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及其危机是生活于现时代的人们所正在经历和面对的现实，并亟需得到改善。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大师，马克思和列奥·施特劳斯都同样重视现代性研究，但是他们的观点呈现出异质和对立的两种方向。施特劳斯拒斥现代社会历史主义的价值原则，呼唤理想的古典城邦生活的复归；马克思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希望在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成就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无论是他们对于现代性病因的分析还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变革方案，都指向了对历史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以施特劳斯和马克思为代表的不同的历史观会直接地影响解决现代性困境与藩篱的发展趋向。尽管理论指向殊异，但是他们都为现代性危机的消解开辟了希望空间。
一、古典哲学的复归：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价值救赎
现代性作为特定时代精神的精华与凝练表达，本身就有别于其他时代。施特劳斯针对现代性与前现代思想之间的“断裂”，“将现代性理解为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彻底变更”，这种变更体现在现代性所拥有的剧变频仍和相对主义的价值原则，这一特质颠覆了前现代政治哲学所寻求的“价值判断和最好政制”的普遍有效性的特征。施特劳斯对历史阶段的区分根源于价值追求的转向。在他看来，传统的政治哲学追求人们应当如何生活的崇高的理想主义，而由马基雅维利所开启的现代性浪潮则重视人的现实的生活状况，强调人实际生活的最大完善性。正是在传统与现代显现出裂缝的地方，施特劳斯发现并揭示了“现代性的起点是对实在与应在、现实与理想之间鸿沟的不满”。这一洞见不仅阐释了现代性的起源，还提供了理解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视角。
现代性的起点与现代性的危机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的目光从关注生活的应然状态下沉到生活的实然状态，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反而使危机丛生。古典政治哲学所探讨和研究的主题是最佳政制，其构想的政制典范为人们应当如何生活提供了范本，然而从理论走向现实并不容易。施特劳斯认为，最佳政制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最佳政治秩序的建立必然依赖于不可控制、难以把握的命运或者机运”。在施特劳斯看来，马基雅维利正是意识到机运的偶然性，所以才降低对“高贵伟大的最好政制的追寻”，转而寻求“次好政制”的实现。但是马基雅维利并未如愿——实在与应在之间的差异没有因为降低目标而消失，他所开创的实在论路径反而历经卢梭和尼采之后，倒向了彻底的历史主义。恰如施特劳斯所说，“一位无畏的思想家似乎已经打开了一个深渊，而古典派以其高贵的质朴在这个深渊前止步”。“深渊”隐喻现代性的危机，即“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取代横向的“好坏对错”价值判断的是纵向的“进步与退步”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消解了永恒的神圣的东西，“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简言之，现代性的危机就是价值判断的缺位，也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
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是历史主义。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把一切都看作变动的、有限的和暂时的，这意味着永恒的知识和唯一有效的价值原则都是不可得的。相较于祛除绝对性的历史主义的概念，施特劳斯给出了比前者更加宽泛的定义，“它过于强调历史，以至于损害哲学”。也就是说，施特劳斯是在哲学与历史的关系中去探讨和界定历史主义的，并把哲学与史学的交织作为历史主义的前提。那么这就意味着，哲学与历史的联合并非自古有之。处于哲学和历史融合进程中的“进步信念”，秉持时代不断进步的主张，并由此衍生出对过去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进步主义是以现代的眼光去反思过去，而非基于对过去的完善理解，这就导致过去不会以真实的原貌被呈现，“现在比过去进步”的论断就丧失了可信度。历史主义并不赞同进步主义对过去的探究方式，主张对过去进行过去式的、本真的、无偏见的理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历史主义还对史学家提出了方法论的要求——严肃对待过去。施特劳斯同样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主义按其定义不承认，一种非史学化的哲学是合理的。历史主义先天地不承认，任何过去的学说可能是唯一真实的学说”。所以在历史主义这里，过去同样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因而价值原则只能对古与今的对照评估保持沉默。施特劳斯用过去与现代的争论打开了政治哲学危机的缺口。古今之争的探讨看似是在进行对比研究，实质上构成了施特劳斯对现代社会批判的核心——关于好与坏、进步与退步的价值标准并不存在。施特劳斯为古今之争书写了开放式的结尾，没有给定现成的答案，但实际上他认为，作为现代人的古典学者对过去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以此表明了他对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否定立场。
显然，历史主义是作为现代性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因此，施特劳斯通过对历史主义的批驳来批判现代社会对永恒真理的轻视。面对“一边是一种非史学化的哲学，另一边是本质上史学化的哲学”，施特劳斯否定了具有历史意识的哲学，转而通过回溯非史学化的哲学来找寻正确的哲学进路。这与他所持的过去立场是一致的，施特劳斯隐晦地表达了他对古人的崇敬与高度赞扬。他认为，虽然历史选择站在现代人的身旁，但是现代性的危机已经宣布了历史主义的破产。在施特劳斯看来，唯有崇尚永恒的、崇尚至善原则与德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才能医治现代性的价值原则缺失的病症。
