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面对国民党当局对边区政府的新闻封锁，中国共产党日益认识到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在这一话语受限的历史语境中，延安木刻以图像直观、易于复刻和便于携带的特征被中国共产党赋予跨文化传播的功能，从而作为超越语言障碍的视觉媒介，成功建构并向世界输出了边区军民团结抗战与民主建设的积极图景，发挥出显著的国际传播效能。
延安木刻的国际传播网络
首先，党的领导人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将延安木刻转化为对外交往实践中的独特媒介，在多个场合身体力行推动延安木刻的国际化传播进程。如周恩来在领导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期间，便着力搭建延安木刻走向外部世界的桥梁。1942年，中国木刻研究会举办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会”，周恩来亲自将延安的木刻作品携至重庆参展，使得在华外交官、记者和国际友人更为直观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社会。此外，党的领导人还直接将木刻作品作为对外交往中的重要礼物。如周恩来曾将彦涵创作的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赠予美国记者，旨在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军民的英勇精神；朱德也向到访延安的英国路透社、巴尔的摩《太阳报》特派记者莫里斯·沃陶赠送八路军主题木刻宣传画，进一步拓展了延安木刻的国际影响力。这些以党的高层领导人亲自介入、现场传播和主动馈赠为特征的实践，促进了延安木刻在国际社会中的流通与接受。
其次，在党的战略引领和影响下，多个进步文艺组织和艺术团体积极参与，形成协同联动的对外传播格局。受客观条件限制，延安木刻难以直接、顺畅地进入国际流通渠道。为此，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国木刻研究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等全国性进步艺术组织发挥关键的中介作用，如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多次协作，1939—1942年间，将延安木刻作品送往苏联，在莫斯科等地展出。通过这一组织化、跨国界的协同传播渠道，延安木刻被有效地置入国际舆论场，拓展了宣传覆盖范围。
最后，国外记者、国际友人和海外进步人士构成了延安木刻走向世界的重要扩散节点。凡是到访延安的国际友人，尤其是新闻记者，几乎都会携带木刻作品作为纪念或新闻报道素材。这些作品被他们带回各自国家后陆续刊载，并在多座城市巡回展览，为西方公众了解中国共产党面貌与抗战精神提供了重要视觉窗口。
延安木刻的国际传播场域
通过作品选集与海外报刊等印刷媒介推动传播。1943年，中国木刻研究会和国际宣传处合编了《中国新兴木刻画集》，并将其送往美国筹划出版。该画集收录40多位中国木刻家的82幅版画作品，其中就包含了延安艺术家力群、古元、沃渣、陈叔亮和王式廓的木刻创作。在延安本地，由华君武、蔡若虹等人主导编印的《鲁艺木刻选》，将作品由木刻艺术家亲自印制后，统一装裱在规整的衬纸上，每幅下方均细致标注中英文作品及作者信息，成为延安木刻对外传播中的直接载体。同时，海外报刊也是延安木刻版画被广泛传播的重要媒介。
通过国际艺术展览与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传播。1942年，在“中国送苏木刻作品展览会”中，来自延安的多幅木刻作品被遴选送往苏联并陆续展出。这批作品以鲜明的现实题材和强烈的情感表达，引起苏联艺术界与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这充分肯定了中国木刻的艺术价值与现实力量。几乎与此同时，延安木刻也开启了赴美之旅。1942年秋，经由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协助，50余幅木刻作品被选送美国。同年11月，这批作品在由美国援华会举办的“战斗中国艺术展”中正式展出。
通过纪实著作的出版实现深度传播。1945年，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根据其在延安的实地采访与长期观察，撰写并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该书大量选用了延安鲁艺师生创作的木刻作品作为插图。这种将木刻作品作为视觉证言嵌入文本的方式，增强了延安木刻在西方读者中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从而使得延安木刻以更加系统的方式进入国际视野。
内容适配提升国际传播质效
延安木刻聚焦于“抗战”与“民主”两大核心叙事，将边区经验嵌入世界反侵略战争与民主进步的时代语境中。如古元的《结婚登记》《乡村选举》等作品以朴素的日常生活场景，生动展现了边区社会的平等、自由与民主实践，回应了国际社会对战后民主秩序的普遍向往。这种内容上的聚焦，使延安木刻成为国际反法西斯话语和进步思潮的视觉共鸣体，进而易于引发国际观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可。
艺术表达兼具民族特色与国际通约性，强化了视觉说服力。延安木刻艺术家创造性地将西方版画技法与中国民间艺术传统相结合，形成线条刚健、构图简洁、黑白对比强烈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承载着鲜明的“中国气派”与乡土气息，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又基于图像叙事的直观性有效跨越了语言与文化隔阂，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迅速感知作品所蕴含的斗争精神、生产热情与生活理想，极大地提升了木刻传播的直观性与感染力。
内容取材源于真实生活与典型事件，构建了可信的视觉证据体系。延安木刻并非脱离现实主观臆造的宣传品，其创作深深植根于边区军民的战斗、生产与生活实践之中。无论是刻画狼牙山五壮士壮烈事迹的连环画，还是反映大生产运动、扫盲教育、民主选举的日常场景，均以现实主义手法对边区社会图景进行了忠实记录与艺术提炼，成为验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实施民主建设主张的视觉物证，从而在舆论战场上有效打破了污名与封锁，塑造出一个客观、正面且富有生机的政党与边区形象。
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的国际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在信息封锁环境下主动构建视觉政治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中有效争夺话语权的一次成功战略实践。这一历史经验不仅在战时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宝贵的国际理解与支持，更以其鲜明的媒介自觉与文化创造力，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路径探索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参照与经验启示。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延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5月21日）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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