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人民至上”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这一原则在生态文明领域的集中体现，便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特质——以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为核心价值，将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将人民满意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标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观、文明观的时代升华，其理论品格深刻彰显了“人民至上”这一核心价值追求。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天蓝、地绿、水清”从人民期盼转变为日常生活现实。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入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内涵和特质，揭示其从价值理念向制度安排转化的逻辑路径，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历史性贡献……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湛蓝海水，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方面作出更大成绩。”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表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也是重大的战略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观、文明观的创造性继承与开拓性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简单修补，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对资本逻辑主导的旧文明形态的超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当前全球生态治理步履维艰，美国从退出《巴黎协定》到2026年年初退出多个聚焦气候议题的核心国际组织，绝非孤立事件或周期性摇摆，恰恰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结构性失衡的缩影。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批判工具，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失灵或管理失效，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生态资本主义无论是推崇生态市场主义还是主张生态凯恩斯主义，都因未能触及制度根基而治标不治本。当代全球环境治理正深陷伦理困境。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利用其优势地位向外转嫁污染，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行径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隐蔽的生态殖民主义。由此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全球扩张，不仅遮蔽了全球生态责任分配的实质不公，更造成了国际社会治理权责的严重错位。西方发达国家享有经济全球化红利，却将生态负外部性转嫁他国，最终引发了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责任伦理失序。
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属性，是理论、制度与实践发展内在统一的必然选择。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更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文明形态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系统性理论创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直指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优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表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有效克服资本无序扩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和生态利益得以统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通过发展绿色生产力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物质支撑。它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中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抽象对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中加以考察。需要辨明的是，工业文明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生产力发展，为人类摆脱贫困、满足基本需求提供了保障。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社会制度下运行，服务于怎样的利益目标。资本主义制度将工业文明创造的生产力纳入资本增殖逻辑，使其异化为掠夺自然的工具；社会主义制度则能够在工业文明基础上，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不断深化的绿色发展逻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绿化祖国”动员，到改革开放后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新时代更加重视绿色发展，直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历程显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愈加清晰的绿色维度，形成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方略。这一方略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系统性绿色变革，破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内在统一。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伟大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好地协调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并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国。这么大范围地持续不断建设人工林，只有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致力于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它倡导在国际生态合作中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追求在全球分工体系更加合理、发展成果更多共享基础上建立全球生态治理新秩序。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鲜明的创新性特征。它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构建起一套能够有效驾驭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摆脱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二元对立的窠臼，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同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趋势。它回应了全球生态危机这一人类共同难题，其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不仅预示着人类文明跃迁的美好愿景，更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原则。由于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抉择，也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正确理念和重要实践经验。
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改革完善的内生要求，更是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贡献，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是一种科学理论指引，更代表着一种打破资本逻辑桎梏、重塑全球生态正义的历史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全党全国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它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应最大程度地造福广大人民，实现代内与代际的共享。这一价值立场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性特质，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服务的商品化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术语中，“社会主义”是根本，是制度框架；而“人民性”则是赋予这一制度灵魂与方向的价值内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特质的核心表征可概括为“一个根本立场、三重维度”。
