”问题，而教派主义政治制度则是被其操控的剥削“工具”；另一方面，从单一追求政权革命逐步向“制度变革与社会重建并重”转变，进一步将革命事业向务实、渐进、本土化的民族民主革命转型。第二，相较于以往历史时期黎共的革命理论，其“新”体现为：以往历史时期，黎共主要以完成民族革命或民主革命为主要任务，以武装斗争为主要革命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黎共提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双重纲领，构建起综合运用议会斗争、群众运动（必要时升级到革命水平）、本国“阶级—政治”联盟、阿拉伯地区左翼联盟的四维策略，不断推动理论与策略的与时俱进。第三，相较于世界其他共产党，其“新”体现为：黎共基于黎巴嫩教派主义政治制度、派系矛盾突出、地缘高度敏感的特殊国情，始终坚持彻底废除教派主义政治制度，始终将民族解放与民主变革任务同构建抵抗性民主民族国家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提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双重纲领，主张和平过渡和暴力斗争相结合的革命方式，融入“抵抗性”特质，构建反帝国主义、反教派主义、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三位一体目标体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设有黎巴嫩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形成了独具黎巴嫩特色的革命理论体系。
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黎巴嫩共产党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探索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黎共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群众斗争和体制内外实现民主变革的政治斗争，争取阿拉伯左翼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反对本国依附性资本主义及教派主义政治制度的群众斗争
一是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群众斗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美、法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黎共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紧扣重大事件与重要节点，通过纪念活动、静坐示威、抗议集会及群众网络问政等方式，深刻揭露和批判以美、法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及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对黎巴嫩“控制—占领—分化”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英勇斗争。例如，每年的6月27日和9月16日，黎共都会举办“共产党烈士日”和“黎巴嫩民族抵抗阵线”周年庆典活动，邀请市政府主要领导人、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知名人士、各政党和社会组织负责人、烈士遗属代表以及群众共同参与，深切缅怀为抵抗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旨在广泛动员黎巴嫩民众加入反对帝国主义及犹太复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中来。此外，黎共还开启了群众网络问政新形式。2017年8月20日至9月1日期间，黎共总书记汉纳·加里卜（HannaGharib）就“民族解放与阿拉伯全面抵抗”专题与群众进行网络互动，并对全部43条群众热评逐一进行细致且接地气的解答。这不仅彰显了黎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和主张，更提升了黎共在网络群众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二是开展反对本国依附性资本主义及教派主义政治制度的群众斗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依附性资本主义和教派主义政治制度的双重作用下，黎巴嫩国内矛盾不断激化。黎共通过组织示威游行、罢工、静坐和大规模群众起义等方式，领导人民群众与本国依附性资本主义及教派主义政治制度作斗争。例如，2019年10月17日，黎共发起黎巴嫩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起义，提出“罢免政府、政治深度改革、建立一个有权进行经济改革的临时政府”等政治诉求。黎共总书记汉纳·加里卜始终站在群众斗争的最前沿，呼吁民众罢工罢课并占领所有广场和街道直至政府倒台。全国约有150万民众参加了此次民众抗议，仅贝鲁特当日参与人数就高达30多万，不仅在国内掀起了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在伦敦、巴黎、悉尼、雅典、渥太华等地也相应举行了数千人的群众示威活动。同时，阿拉伯国家的十多个政党也发表了声援声明。随着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群情激愤的抗议民众还与黎巴嫩教派武装力量发生了正面冲突。迫于国内外多重压力，黎巴嫩时任总理萨阿德·哈里里（SaadHariri）于2019年10月29日递交了辞呈。黎共认为，尽管“这是一场抗议而不是革命”，但人民革命的火花已经被点燃。
（二）不断探索在体制内外实现民主变革的政治斗争
