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共存的历史。不论是在古代“自然历史”不自觉的交往中，还是在近代“世界历史”的主动融通中，文明交流互鉴都作为一种持久的渗透性力量形塑着世界格局。在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多样文明的交流碰撞变得更为便捷与深刻，本应形成一个姹紫嫣红的“文明百花园”。然而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均质空间，西方文明在其中居于强势与主导地位，全球秩序是一个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霸权主导特征的不平等秩序，文明如何交流互鉴仍处于迷思当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明交流互鉴，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与深刻洞察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回答了当前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方位、价值底蕴、基本原则、现实方案与发展目标等核心问题。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对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原创性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方位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文明交往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革命与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推动着文明形态的结构重组，国际力量与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改变着文明力量的历史对比，“普世价值”与“普世文明”神话的终结推动着文明理想的价值重塑。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廓清了文明发展的历史方位。我们要把握今天的文明交流首要的便是理解这一变局。
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东升西降”，西方文明在文明交流中一方独大的霸权地位逐渐消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从作为文明核心基础的经济发展来看，当前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其经济总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几乎相当，且有着更好的发展态势与增长预期。“西方、北美地区的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其在全球的重要地位，中国以及东亚国家的经济地位正在上升，动力强劲。因此，先前的世界力量平衡正在转变中。”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西方文明对世界的统治长达几百年，当前其一方面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另一方面面对全球南方等“世界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升，其在全球性问题上的主导权日趋衰落，世界权力中心也正在加快“自西向东”的位移。正是新兴力量的崛起与西方文明的衰落所促成的世界经济格局、国际权力格局和全球治理的“东升西降”，堪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
二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着危与机的辩证法，各文明体要在交流中转危为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从文明交流的机遇上来说，一方面，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文明交流互鉴、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信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催生了文明发展的新业态、新动能、新模式，为文明交流提供了新的条件与便利。但要注意的是，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突出表现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地缘政治风险陡然加剧，和平赤字加重；全球发展总量不足、发展动能不足和分配失衡，逆全球化势力迅猛抬头，关税战、贸易战持续发酵，发展赤字加剧。新的传统安全风险不断出现之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持续蔓延，安全赤字加深；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治理赤字加大。人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体能独善其身，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明交流的基本问题域便是如何通过互鉴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三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成为新的历史潮流。面对西方文明试图以其强势地位打造一种普世性的“全球文明”，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欲以“优越”的西方文明一统天下，致使“颜色革命”“和平演变”乃至“文明战争”屡见不鲜，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尊重和保护不同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中国积极倡导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传承创新、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为世界文明互鉴提供了中国方案。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6月10日定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文明多样性理念的广泛认同。只有超越隔阂、摒弃偏见，以平等、包容、开放的态度开展文明对话，才能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原创性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阐明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底蕴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普世价值”作为西方单向度外输的价值观逐步被解构、消解，人类文明正在走向新的多元化交流阶段。为奠定共同的价值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倡导以价值共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价值理念为不同文明从对抗转向对话、从冲突走向融合提供了价值导航。
一是针对西方“普世价值”陷阱，“全人类共同价值”明确了价值内涵与价值实现形式的区别，为文明交流互鉴确立价值准则。西方“普世价值”通过将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内涵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选、多党轮流执政、联邦制等具体实现形式强行绑定，在话语霸权的遮蔽下将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实现形式上升为普适性原则，认为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才能够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从而将资本主导的价值实现方式等同于文明发展的终极形态，把价值内涵与价值实现方式相混淆。但事实上，文明发展道路是服务于价值内涵实现的“工具”而非“目的”，价值内涵与价值实现形式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把价值内涵与价值实现形式区分开来，在承认人类对美好生活共同追求的基础上，尊重不同文明探索实践路径的自主性。换言之，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意味着强制输出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民主模式，不会强求整齐划一的价值实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打破了西方将多党制、私有化等实现形式与价值内涵捆绑的霸权逻辑，在破解西方“普世价值”的对抗性与排他性的同时，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价值准则。
二是聚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人类共同价值”刻画了世界、国家层面的价值要素，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价值规范。当前，世界和平发展面临多重阻力，国际社会公平正义正遭受严重冲击，民主自由沦为少数国家的专利，严重阻碍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共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这一论述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景。对于世界前景来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首要价值规范。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情况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唯有坚守和平与发展的价值共识，才能为文明交流互鉴创造稳定有序的外部环境。对于各国发展而言，公平与正义是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价值规范。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代表性不足、规则失衡等问题，唯有将公平与正义贯穿国际秩序各环节、各方面，才能使文明交流互鉴真正建立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之上。
三是着眼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兼顾一般价值与特殊价值双重属性，为文明交流互鉴凝聚价值共识。作为一般性趋势的现代化成为各个文明不得不投身的潮流，但不同文明的历史根基、社会现实与发展路径并不能复刻，只能依据自身禀赋走出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因此，各个文明在紧随现代化历史大势的同时，又需在交流互鉴中坚持多样化的价值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告诉我们，拥抱世界，才能拥抱明天；携手共进，才能行稳致远。”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着眼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兼顾文明发展的一般价值与特殊价值双重属性，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价值共识。从一般价值的层面上讲，在今天，交通技术、数字通讯技术已然推动“普遍交往”成真，但文明之间因互不理解、难成共识依旧存在冲突与矛盾，文明间隔阂并未随物质条件的实现而真正消除，所以在特殊性之中拥抱普遍性，从而推动人类进入“真正的共同体”，便显得尤为必要。而从特殊价值的层面上说，不同文明因不同的价值追求必然需要平等的交往磋商，从而凝聚更具整体性与代表性的一致诉求与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吸取了不同文明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特殊价值形态，为此提供了尊重文明多样性、追求“和而不同”的对话交往机制。正是由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价值内核，从而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实践中开辟文明交流互鉴、走向光明未来的新境界。