一个根本立场就是坚持生态为民。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特质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即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三重维度：一是价值目标的普惠性——为了人民，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意味着生态产品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人人可及、人人共享的公共产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要最广泛、最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二是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依靠人民，强调“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这意味着人民不是被动的受益者，而是治理的主角，要通过制度化的参与和监督将人民的主体地位转化为治理效能。三是评判标准的群众性——由人民评判，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最终标准。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取决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民性特质的历史、制度与文化根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特质，由历史规律所驱动、由社会主义制度所保障、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滋养。它从文明转型的必然性中确立“为了人民”的价值立场，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夯实“依靠人民”的主体力量，从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中汲取“惠泽人民”的智慧养分，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这一思想博大精深、根基牢固的理论大厦。
1.历史必然性：文明形态演进与人民中心地位的凸显
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兴起，标志着人类社会正经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转型。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2021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从工业文明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结构性转型，不仅体现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更指向新型生产关系和价值体系的重构，构成了文明形态更迭的不可逆进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辩证运动：它既表现为受自然客观规律支配的物质变换过程，又呈现为在历史场域中被持续建构的社会实践关系。这两个向度相互影响、相互建构，使得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定性构成了人类活动的物质前提与约束条件，而既有的社会权力及其组织结构又历史性地规约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形式。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原理的深刻揭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相结合，催生了一种对自然进行掠夺性索取的发展模式，这正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在工业文明阶段，这一发展模式走向极端：在资本驱动下社会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严重突破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出现无法弥补的“代谢断裂”。
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发展机制，因其固有的短视与逐利性，既无法实现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也无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保护机制，必然引致社会不公与生态不可持续性的双重危机。
2.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人民主体地位的保障
以人为本构成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基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纠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也突破了自然商品化的资本逻辑。由此催生的治理创新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建构保障环境权益公平分配的秩序，二是构筑应对生态风险的代际责任共同体。这种社会内部公平与生态代际正义的协同治理，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生态危机的制度性回应，展现出对自由主义民主范式的历史性超越。其制度优越性在于，通过将生态权益深度嵌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架构，实现公民环境基本权利与国家环境治理义务的结构性整合，进而集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生态文明建设既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力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共同行动，又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生态难题的制度效能，从而有效规避资本主义制度下常见的环境治理“集体行动困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治理已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进社会整体福祉与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在根本上依托于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完善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展现出三重理论创新。在价值层面，它将生态系统整体性纳入社会正义范畴，要求发展进程统筹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公平正义；在认识层面，它尊重生态规律的客观性与人民群众智慧的主体性，通过持续深入地将群众路线与科学决策相结合，构建起开放包容的学习改进机制；在实践层面，它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协商平台，推动科学认知与人民意愿在治理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提升。
“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人本身的和解”这种双重和解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导向。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3.文化传承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民性理念的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蕴含着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的民本思想。在这里，荀子“圣王之制”的思想便提供了一个可以通达当代人民性理念的重要观点。荀子在《王制》篇中系统阐述了“圣王之制”的生态维度：“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一思想的价值在于：其一，它将生态保护的目的指向“百姓有余材”——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直接服务于民众的物质福祉，体现了朴素的“生态惠民”意识；其二，它以“制”的形式将生态保护确立为可遵循的法度，使“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超越仁政而成为制度性安排；其三，它蕴含着“用”与“养”的辩证统一——只有尊重自然的再生产规律，才能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特质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这正是“第二个结合”在生态领域的生动体现。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民性特质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鲜明的价值底色与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在于深厚的人民性。理解这一思想的精髓，必须系统把握其人民性特质得以形成的生成逻辑、内在建构的理论逻辑以及落地转化的实践逻辑。这三大逻辑环环相扣、有机统一，共同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历史中走来、在理论上发展与完善并于实践中展开的完整脉络，深刻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成效由谁评判”的根本性问题。
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民性特质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与初步发展，紧密交织在习近平同志早期的知青岁月与丰富的地方主政经历之中。
早在陕西梁家河的艰苦岁月中，习近平同志便与村民同甘共苦，直面缺煤少柴的现实困境。他与村民前往四川学习沼气技术，与群众一起建成了陕北地区首个沼气池。这一举措，不仅是解决能源问题的技术尝试，还是关乎基层民生的早期实践，可视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早实践原点。对于这一段历史，2020年1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给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的回信中说：“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劳动生活多年，当时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曾因过度开发而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也陷于贫困。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
主政河北正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全力推动经济发展以使正定摆脱“高产穷县”困境时，展现出超越单纯经济增长的远见。他率先提出了“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鲜明主张。在主持制定的正定县发展规划中，他已初步思考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强调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倡导建立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开放式系统。
在福建工作期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关键孕育期。在厦门，习近平同志着力整治环境乱象，启动筼筜湖综合治理；在宁德，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生态发展观，深刻论述“闽东的振兴在于‘林’”;在三明市将乐县，他提出“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的著名论断，并前瞻性地擘画了生态省建设的战略蓝图，开创了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这一时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呈现出战略化的特征，将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民生改善紧密结合。