一是锲而不舍地参加议会选举并首获议席。黎巴嫩实行议会一院制，现有128个议席，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派别按比例分配。黎共作为超教派政党，要突破教派分权制度以获得议席绝非易事。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30多年时间里，黎共先后参加了1992年（第十届）、1996年（第十一届）、2000年（第十二届）、2005年（第十三届）、2009年（第十四届）、2018年（第十五届）、2022年（第十六届）等7届议会选举，前6次均未取得议会席位。2009年议会选举再次受挫后，黎共开始转变和调整体制内斗争策略，从依靠与教派政党进行利益交换来获得议席的斗争策略转变为“两个结合+灵活调整”的斗争策略。“两个结合”，即议会选举与市政选举相结合、议会内联合左翼政党组织及民主独立人士与议会外扩大选民基础相结合。“灵活调整”，即密切追踪和分析各政党、参选代表及其所属教派、工会、社会组织的政治立场和力量规模的新变化，灵活调整党的议会联合策略及方式。这种议会斗争新策略，为黎共扩大了选举基础和选举优势，使其在2022年的议会选举中首次斩获2个议席。黎共强调，这是党成立98年以来首次进入黎巴嫩议会，要求两位代表——艾利亚斯·贾拉德（EliasJarada）和法拉斯·哈姆丹（FirasHamdan）——成为党在议会内外斗争中的对抗先锋。
二是坚持不懈探索联盟新形式为民主变革作准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面对党的思想分歧、组织分裂以及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黎共不断探索左翼力量联盟新路径，并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阵线”新形式。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黎共持续调整联盟架构，2016年提出建立“广泛的阶级联盟”、2021年倡议组建“最广泛的变革力量联盟”、2021年主张构建“阶级—政治”联盟，为实现民主变革创造主观条件。2019年10月黎巴嫩前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宣布辞职后，黎共认为腐朽的教派主义政治制度已经崩溃，组建过渡政府的时机趋于成熟。2020年1月，黎共发布《关于起义和过渡阶段的政治社会经济方案》，从政治变革、经济改革、财政制度、税制改革、央行政策、国家作用和对外政策等方面提出民主变革实施方案。黎共认为，过渡政府应由宗教党派成员及政治精英之外的人士组成，主要承担制定“保证社会公正、平等的经济改革计划”和“政治改革计划”两项重任，并将制定新选举法作为优先事项，旨在从根本上实现政治变革。此外，为尽快组建过渡政府，实现民主变革，黎共还专门召开了变革力量会议，积极联合主张变革的政党组织为共同建立一支执行替代计划的部队而努力。
（三）持之以恒开展争取共产党国际团结合作的积极斗争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阿拉伯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要么向帝国主义投降，要么抵抗帝国主义”，成为阿拉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性选择。黎共以实际行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持续贡献力量。
一是争做阿拉伯左翼运动的积极组织者。黎共主张与阿拉伯左翼政党、组织建立目标一致、形式多样、层次多元的合作体系，深入剖析阿拉伯左翼运动发展新态势，深刻总结反思历史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势力，推动阿拉伯左翼运动向前发展。在发展双边关系上，黎共与叙利亚人民意愿党、巴勒斯坦人民党、埃及共产党、苏丹共产党、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等政党与进步组织建立了平等互信的双边关系。在多边交流上，黎共通过筹办阿拉伯左翼论坛（TheArabLeftForum），与阿拉伯地区28个共产党及左翼政党构建起关系更加稳固、交流合作日益密切的多边协作关系。该论坛于2010年成立于黎巴嫩贝鲁特，目前已经连续举办十届。与此同时，黎共还非常重视阿拉伯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通过2011年、2014年分别举办的两届阿拉伯左翼青年论坛，与11个阿拉伯国家的18个左翼政党和组织建立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多边关系。
二是争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黎共提出构建世界范围内协作一体化的左翼政治体系，通过加强意识形态斗争、推动文化创新、优化国际群众组织的斗争策略、加强国际事务研究与合作等，对抗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渗透。在双边党际关系上，近年来，黎共不断加强与中国共产党、古巴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希腊共产党、南非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等政党和组织的交流合作，并通过发表声援声明、组织抗议示威等实际行动来声援中国、朝鲜、法国、德国、南非、希腊、美国等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正义事业。在多边交流上，2012年黎共筹办了第14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来自44个国家的6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8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2024年，黎共在建党百年之际再次举办第24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2019年3月29日至31日，黎共于首都贝鲁特成功举办第四届地中海左翼政党会议，来自地中海地区21个国家的31个左翼政党的48名代表与会，并一致通过了《第四届地中海左翼政党会议最后宣言》。此外，黎共还积极参加1999年以来的23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2004年以来的11届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2022年第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2023年“中黎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2023年第十三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04年第二届和2023年第五届欧洲—地中海左翼论坛，以及2023年第三届国际人类困境会议等。显而易见，黎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自身力量的能力正不断提升。
