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这科学回应了数智时代生态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回答了“数智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一时代命题，为生态治理范式革新指明了发展方向。
一、数字生态文明的三重内涵
与一些西方学者将数字技术窄化为生态治理的技术手段不同，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律基础上，在治理范式、表现形态、目标愿景三个方面赋予数字生态文明更深层次、更系统全面的内涵。
在西方绿色资本主义的生态治理实践中，数字技术被窄化为自然资本化的新型基础设施与治理工具，极具工具理性色彩。这一认知的深层逻辑在于将数字技术作为资本增殖工具，以数字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治理效率与降低生态监管成本，试图以技术手段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使之成为延缓西方生态危机的一种修复手段，本质上是“技术万能论”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典型体现。正如加拿大学者娜奥米·克莱恩所说：“在过去的十年间，许多绿色资本主义的倡导者都试图兜售绿色科技万灵丹，或将环境影响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出去，以此来掩饰市场逻辑和生态限制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数字技术本身并不造成生态危机，而是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引发了生态危机。受资本逻辑支配，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归根到底服务于少数资本家或金融集团的利益诉求，沦为资本积累与垄断的新工具。在碳交易市场、绿色金融等生态经济领域，金融资本和大型科技公司凭借其数据垄断、算法优势控制碳交易、金融产品的定价权，将生态治理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新领域，充分印证了绿色资本主义所谓“绿色”的虚伪性与局限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为“数字生态文明”并非“数字技术”与“生态文明”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兼具治理范式革新、表现形态更新与目标愿景引领的复合型理论范畴。第一，作为治理范式的“数字生态文明”,指的是数字作为技术要素和结构性变量深度嵌入生态治理，推动生态治理方式从科层制管理向网络化、协同化治理变革，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迭代。第二，作为表现形态的“数字生态文明”,是数智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要素数字化、生态治理过程智能化与生态价值转化平台化等方面的具体呈现，展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特征。第三，作为目标愿景的“数字生态文明”,承载着对数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战略性规划，实现“绿色化”与“数字化”的双向融合，避免“技术决定论”和“价值空泛论”的思想误区。
作为技术要素与结构性变革力量的“数字”为生态治理范式革新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范式革新进一步具象化呈现生态文明建设在数智时代的表现形态，并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高水平发展。同时，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愿景又会为数字技术发展提供价值指引。对数字生态文明的任何片面理解，都将消解其概念内涵的完整性。
二、生态治理范式的数字化革新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一论断揭示出生产力变革对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基础性作用。在数智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生态治理的新型劳动资料，推动生态治理工具数字化革新，实现生态要素从宏观描述到微观解析的转变。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数字生态文明的生态治理认知从“经验决策”跃升到“智能推演”,承载着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的深刻把握，彰显出数字生态文明的价值指向。
1.生态治理深度的精确化转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那么，应如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习近平总书记将“尊重自然”放在首位，强调科学把握自然规律的重要性。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我们深化对生态系统的认知提供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数字生态文明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理念转化为可量化、可模拟的智能化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对生态系统的规律性认识主要来源于生态环境监测地的取样调查与事后反思，形成“森林涵养水源”“湿地净化水质”等定性规律的宏观描述，对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动态的、非线性的复杂联系缺乏深刻洞察与有效把握。数字技术的兴起弥补了这一认知局限，促使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从宏观描述向微观解析转变。
在数智时代，传感器网络、遥感观测等数字技术突破有限的经验总结和样本调查的局限，建立起对生态系统动态立体的观测体系，实现了对生态系统及其运行规律“庖丁解牛”式认知，为生态补偿、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等精细化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例如，遥感、大数据等技术推动林业碳汇监测从“难以核查”向“可视可查”转变。安徽省绩溪县通过遥感和三维可视化技术，对森林覆盖率、林木生长状态、碳通量等信息进行数字化分析，构建起“时空+双碳”监测与碳汇核算模式，形成了全国首例“碳汇本底计量”和“实景三维森林”两项成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2.生态治理广度的全景化关联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谋一域’居多……‘谋全局’不足”。这启示我们，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加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把握。
自然生态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有机整体，任何要素的变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传统生态治理虽然认识到生态系统是一个过程集合体，但受限于人工监测与技术滞后等因素，难以及时动态地把握生态系统各要素间广泛而复杂的联系，生态治理难题频发。
新兴数字技术打破生态要素的人为割裂，整合山、水、林、田、湖、草、沙、人等多要素，通过算法在海量数据中揭示其复杂的相关性与因果链条，形成“空天地”一体化生态系统网络，推动我国生态治理单元从条块分割的“行政区”向自然完整的“生态单元”(如流域、生态功能区)转变，为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观念提供了技术支撑，使我国对生态治理规律的把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科学高度。例如，我国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框架基本形成,这并非简单的水域地图数字化，而是为水域生态治理装上了智慧“大脑”。这不仅提高了人们对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与调配等水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知，还有助于打破传统监测的部门壁垒与数据孤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的具象化，实现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