在浙江、上海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战略思考进一步深化与成熟，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成果与实践范式。
浙江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与战略先行地。正是在浙江，习近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了“八八战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省域层面的先行探索。其中，“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正是在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这一重大民生工程中，他深刻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既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又指明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根本路径，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核。他警示“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体现了他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与对人民长远福祉的高度负责。
上海是超大城市环境治理创新的典型样本。尽管主政上海时间不长，但习近平同志针对特大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治理思路，将“对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负责”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政策安排。例如，在空间规划方面，为崇明生态岛建设确立了“水清气洁、林茂土净”的生态标准;在城乡建设方面，构建城乡生态服务功能的互补性结构，将农村定位为城市“氧吧”与“绿肺”,坚持保护传统村落风貌，反对大拆大建，让城市能“望山看水忆乡愁”。这些重要探索不仅为超大城市摆脱发展与保护的二元困境提供了可借鉴的重要理念，更在学理层面确立起以人民性价值立场为指引的系统性城市环境治理导向。
从梁家河的沼气池到正定的污染防治，从福建的“绿水青山”到浙江的“两山”理论，再到上海的城市生态治理，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始终，这就是一切生态实践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为了解决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环境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在生态文明领域最生动、最深刻的实践诠释与理论呈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成效由谁评判”的根本性问题，成为21世纪指引中国乃至世界实现绿色转型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民性特质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对环境权益的维护、对优质生态公共产品的需求，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趋紧、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必须以新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创新破解这一时代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当人民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居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成为国家决策的重要考量，生态治理就超越了单纯的技术理性，具有了政治高度。
在价值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这些重要论述，在政治学上对应着权力行使的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即生态文明建设既要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又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与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往往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不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中。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其中之一就是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的生态治理不走极端环保主义的道路，而是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体现为人民福祉的全面增进。
马克思主义从不抽象地谈论“人”。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现实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之中、从事社会实践的历史主体。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价值基点不是抽象的人性假设，而是处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作为国家主人的最广大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它包含三重相互关联的规定。其一，发展为了人民。这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宣言。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才能真正摆脱资本逻辑，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利益”。其二，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人民的事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其三，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发展成果必须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生态领域，这体现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清新空气、洁净水源、优美环境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人人共享的公共产品。这正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生态治理的本质特征。人民不仅是生态治理的参与主体，也是评价主体。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最终要由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出发，生态环境非常重要；从改善民生的着力点看，也是这点最重要。”
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民性特质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特质根植于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第一，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践。
这意味着必须彻底扬弃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对立、将“发展”简单等同于GDP增速的陈旧思维。实践的本质，是将发展的目的重新锚定于人的全面发展，将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发展的前提和内涵。任何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为代价的所谓“发展”,本质上都是对人民根本利益的损害。因此，实践性的首要体现便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的普遍形态，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产业布局、城市规划、项目审批等具体实践中落地生根，通过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从源头上为人民创造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和更优质的生态产品。
第二，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的治理实践。
生态环境治理不是少数人的“闭门决策”,也不是管理方的“单向输出”,而是一场必须发动最广大人民参与的伟大事业。人民不仅是治理成果的享用者，更是治理过程的参与者和监督者。这种主体地位体现在：一是在决策前端建立健全生态环保公众参与机制，在重大环境项目规划和政策制定中充分听取民意、汲取民智；二是在执行过程中鼓励公众、社会组织、社区成为环境监督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形成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群众监督；三是在评价后端将“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最终标尺。只有当亿万人民都自觉行动起来，成为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和守护者，治理体系才能拥有最坚实的根基。
第三，它是一种“以人民福祉为尺度”的评判实践。
实践的成功与否，需要一套科学的评价标准。这套标准必须超越单一的物化指标，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一更综合、更人性化、更根本的尺度置于中心位置。空气是不是变清新了、河水是不是变清澈了、城市的绿地是不是更多了、身边的噪声粉尘是不是减少了——这些由人民亲身感知的、具体而微的环境改善，才是检验一切生态环保工作成败的“试金石”。这要求我们的政绩考核体系必须进行调整，大幅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公众环境满意度等指标的权重，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树立“生态惠民”的政绩观。