对于施特劳斯来说，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他曾多次表示，以“高贵的素朴”和“宁静的伟大”为特征的古典政治哲学可以“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在他看来，正是现代人对永恒的忘却和对自然的征服招致了现代社会的疑难与困境。因而古典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对永恒真理的追寻、对最佳政制的探讨、对应当如何生活和“好与坏”价值原则的界定，不仅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古典政治哲学“是施特劳斯所说的能够使社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另一种精神’”。
与现代政治哲学对历史的重视不同，在前现代社会中，历史不但与政治哲学相分离，甚至并不起眼，它不仅不会作为衡量社会的原则，而且只是被用作其他学科的研究工具。无论历史知识对政治哲学有多重要，它也只是政治哲学的预备与辅助，不可能成为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在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那里，历史都没有被纳入研究计划和考察范围。因此，现代对历史的推崇是前现代对历史轻视的另一极端。在此意义上，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历史主义，进行了反叛与消解。
古典政治哲学所探讨的主题是最好政制，其理论依据是自然法和目的论。“古典观点认为，一切存在者依其自然都有一个特定的完善状态归属于它，实现这个完善状态是它整个生命所指向的目的，这个秩序就是自然法。”自然法要求每个人做合乎身份的和该做的事情。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最好的示例：统治者运用理性治理国家，守卫者负责保卫城邦，生产者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三个阶层有着明确的职能划分，共同构成了理想的城邦。施特劳斯承认最好政制的存在，这意味着对于理想生活状态的构想在他那里是既定的、完满的。由此，“追求纯然正确的自然秩序的古典政治哲学，对所有不符合‘自然正确’之状态的实定秩序，都具有规范层面的批判性”。施特劳斯不仅描绘了最好政制的蓝图，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最好政制是可知和可欲的，不过“最佳政制的实现取决于自然倾向于彼此分离的各种事物的汇聚与巧合(比如哲学与政治权力的巧合)；因此，其落实取决于机运”。
相比于历史主义的价值无涉，施特劳斯用自然赋予最好政制以合法性。在此意义上，最好政制不仅是既有实定制度不可超越的理想社会，同样也是在未来历史之外的社会愿景。在施特劳斯看来，古典政治哲学所构想的社会已经是迄今为止的最理想状态。这就意味着，最好政制不会再被历史注入新的内容与内涵，因而具有永恒性。这种永恒的历史构成了施特劳斯整个学说的理论旨趣，其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主张不外是在恢复具有永恒性的历史，在此意义上终结的历史具有无限逼近的可实现性。对于丢弃必然性的历史主义而言，施特劳斯的“永恒历史”的观念正是一场“信仰的救赎”，使现代性脱困于偶然性的泥淖。
施特劳斯在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推翻了支撑现代社会的历史主义原则。对他而言，重要的是那些永不褪色的真善美，是光华耀目的永恒真理，是来自远方的理想城邦。他并非想复刻古代城邦的生活，而是意在通过充分理解古典哲学的原则为现代社会提供解决危机的思路与方案。在他看来，古典哲学不仅提供了价值标准和政制典范，而且还提供了通达理想制度的路径。这种古典方案既可以避免开创新制度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与未知，又提供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视界。于是，在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中，施特劳斯找寻到的是一条充满希望与生机的回归之路。
二、资本文明的审视：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路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地阐述过现代性的概念，但是依旧能够在其思想中捕捉到解构现代性危机的方法——在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批判中探求超越现代性的可能。相对于施特劳斯从现代生活的价值层面来反思现代性的危机，马克思关注到的是由生产领域所催化的社会全方面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正是资本的力量注入经济生产和生活中，才引发了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这表明，现代性的叙事体系及其叙事风格，从作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分析，就是资本逻辑的表征。所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现代性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取代旧的传统秩序的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作为现代社会核心范畴的资本绝不仅是区分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考察现代生活的依据与出发点。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的含义与劳动紧密相关：其一，资本是对他人劳动及劳动产品的占有和使用，简言之，“资本是积蓄的劳动”；其二，资本可以“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也就是说，资本具有把劳动和劳动产品转化为利润的能力，在这中间，资本不仅是与劳动有差异的同一，还潜在地包含着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资本不仅具有物质层面的实体内容，还具有思维层面的形式规定。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资本不仅生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生产出人为的社会景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阐释：“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资本一经问世，就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时代。一方面，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补充，这就意味着要去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其本质是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从而纳入生产过程之中。资本不断增殖的本性令其不断地开拓市场范围，从而打破了各地区、各民族原本孤立隔绝的状态，“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人类摆脱了以往社会阶段的人的地方性发展，形成了普遍交往的体系。