3.生态治理决策的前瞻化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这一重要论述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生态治理决策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算大账”与“算整体账”要求突破狭隘的局部利益，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规律，确立生态治理决策的战略全局观。传统生态治理决策受技术条件所限，往往建立在有限监测点位上的现场采样与数据统计之上，或者以既往生态治理经验应对新情况。这种以经验决策为主的生态治理范式在应对局部的、常态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力，但在面对全局的、动态变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时，因缺乏对治理效果的精准预判与动态优化而具有粗放性。一方面，因无法有效形成对生态系统全要素、全过程的动态把握，导致生态环境治理与生态风险防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化的当下，传统生态治理已难以满足高质量生态治理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催生出以智能推演为主要特征的预见性认知决策，生态治理决策得以突破时空局限，实现大历史视野下的智能推演。
“算长远账”与“算综合账”不仅要求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更要求在生态治理决策中，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态效益与生态权益，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因此，生态治理决策的智能推演，绝非智能技术的机械输出，而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生态治理的不同场景与远期效益进行智能推演，使生态治理决策更加科学、精准、高效。
三、生态治理主体的系统性重塑
传统生态治理常因信息不对称、社会参与不足、协同成本高而难以释放多元主体共治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论断确立了生态治理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为破解传统生态治理主体困境提供了实践路径。数字技术的普及与深度应用，正推动生态治理主体格局发生系统性重塑。其一，拓宽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平台与渠道，降低参与门槛。其二，推动生态治理方式从“有限参与”提升到“全民行动”,为实现“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的价值承诺提供有力支撑。
1.强化党委领导，筑牢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生态治理的政治领导力量，对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与组织引领。
党委领导首先体现为对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向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委通过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等重大关系的战略统筹，以及制定专项生态文明规划、区域重大战略生态部署等，明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任务与发展方向，确保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服务于美丽中国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党委领导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科学指导，通过理论学习机制实现思想引领。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必修内容。理论学习的主题从“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到“绿色发展”“新发展理念”,再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双碳”目标，再扩展至“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实现从单一环保议题扩展至“双碳”战略、生物安全、数字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等全域的深化拓展，实现科学思想引领的纵向传导与横向覆盖，确保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共识与理论认知贯穿治理全过程。
党委将数字生态数据系统性嵌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实现党委的组织引领，推动生态考核督查工作从“结果追溯”向“过程管控”“全程监测”转变，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生态系统监测平台，构建“实时监测、风险防范、成效反馈”全过程、全链条生态数据体系，实现生态治理数据实时获取与治理效果实时研判。这一数字化生态治理转向打破了传统生态考核数据滞后、评估片面等局限，破解了“事后补救、被动应对”的滞后性难题，有效引导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政绩观，以数字化治理方式确保生态治理各项部署全程可控与落地见效。
2.政府从主导管控向资源整合转型
在传统生态治理中，政府虽明确倡导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多元参与，但在实际治理中仍常呈现“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单一管控局面，治理资源难以优化整合，对跨区域、跨部门生态环境问题无法系统治理与精准施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这一论断精准切中了由于部门分割与资源分散导致的治理碎片化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数字技术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从主体联结的数字化、协作流程的自动化两个方面为各部门、各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提供组织载体，推动政府角色从主导管控向资源整合转型，使政府能够以更开放的架构、更灵活的机制整合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资源。
在主体联结数字化方面，政府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智慧环保小程序等数字平台，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纳入同一交互网络，突破传统科层制的时空隔离与层级阻隔，实现多元主体实时连接、动态协商，降低资源整合的交流门槛与交易成本。在协作流程自动化方面，电子签章、电子合约等数字技术使生态治理中的人工协作转向电子信息化，将协作流程从按周计算压缩至按分钟计算，提升资源整合的可信度与效率。
3.企业从合规者向创新者转变
在传统生态治理中，企业环境责任长期被窄化为“节能减排”“污染预防”等底线要求。由此衍生出企业的合规型行动，即无论是改造污染处理设施，还是降低流程能耗，均以“满足排放标准，规避处罚风险”为核心诉求，缺乏主动融入生态治理体系的内生动力。更重要的是，作为控制碳排放、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转型的重要主体，企业在培育绿色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未能充分释放与激活，社会生产绿色转型仍停留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初级阶段。这一角色困境，既制约了企业高质量发展，也使生态治理缺少重要主体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论断从生产力角度阐明自然环境本身蕴藏的生态财富可以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转变为社会经济财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强调“重点是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全链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作出“培育绿色化数字化服务化融合发展新业态”的战略部署。这些重要论述，一方面意味着企业要从资源消耗型向绿色化转变，其在生态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将被进一步激活；另一方面意味着数字技术为发展企业新业态、培育绿色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推动企业在生态治理中从合规者向创新者转变。