四、坚持人民至上，建设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其深厚根基在于人民，最终目的也是人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为新征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彰显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人民性特质，要求我们必须将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更加牢固地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让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画卷。
1.强化价值引领，筑牢“生态为民”的思想根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文明演进的方向。这一理念既将生态系统承载力作为发展的刚性约束，又强调人类文明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与西方现代化模式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将自然异化为掠夺性开发的对象、导致生态危机与文明异化的双重困境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应当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内核，以“生命共同体”理念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扬弃“人类—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基于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加快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形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推动发展观实现根本转变。
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着力实现三大根本转变。其一，重塑自然价值认知，将生态系统从经济附属地位提升至文明根基的高度。通过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创新，打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协同发展新格局。其二，确立代际公平原则，坚决纠正透支未来发展潜力的短视行为，推动形成涵盖绿色生产模式、适度消费伦理和生态文明价值导向的完整体系。其三，深化价值融入机制，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价值全面融入社会运行全过程。要坚持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价值考量融入政治决策、经济发展和文化建构的各个环节，持续推动单位GDP能耗下降和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用实践成效证明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相互促进、协同增益的发展规律。
2.强化生态领域的政治引领与公民赋权
一是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健全生态文明建设领导体制，强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权威，完善督察—整改—问责闭环机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提高生态环境指标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完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培训体系，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推动绿色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深化公民生态权利赋权赋能。明确公民生态权利清单，包括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受益权和救济权等。开展生态权利教育培训，提升公民生态权利意识和行使能力。建立生态权益保障支持系统，为公民行使生态权利提供信息、技术、资金和法律援助支持。培育生态公民文化，通过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等方式，培养具有生态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新型公民。
三是构建生态治理多元共治格局。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生态治理中的权责边界，形成协同治理结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大政府购买环保社会组织服务力度。强化企业环境责任，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引导企业从被动治污向主动创新转变。
3.着力构建人民至上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一是健全生态权益法治保障体系。将生态权或环境权明确纳入国家法律基本权利范畴，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建立生态环境权益公益诉讼制度，降低公民环境诉讼门槛，保障公民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监督权。完善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设立跨行政区划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实现环境案件集中管辖与专业审理。
二是创新人民参与生态治理机制。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治理模式，在生态环境规划、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引入公众参与。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决策公众参与程序性规定，明确在生态环境政策制定、规划和建设项目环评中的公众参与义务。拓展数字化参与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开发便捷高效的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网络平台，使人民群众能够随时随地了解环境信息、表达环境诉求、参与环境监督。
三是完善生态福祉公平分享机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环境治理体系，加大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投入，缩小城乡环境服务差距。健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横向生态补偿等方式，让生态保护区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如制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标准，明确各级政府提供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的基本范围和标准，确保生态福祉惠及全体人民。
4.坚持生态为民，在精准施策中提升治理效能
一是牢固树立和践行生态为民的正确政绩观。全面准确完整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核心要义，将人民满意度作为衡量生态环保工作的根本标准。健全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大幅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民生效益指标权重，坚决纠正“重数字轻实效”“重表象轻民生”的考核导向。建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民生影响评估机制，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环保项目开展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确保生态惠民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二是完善精准施策的环保督察整改机制。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实施差异化监管。建立企业环境绩效分级管理制度，对主动实施超低排放、开展环保技术创新的企业给予政策激励，对严重环境违法企业依法严惩。坚决杜绝“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粗暴执法，细化停工停产整治程序的适用条件和审批权限。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坚持“先立后破”原则，重点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避免运动式“减碳”影响民生保障。
三是构建民生导向的环境治理监督体系。创新“接地气”的环保执法方式，在餐饮油烟、扬尘治理等民生关联度高的领域推广劝导式、渐进式执法模式。建立环保政策实施效果民意反馈机制，通过居民议事会、线上评议平台等渠道收集群众评价。完善环保问责申诉救济渠道，对因环保执法不当受到损失的市场主体和群众建立补偿机制。加大对“环保形式主义”问题的监督力度，重点整治“伪生态工程”“数字环保”等侵害群众环境权益的行为。
四是强化技术赋能的智慧治理能力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环境监管精准度，构建企业环保信用智能评价系统，实现分级分类动态监管。开发环境治理民生诉求智能分析平台，实时监测区域环境质量与民生关切的关联变化。建立重大环保决策数字化模拟系统，对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前瞻性评估，从源头上预防“一刀切”。
5.更加聚焦突出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惠民”攻坚行动
一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等民生关切问题，推动污染防治在重点区域、重要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稳步提升蓝天、碧水、净土的普惠度。
二是实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快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更新，全面推进城乡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活环境的新期待。
三是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完善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和推广体系，建立健全消费领域碳普惠机制，引导和激励公众优先选购环保产品，自觉践行节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
四是推动供需双侧协同发力，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不断扩大绿色、低碳、循环型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形成有利于绿色消费的市场环境，使人民在践行绿色生活中有更多获得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5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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