三、原创性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深刻回答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世界文明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在总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系统回答了多元文明如何和谐共处、人类文明未来走向何方等时代命题，孕育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作为处理文明交流的基本原则，主张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为文明交流互鉴确立了科学的实践遵循。
一是立足于尊重人类文明多元的总体规定。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平等”确立文明交流的实践前提，打破了“文明优越”的迷思。人类文明发展始终印证着一个根本命题，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进步动力。全球文明倡议立足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认知，将“文明平等”确立为跨文明交流的基础性原则。纵观人类历史，从殖民时代的“文明等级论”到冷战后的“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主义长期垄断文明话语权，无不透露着“文明优越”的霸权心理。全球文明倡议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文明的高低分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从人类文明的发端来看，考古学研究显示，在青铜时代，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文明几乎同步发展，各自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成就，这一事实有力佐证了“文明平等”的历史基础。在文明交流的实践维度，“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良渚论坛”的成功举办表明，当不同文明主体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展开交流时，能够产生有利于全人类文明发展的“蝴蝶效应”。“文明平等”原则正在重构当前文明交流的伦理基础，它要求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彻底摒弃“文明优越”心态，建立真正平等的对话机制。
二是深植于凸显人类文明价值的历史积淀。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互鉴”点明文明交流的实践指向，摆脱了“文明冲突”的魔咒。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本质上是一部不同文明相互启迪、交融共生的壮阔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文明倡议深植于这一厚重的历史积淀，将“文明互鉴”确立为跨文明交往的核心机制，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历久弥新的实践智慧。显然，这一理念已超越简单的文明交往交流层面，直指文明发展的本质规律——唯有在互鉴中，文明才能保持持久活力。从历史维度看，“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文明互鉴”是人类进步的关键动力。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东传与本土化过程，不仅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更创造了独特的东亚佛教文明形态；大航海时代后，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兴起。“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在当代实践中，“文明互鉴”展现出新的时代成绩。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艺术节、图书馆、美术馆、新闻媒体、旅游城市等联盟相继成立，建立了“一带一路”经济信息网络、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等平台，“一带一路”成为一条文明交流互鉴的康庄大道。可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构建多彩世界、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途径。
三是致力于探索人类文明互动的现实载体。全球文明倡议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抓手彰显全球合作的实践动力，突破了霸权逻辑的局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推行以霸权主义为核心的“丛林法则”，还是携手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抉择。纵观历史，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带来的往往是战争、冲突与破坏，给世界文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与之不同的是，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为人类文明互动提供了全新理念。然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不能仅停留在美好的理念或愿景层面，而必须探寻坚实的实践依托。全球治理倡议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它强调不同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共同受益，为各国文明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平等对话搭建了桥梁，推动不同文明跨越隔阂、消除误解，共同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动力与路径支撑。
四、原创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方案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光明未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和破解人类文明交流难题的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方案，致力于推动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入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内容，为新形势下如何有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现实方案。
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了新机制。文明交流互鉴须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然而，伴随着当前世界权力结构的深度调整、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和大国博弈的加剧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实行“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等“伪多边主义”，使得文明交流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文明输出。这种扭曲的文明对话机制使文明交流异化为资本扩张的手段，并通过排他性机制主导着文明交流的底层逻辑，不仅造成了“中心—边缘”的文明等级结构，而且导致文明对话陷入价值输出和身份抗争的恶性循环。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人民企盼的，不是‘新冷战’，不是‘小圈子’，而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主张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和领域命运共同体，实现对单向度“伪多边主义”的全面超越，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机制。它通过具体合作实践，将文明交流互鉴转化为分层递进的实践体系，推动了从区域性文明交流互鉴向世界性文明交流互鉴的演进，有效地打破了单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宰制下文明交流的局限性，为实现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共存提供了新机制。
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文明交流互鉴重塑了新秩序。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遵循一定的秩序，失去秩序或者现有秩序无效，就会陷入混乱，难以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现阶段，世界文明互动交往的秩序主要是基于资本建构起来的，以服务于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进行文化输出，遵循弱肉强食、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然而，在应对发展鸿沟、和平赤字和文明冲突等全球性挑战时，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交往秩序日渐式微，迫切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文明交往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和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重塑了文明交流的新秩序。在新秩序中，相互尊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条件，强调面对国际事务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世界各国地位一律平等，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做到共商共建共享。公平正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衡量标准，强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对一切国际事务都应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以实际行动反对并抵制各类霸权、霸凌、霸道行径。