数字技术驱动产业形态向数字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布局绿色产业发展时指出，要“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的趋势下，钢铁、石化、建材等传统高耗能行业实现工艺绿色化革新和精细化管理，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一批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数绿融合”产业正在崛起。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提高汽车电池能源利用效率，借助传感器网络、智能分析等手段提高智能驾驶技术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在减少碳排放、尾气污染等方面提供数字化、绿色化创新服务。这些兼具高科技含量与绿色效益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构成了数字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更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核心环节，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4.社会参与从有限主体向全民共治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这一论断从人民主体性高度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行动的集体性与广泛性，确立了“全民行动体系”在生态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构建生态治理全民行动体系，不仅需要从制度层面确认公民的生态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重要权利，更需要推动这些生态权利实现普遍覆盖与有效行使。
在传统生态治理中，社会组织、公众等治理主体多集中在治理末端的监督举报、宣传教育等有限角色与有限场景，缺乏制度化、常态化、多样性的参与渠道与保障机制，导致“全民行动体系”的蓝图规划与生态治理实践存在脱节，难以形成全民有效参与的治理合力与治理格局。
因互联网广泛普及与大数据深度应用形成的生态治理数字平台，消解了传统生态治理范式下公众参与生态治理面临的信息壁垒、参与渠道有限等弊端，使形式上的环境知情权与监督权等生态权利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实践的日常生态行动，实现了生态权利的数字化保障与均等触达，以数字化方式推动全民行动体系不断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开展全民绿色行动”。一方面，政府、企业等主体依托数字生态平台，以可视化数据、短视频宣传等形式，主动公开空气质量、水质情况、污染源信息、生态治理政策与实施效果等内容，大幅提升生态数据信息普及度，降低公众信息获取门槛，从数字技术层面保障公众的生态环境知情权。另一方面，政府、企业等主体通过开发多样化的生态数字参与平台，不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治理的实践路径。公众可以通过“随手拍”“线上举报”“意见征集”等数字平台功能，随时随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真正落实“全民绿色行动”,为实现全民生态权益均等触达奠定技术基础，拓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参与边界。
四、生态治理目标的普惠化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价值立场，彰显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普惠属性。传统生态治理虽然秉持生态为民的价值立场，但仍面临着生态价值核算模糊、生态福祉分配不均等困境，“生态普惠落地难”成为新时代生态治理亟待破解的难题。
“生态普惠数字化”是数智时代破解“生态普惠落地难”问题的创新路径，助力构建一个生态价值可感知、可量化，生态福祉可共享、可普惠的生态治理新范式。这一生态实践创新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简单应用，更被纳入生态可持续性的规范框架，是切实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态福祉共享为目标，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演进的生态文明建设行动。
1.数字技术赋能生态价值可量化
生态价值的精准量化与科学核算，是实现全民生态普惠化、生态福祉全民共享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生态普惠从人工核算向数字化核算跃迁，使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性特征得到有力彰显。
在传统生态治理中，生态价值因技术条件制约，常常处于“模糊核算”“难以量化”的状态，既导致生态保护者的生态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也制约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顺利转化。新一代数字技术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深度融合，正推动生态价值从“模糊核算”走向“科学量化”,为实现全民生态普惠化奠定技术基础。
以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为例。2024年2月，自然资源部制定印发《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将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视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生态治理新机遇，建成自然资源“一张网”和自然资源“一张图”,使数据采集、监测渗透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等生态系统发展全过程、全周期、全要素，构建天地空一体化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海量的生态数据收集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我国可以科学掌握包括生态系统固碳释氧、空气净化能力、林木产量等生态产品供给可量化计算与动态评估，使“无价”的生态资源转变为可测量的“有价”生态效益。在此基础上，区块链、5G等技术应用，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可追溯的信任机制，为生态权益分配提供客观依据。
2.数字技术推进生态福祉可共享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福祉全民共享是生态普惠数字化的最终价值目标，核心在于通过数字技术在地域与群体两个方面拓宽生态效益共享范围，使全体人民能够公平享有生态治理带来的有益成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
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实践“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物质变换在城乡之间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条件下，应该有必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数字技术有助于弥合因物质变换断裂而导致的城乡差距和生态鸿沟，促进城乡生态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农村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环境直接影响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城镇后花园”,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国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的落地实施，逐步解决了农村污水、垃圾治理等长期困扰村民的环境卫生问题，助力乡村生态治理。对于城市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要大力开展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城市地区通过推广新能源汽车、实施垃圾分类等措施，打造低碳宜居的城市生态空间。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均等化服务，实现生态红利在空间上的公平合理分配。