另一方面，资本的出现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前现代社会，人对自然充满敬畏与崇拜，科学技术的发明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自然，揭示自然的奥秘，并不是为了改造自然来满足需要。自然于人而言充满神意与未知，自然的气象是奖惩与告诫，因而，人依山傍水而居，顺四时之气而作。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利用和改造自然，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与自然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既把自然拉下了神坛，又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更重要的是使得资本的文明成为世界性的存在。
马克思并没有沉浸在资本所带来的繁荣表象之中，他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潜藏着沉重的危机。与资本所带来的进步一致，马克思把现代性的危机界定为生产的危机和人的关系危机，具体表现为资本在生产中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呈现的“无法跨越的边界”。
一方面资本带来了生产工具的更新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也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资本成为生产的界限，是由于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最大可能决定了生产的限度。而占人口多数的生产者的消费能力只处在需求的平均水平，带来的后果是商品的大量堆积与生产者无力消费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这意味着“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另外，生产的危机像一头猛兽吞噬着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从而导致资本同时成为消费的界限。社会生产的商品已经超过了社会的消费能力，造成了生产过剩，生产就不能为消费创造动力。所以资本对生产和消费的限制本质上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当然，资本的负面影响不止这些，它使自然变成了生产过程的“佐料”，自然仅仅成为人生产和消费的手段，自然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满足人的私欲而存在。不但如此，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发生了变化，资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金钱关系取代了其他的一切社会关系；与此同时，“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先前神圣的观念和内在于文化传统中的习俗都逐渐被资本的力量消解。
不可否认，资本确实带来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物质进步，催生了现代社会。但是，当资本发展到合理性边界时，就会显露出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方面的限度，从而为“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创造历史前提。既然资本是对人的剩余劳动的剥削和占有，那么“消灭资本”的路径就是把被占有的劳动还给人自身，也就是通过“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恢复“活动着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只有将生产资料统筹于联合劳动者的管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瓦解物对人的统治逻辑。对物与人的关系的否定之否定，使错位的人与物重新正位。这样的话，从否定性的层面看，人不再被物所束缚；在肯定性的层面上，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意味着人重新确立了自己对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主体地位。由此，劳动的性质就实现了从雇佣劳动的谋生活动转变为确证本质力量的创造性活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这种转变表征了人类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向“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的演进，从而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创造了前提条件。
除了劳动的社会形式之外，还需要从更深层次的所有制层面进行变革，即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并不等于劳动者私有制，“因为就其性质是社会性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言，它只能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形式”。马克思曾多次提及重建个人所有制，甚至在《资本论》中阐释了从个人私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再到个人所有制的变革历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通过揭示所有制形式的辩证发展过程，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实现生产方式及其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是迈向共产主义的必然环节，进而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可能。