四、关于黎共对民族民主革命道路新探索的相关评价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黎共在国内外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彰显了其在黎巴嫩乃至阿拉伯地区的独特政治影响力。该党在探索黎巴嫩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中表现的进步性和面临的挑战也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东地区共产党和工人党探索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真实写照。
（一）黎共探索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进步性
一是黎共对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体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阿拉伯地区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新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阿拉伯地区国家和人民普遍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本国依附性资本主义、教派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泛伊斯兰主义等势力的斗争任务。黎共作为“黎巴嫩唯一一个提出通过抵抗来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工人阶级政党，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地区形势、本国国情相结合，在厘清西方帝国主义及犹太复国主义、本国依附性资本主义和教派主义之间复杂矛盾关系的基础上，作出了黎巴嫩社会性质是依附性资本主义的正确判断，进而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及矛盾的演变规律，指明了以社会主义为前进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力量，以人民大众为革命动力，以“阶级—政治”联盟为组织形式的民族民主革命有机结合的道路方向，制定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革命纲领，为破解阿拉伯地区共产党面临的共性问题贡献了黎共方案。
二是黎共对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实践探索彰显了其在本国、阿拉伯地区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积极作用。黎共始终坚定高擎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在艰苦斗争中持续推进民族民主革命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党的建设方面，黎共系统构建了以思想统一为前提、以组织发展为根基、以作风建设为保障的三位一体党建体系，不断加强党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在群众斗争方面，黎共创新性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国内国外联动的群众斗争，注重将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与群众日常运动相结合，不断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将2019年10月17日的群众日常运动升级为“10·17”大规模群众抗议，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响。在体制内外的政治斗争方面，黎共以“两个结合+灵活调整”的议会斗争策略成功突破教派党派制定的规则壁垒，并在2022年的议会选举中首次斩获2个议席。黎共还不断尝试构建黎巴嫩左翼联盟新形式，通过组织召开黎巴嫩左翼会议，广泛联合知识分子、政治家、媒体专业人士及其他各界人士约250人，共同探索“统一的左翼运动”联合新形式。在阿拉伯地区，黎共努力与阿拉伯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及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筹备并推动阿拉伯左翼论坛和阿拉伯左翼青年论坛的发展，积极支持并参与阿拉伯地区左翼政党及组织举办的左翼研讨会，为凝聚阿拉伯社会主义力量作出努力。在国际上，黎共坚持与世界多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建立党际合作关系，利用包括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中黎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欧洲—地中海左翼论坛等在内的多边交流平台，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贡献。
（二）黎共探索民族民主革命道路面临的挑战