五、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潜在风险及防范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中，科学技术始终是影响这一关系变化的重要变量。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创新突破，既推动着人类主体的阶段性解放，持续拓展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改造边界，同时也可能异化为自然系统的破坏性力量，埋下生态危机的隐患。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人从“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推动人与自然关系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再到试图凌驾的跃迁。在此过程中，自然生态系统逐渐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与自然关系日益尖锐对立。
恩格斯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短视特征与反生态本质。“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界的报复并非“天灾”,而是由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而导致的“人祸”。因此，恩格斯认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此，要“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
当科学技术演进至数字技术阶段，人与自然关系便进入了新阶段。然而，这种“新”并非简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叙事，而是伴随着因数字异化而导致的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困境，集中表现为：其一，数字化“自然知识”的膨胀，易遮蔽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天然联结。其二，“算法至上”“数据崇拜”等认知误区易偏离对生态系统本质属性的科学认知。其三，“数据烟囱”“算法黑箱”风险不仅制约着生态治理效能的提高，更暴露出数字生态文明制度供给的相对滞后性，亟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导。
1.增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联结
数字技术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方式，构建起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全域实时感知网络，拓展了对生态系统的认知深度与广度，提高了生态治理效能。然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系也会在数字化认知中面临被消解的风险。
当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转化为可建模、可计算的数据信息，生态系统被资本逻辑支配时，这种数字化“自然知识”的膨胀，就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与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被一系列抽象数字所淹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绝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数字化还原，而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同时，在更广阔的视野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基本考量，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兴衰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将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提升到文明存续的战略高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生命共同体理念、文明存续视野重塑了人与自然的价值联结，为矫正数字技术带来的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敬畏不足提供了价值引领。
2.提高对生态系统本质属性的科学认知
大数据、算法模型对生态系统的数字化呈现，极大地拓展了生态治理的效率边界。但需要警惕的是，生态系统中的诸多复杂联系，如生物多样性背后的深层生态关联、生态各要素间的突变性联系，是无法完全被数字建模或精准量化的。当人们习惯于通过算法模型认识自然时，很容易陷入“算法至上”“数据崇拜”的认知陷阱，形成对生态系统本质属性的认知缺位。这种认识论层面的“本质认知空场”可能比工业文明时代“自然祛魅”的危害更加隐蔽。因为它以科学算法的外观掩盖认知片面性，容易导致认知偏差与生态治理误判。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系统思维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要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这种系统论思维超越了数字还原论、算法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警示我们认识自然不能仅停留于数据表象，为深入把握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与内在规律提供了根本遵循。
3.完善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的制度体系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生态环境治理，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因发展的不平衡催生了多重结构性风险。由于各地方、各部门之间数字技术发展不平衡，在生态治理中容易形成阻碍协同治理盲区，妨碍科学决策，以及造成敏感资源信息等重要生态数据泄露等技术安全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生态治理效能的提高，更暴露出数字生态文明制度供给的相对滞后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要加强数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适应性创新，防止由技术风险带来的生态环境安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立“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安全体系”。我们要坚持深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基础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同时，根据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已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党的领导，加快推动生态数据安全、数字生态治理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数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结 语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生态治理范式正发生系统性变革。数字生态文明作为这一变革进程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形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为数字技术的正确运用提供思想指引；同时，充分释放数字技术赋能优势，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见效，对于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5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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