在现代性危机的语境中，马克思寄希望于消灭资本以走出现代社会之“空洞的黑夜”，进入共产主义的“光天化日”。从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到资本成为自身发展的“限制”，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分析社会演进的深层脉动。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不断的演化与更替。所以，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从来不是一片虚无，也并非恒久不变的，这与施特劳斯所孜孜以求的永恒历史是完全相反的历史观。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观点也正是对施特劳斯的为永恒历史服务的古典方案的回应：“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所以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历史。而马克思和施特劳斯一样都承认前现代与现代的区别；与后者秉持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不同，马克思认为，到现代为止的一切历史只是人类的史前时期，只有从人类超越现代性而进入自由王国起，他们才真正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真正的人类历史才得以诞生。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区别并非断裂，马克思并没有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共产主义是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历史成就基础上的，“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类社会就是在继承与超越、矛盾与和谐之中不断推动历史的进程，因而历史从来只在现实中生成，而不在别处。
三、现代性危机的拯救：价值重构还是社会变革
对现代性的关切和反思并非施特劳斯与马克思所从事的哲学工作的专利，尼采、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洛维特、汉娜·阿伦特等哲学家同样关注人的生存境况，但是他们非但没有解决现代性存在的问题，反而助长了危机的深化。而施特劳斯和马克思坚持非现代历史观念，即超越现代性历史观念的立场，从根本上代表了两种现代性批判的路径：一种是回归古典的矫正方案，另一种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性基础上的超越路径。他们共享着同一个概念和意义的现代性，即现代性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时间”更迭的观念，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具备历史“事件”变革的观念。然而，他们却在对历史事件变革的把握上分道扬镳。可以说，施特劳斯以古典哲学的理想架构来审视现代社会，将现实具体的矛盾及解决的场域限定于理念之中；马克思则是在现实的生产方式中剖析现代生活的本质，不仅看到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也关注到资本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将资本作为现代性批判的立足点。施特劳斯和马克思从不同维度揭示出现代性危机的“真相”，既然如此，在现代性批判道路的分岔口，本质上不仅仅是触及回归还是超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涉理论与现实的抉择。
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虽然尖锐，但其背后隐藏的根本观点是：西方现代性的危机是理论危机而不是实践危机。他之所以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去把握现代性，是因为他试图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界定现代性的特质。在普遍有效的价值准则这一点上，古典政治哲学有着明晰的道德追求，而现代社会恰恰缺失了对于好与坏的标准和好的政治秩序的规范。因而施特劳斯试图“为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个人创造一个精神基础，因为缺失这一基础正是现代社会所有病症的根本根源”。对于当代社会深陷价值虚无的危机，施特劳斯回归古典的提议可以弥补现代社会对道德的忽视，契合了“医治”现代性症结的需要。但是，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复并没有达到他企盼中的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他只是从理论维度思考社会问题，没有意识到“武器的批判”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将“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联系起来了。这就导致，他所要回归的最好政制既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保守主义的韵味，最终不免落入乌托邦主义的窠臼，沦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虽然施特劳斯从理论维度来解读现代性危机具有一定意义，但终究未能触及现代性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细数现代性和前现代之间的历史事件就能发现，构成二者之间本质区别的并不是精神文明和价值理念层面的差异，“西方文化传统数千年前已经存在，但现代性直至‘现代’才发生”。如此，推动社会变革的本源动力就并非施特劳斯所说的应然向实然的转向，究其原因乃是根源于物质生活环境中的资本的出现。关于社会变革的动因是源于理念的更新还是现实的变化，恩格斯曾明确表示，对社会形态演进的原因的分析不能仅从认识论视域考察，社会存在层面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具有更根本的基础性作用，“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这段论述既是对施特劳斯的理论路径的跨时代回应，更是对马克思的思想路线的有力肯定。可见，分析社会形态不能仅从认识层面，更需深入物质生活加以考量。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指出了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思想只是现实在人头脑中的反映，因此，马克思始终把现实的个人与实践活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并以此划分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人的依附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自由自觉的本性”，它们分别代表了政治性的人的奴役状态、经济性的人的依附关系以及摆脱了枷锁之后的人的自由状态，其本质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演变过程，呈现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脉络。所以马克思才会说，资本主义虽然使人获得了政治解放，但并没有将人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解放的最终形式，仍需要进一步的解放。