一是自身力量还不够强大。作为黎巴嫩主流左翼政党，黎共现今党员人数为3万人左右。该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党的基层组织以支部为单位，按地区、行业、社区划分设立，覆盖黎巴嫩主要城市与乡村，形成自上而下、层级清晰的组织体系。黎共不仅在黎巴嫩各地设有基层组织，同时在海外黎侨中也设有分支机构，“是地区国家中实力较强的共产党”。但与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长枪党、“未来阵线”等宗教政党相比，黎共仍势单力薄。从黎共近30年的党员数据来看，党员人数始终在1.5万至3万之间徘徊；从议会席位数来看，个位数的议会席位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限；从经济、军事实力来看，大部分宗教政党坐拥医院、学校、银行等民生产业，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和间谍机构，而黎共作为超教派政党，虽有工会、青年、农民、学生、妇女等群团组织，以及《呼声》（AL-Nidaa）周刊和“人民之声”广播电台等宣传载体，但其综合实力远逊于宗教政党。这些现实因素都对黎共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是阶级基础不牢固。其一，黎巴嫩本国工人阶级的规模呈现萎缩趋势。在失业危机加剧、大型企业倒闭、海量廉价劳工涌入（截至2023年5月，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大约有200万，超过黎巴嫩本国人口的1/3）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大量失业工人为求生计，被迫在移民、自营职业和长期失业之间作出抉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黎巴嫩工人阶级移民数量大幅攀升、自由职业者比例达到28%（几乎翻了一番）的背景下，黎巴嫩本国工人阶级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65%，下滑至目前的50%。其二，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工资收入两极分化、内部阶层分化加剧、阶级意识淡化等现象，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风险增加。其三，相当一部分工会组织存在官僚特权现象，滋生权力寻租与腐败，致使工会组织与工人群体之间产生信任裂痕。尽管黎共提出重建工会组织的计划，但要弥合工人与工会组织的疏离关系仍需长期不懈的努力。
三是联盟作用发挥有限。由于各政党组织在政治诉求、利益分配、宗教信仰等方面分歧较大，党派领导人缺乏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长远谋划，加之黎共自身实力薄弱而难以发挥核心作用，联盟未能发挥其稳定有效的作用。如何将革命力量凝聚在统一的斗争纲领周围，成为黎共组建联盟、保障联盟稳定性的首要问题。
四是教派主义政治制度的严重制约。其一，宗教思想早已融入黎巴嫩民族文化体系。一方面，黎巴嫩具有阿拉伯国家固有的部落氏族文化传统，带有强烈的维护教派和家族的特性；另一方面，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曾对黎巴嫩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不断强化宗教思想并限制民族教育文化的发展，因此宗派思想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其二，各教派秉承“一致对外、互相平衡、斗而不破”的策略来维护教派政治制度。其三，教派的“恩庇侍从”关系限制了民众的革命热情。长期以来，黎巴嫩公共服务严重缺位，导致民众的社会福利与安全保障高度依赖教派，甚至成为其忠实“臣民”。因此，能否冲破宗派思想的束缚、打破教派联盟、构建新的力量平衡是黎共能否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政治前提。
五是阿拉伯左翼运动态势不稳。从内因来看：其一，阿拉伯左翼力量尚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冲击中恢复元气，多数左翼政党在求生和自保之间挣扎，个别左翼力量甚至丧失了左翼的“个性”。其二，部分左翼政党的领导者是中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由于软弱性和妥协性而“难成大业”。此外，领导能力平平、斗争经验不足、脱离群众需求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阿拉伯左翼力量的发展。从外因来看，美国、法国维护其殖民地利益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势头始终不减，伊斯兰政治势力迅速壮大，其他反革命势力的伺机反扑等，都在持续分化、分裂和打压阿拉伯左翼力量，严重挤压了阿拉伯左翼的发展空间。
六是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中东地区独特的战略位置、优渥的能源资源以及复杂的宗教与民族矛盾，使其自古以来就是大国利益博弈的焦点区域。2025年1月巴以停火协议签署后短暂维持的相对稳定局面被打破，巴以、黎以战火重燃，也门硝烟再起，红海风波持续紧张，阵营化敌对态势升级，外部势力干涉加剧，中东地区再次陷入多线战事并起的动荡态势。这种“动荡长期化、矛盾复杂化、对垒升级化”的战争局面给中东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国际社会多方斡旋试图防止中东地区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但加沙战火早已外溢并持续向黎巴嫩境内蔓延，迫使该国卷入武装冲突，严重阻滞了其政治经济的正常发展。
黎共对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黎巴嫩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政教合一的历史背景、多族群多党派的政治生态、多国势力干涉的危急局势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明确回答了时代和斗争实践提出的紧迫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黎共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黎共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王喜满，辽宁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刘紫微，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5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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