合作共赢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旨归，要求各国在文明交往中摒弃狭隘和偏见，积极推进多极化，在加强国家和区域间交流与合作中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共享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新平台。文明交流互鉴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现实的行动，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或平台来落实推进。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交流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为有效推动沿线国家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一是搭建经济互促发展平台。经济发展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动力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坚持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积极推动沿线低收入水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构建均衡、平等和可持续的贸易体系，探索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模式，有力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建设。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使参与方贸易增加4.1%，吸引外资增加5%，使低收入国家GDP增加3.4%。这为“一带一路”国家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强劲动力。二是搭建人文交流合作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中国不断加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文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文化旅游合作、教育交流、媒体和智库合作、民间往来等多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开辟了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新局面。三是搭建文明对话交流平台。为了更有效地推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和文化的融合创新，中国先后举办了对话会、文化节、艺术年、博览会、展览会等一系列国际性文明对话活动，有效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不断为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贡献中国力量。
五、原创性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阐明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目标
西方文明以私有制为根基，其运行始终遵循“资本至上”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主导下的文明交往，不但未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共存的理想图景，反而阻碍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缔造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态。从文明的内部性质来说，其兼具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多重特质；从文明的外部彰显来说，其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胸襟与担当。
一是就中国自身发展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发展自身、造福世界的新型现代文明，强调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目标在于实现互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文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自我增殖、自我扩张的本性，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不断与他国竞争、抢夺资源、抢占市场，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牺牲他国发展的方式换取自身发展的优势，由此造成不同文明的相互矛盾和冲突。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以“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的发展逻辑，展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范式和交往范式，不仅不以牺牲他国的发展为前提，反而是为他国的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中华民族特殊性与人类文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强调既要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成果；既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人类文明新形态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纽带，向世界表明各国在文明交往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发展，从而为世界各国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二是就世界文明进步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新型现代文明，强调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目标在于实现和合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而以何种形式实现文明自身的发展，成为每一个文明体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为中心的同一性逻辑，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跨地联结，推动了人类文明交往的空前繁荣，但却将资本主义模式塑造为世界现代化的唯一标准，框定了世界各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由此导致文明发展的同质化危机，抹杀了文明发展应有的多样性。但事实上，“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尊重不同文明自身的历史、国情、民族特性和传统习俗，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那种唯我独尊、贬低他者的狭隘观念，主张各国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符合人民需要和符合文明传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目标在于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促成和合共生的文明盛景。
三是就人类前途命运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新型现代文明，强调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目标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虽生活在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的国家，但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高度一致。当今世界“四大赤字”不断加剧，是摆在人类面前最严峻的共同挑战。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却遵循“资本至上”“国强必霸”的发展逻辑，将一己私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谁发展得好，就要遏制谁；谁赶上来了，就要使绊子”，严重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致使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泡影。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向“自由个性”阶段跃迁的一种探索，其是以共产主义文明为前进方向，决定了最终目标必然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文明隔阂与发展失衡成为阻碍个体进步的关键因素，因而要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不断扩大人类文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更全面、更紧密、更深入。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携手各国着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回应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诉求，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勾勒出美好前景，诠释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系统性回应了当前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不同文明间的相处之道以及人类文明未来的塑造方式等重大时代命题。这一系列论述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历史参照坐标，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精神联结纽带，借助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路径，协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开创共同繁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论述，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明确了文明交流平等包容、互学互鉴的根本性原则，深化了文明共存发展的科学内涵；为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提供了具有重要学习借鉴价值、适合广泛践行的文明交流典范，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指明了文明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为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与文明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4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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