因而，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思想领域的理论斗争，也不止步于完成“解释世界”的哲学任务，而是诉诸“武器的批判”，将“改变世界”的社会革命确立为目标，力图通过批判与改造现代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所以，马克思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理论的基石，无意中实现了对施特劳斯的理论前提的批判与颠覆，在具体生动的现实面前，思想暴露出自身的无力感。同施特劳斯向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归来守候永恒的真理相比，马克思的超越现代性的方案中兼具浓厚的现实感与历史感，这帮助他开创了社会批判的新视野和新论域。对真理的仰望和渴求使施特劳斯与“发生着的历史”隔绝，与触及现代性的本质和危机的真相越来越远。可以说，他只是在现代性的外围作一些形式性的补救和修正，而马克思才是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核，真正本质性地克服并超越现代性及其危机。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更根本的启蒙，因为它是对私有制的最后一个形式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推翻；它是更根本的民主，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在推翻私有制后建立全民公有制平等社会的要求与尝试”。对于这一点，施特劳斯曾站在古典主义立场指出，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人缺失伦理一环，他们是“末人，最低下、最堕落的人，无理想无渴望的畜群人”。但是施特劳斯的思想底色与他犹太人的身份和他对犹太文化的认同分不开，他并没有跳出个人的文化背景以人类的情怀去关切人的现实处境与命运。马克思则不仅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给予关照，而且在他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构想了人的理想生活状况，“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所以施特劳斯对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构成批判。
通过比较施特劳斯与马克思的思想主张，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思想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上有不同侧重，但是在内容上构成了相互补充。施特劳斯缺乏马克思思想中的现实性维度。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发生的场域出发，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从制度层面进行批判，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根源以及发展方向。马克思的方案也应重视并合理吸收施特劳斯思想中的伦理向度。施特劳斯借用古典社会的宁静诗意在“冰冷的金钱关系”中重建“温情脉脉的交往关系”，重启古典与现代的探讨，提醒我们在不断前行的同时要始终葆有对人类价值理想的追求。因此，无论是施特劳斯回归古典的设想，还是马克思超越现代的追求，都表明二者共同参与了对未来伟大事业的筹划。在思想路标的意义上，他们达成了一种深刻的一致，均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现代性提出的问题，都是指引我们走出现代性困境的理论资源。
结语
施特劳斯与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危机与出路的思想碰撞，表面上是崇古与超今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的交锋，实质上是超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抗。这构成了二者看待并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不同理路的根据和原则。施特劳斯借助古典政治哲学来批判作为现代性危机之根源的历史主义，这一做法印证了其从理论维度来考察现代性问题的思路，所以他旨在对现实的人进行价值救赎和政治关怀；而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对施特劳斯的永恒历史和现代性的超越，而且在现实的物质生活维度去揭示现代性的本质，并试图通过社会革命实践来改造现存的世界。他们二人的观点反映出，现代性的危机是总体性的，它既是理论的危机，也是实践的危机；既关涉意义与价值，又指向存在与本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以马克思的目光审视施特劳斯的理论贡献，在承认其思想所内蕴的伦理关怀与价值救赎的同时，剥离其中不切实际的社会想象，将其合理因素提升至马克思的理论高度，从而为现代性问题提供最为根本的回答。
正如夏尔·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对艺术的理解与判断，实质上同时囊括了马克思和施特劳斯的思想特质。一方面，“短暂”印证了马克思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批判，即“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另一方面，“永恒”是施特劳斯的理想主义的同义词。施特劳斯的真意并非还原古典城邦的生活，他把回归古典哲学看作“既是必要的，又是尝试性的或试验性的”，意在要求我们不能遗忘过去所遗留给我们的财富。正如阿尔都塞在《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的结语中的告诫：“这是一条回家的路。多少新观念的背后是旧观念。多少未来的背后是过去。”传统并非尘封的故纸堆，亦可为奔涌的活水。诚然，回家的方式决定了未来的走向，施特劳斯式的回溯，往往困于旧观念的囹圄而踯躅不前；而马克思式的展望，则唤醒传统沃土中的养分，让古老的种子在新的时代下再发新芽。
诚然，施特劳斯的确捕捉和意识到了价值维度的缺失，但这不是全部或更为根本的真相，现代社会亟须解决的危机是资本对生活的殖民与控制。马克思显然把握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一生都在为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我们固然不可轻视盛赞目的与理想的施特劳斯，但在根本的意义上，我们更无法绕开寻求自由与解放的马克思。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3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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