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和人工智能革命形成的平台经济，正在塑造人类生产生活的新样态，并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引擎。
一般认为，平台通过构建网络效应来促进不同用户群体之间的交易、互动或交换，是一种通过提供场所撮合交易获取利益的商业模式。平台本身不是一个新事物，但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数字平台突破了传统平台面临的地域、时间、交易规模、信息沟通等方面的约束，获得了全新的规模、内涵、效率和影响力。按照平台的针对对象和使用功能为分类标准，斯尔尼塞克对平台的五分法目前被广泛运用，即：第一种是广告平台，其功能主要是对平台用户产生的数据进行提取和分析，然后提供分析结果或广告宣传等数字服务；第二种是产品平台，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将传统商品转化为数字商品和服务，在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取租金或订阅费；第三种是精益平台，平台将大量服务和职能外包，通过提供数字信息服务和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产品获利；第四种是云平台，主要提供云平台分析能力的出租服务；第五种是工业物联网，信息企业构建能够为传统制造业提供互联网的链接服务。此外，国内学者曲佳宝根据企业资本积累方式对平台进行了分类;谢富胜等结合企业收费模式和交易商品类别也对平台进行了分类。
平台企业是指以数字化平台为核心资产和商业模式的企业。截至目前，主要企业类型包括四种：第一种是交易类平台企业，主要促进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比如阿里巴巴(B2B/B2C)、京东、滴滴出行、美团、亚马逊等；第二种是创新类平台企业，主要通过构建技术底座和生态系统，提供基础技术和工具，允许第三方在其之上开发互补的产品或服务，赋能千行百业，有工业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平台、基础软件与系统平台等，比如长虹的CHiM工业互联网平台、华为的AI大模型、腾讯的AI大模型、华为的鸿蒙系统、微软的Windows、苹果的iOS系统、谷歌的Android系统等；第三种是内容/社交类平台企业，主要促进内容创作、分享和社交互动，比如微信、抖音、微博、Facebook、YouTube等；第四种是混合类平台企业，许多大型平台都在向混合型发展，比如微信既是社交平台，又集成了支付、小程序(创新平台)、电商(交易平台)等功能，京东平台已发展为物流快递服务加“京东制造”,阿里巴巴集团集合了从广告平台到云计算平台的多样化业务。
平台经济是指以平台企业为核心，基于数字技术，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所构成的新经济系统和经济形态。我国“十四五”规划将平台经济定义为：由互联网平台协调组织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
与传统经济相比，平台经济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经济特征。从积极的方面看，一是提升供需匹配效率，降低成本。算法极大地提高了供需匹配的精准度和速度，显著降低了搜索成本、信息成本和契约成本。二是激发创新与创业活力。为大量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如网店店主、外卖骑手、内容创作者)提供了低门槛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尤其是开放平台(如App Store)催生了庞大的应用开发生态。三是能优化资源配置，激活并高效利用了社会闲置资源(如空闲房间、私家车、个人时间),推动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四是创造消费者福利。为消费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选择、更低价格、更高便利性和个性化体验。五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如海尔COSMOPlat、树根互联)正在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和管理模式。从消极或者挑战视角看，一是带来新的垄断与市场权力集中。强大的网络效应容易导致“赢家通吃”的局面，形成市场垄断，压制竞争和创新，如超级平台企业对其他中小企业的恶意吞并，扼杀其他企业的创新可能。二是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亟须规制。平台企业收集大量用户数据，存在数据滥用、隐私泄露和安全风险。三是算法伦理与透明度问题。算法“黑箱”可能导致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内容推荐偏见以及对劳动者(如骑手)的不公平考核。四是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在零工经济模式下，平台从业者(如骑手、网约车司机)的劳动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突出。五是税收与监管挑战。平台的跨地域、跨领域特性对传统的基于地域的税收和行业监管体系构成了巨大挑战。此外，不同平台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以及平台企业自身社会责任缺失会导致诸多突破法律底线、侵害用户权益以及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总之，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代表性经济组织，通过构建多边市场并利用网络效应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而平台经济则是围绕这些平台形成的新经济范式，它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也带来了垄断、隐私泄露、算法“黑箱”等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平台经济的价值运行规律和剩余价值分配进行具体分析，对于推动我国平台经济的平稳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一、平台经济的价值来源
对平台经济的价值来源，可以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通过考察平台经济在生产与交换(或流通)、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中各自发挥哪些作用，窥得一个究竟。
(一)生产性平台与非生产性平台
从对实体经济的贡献来看，理论上可以将经济平台划分为“生产性平台”与“非生产性平台”,核心在于判断平台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增量),还是主要优化和重新分配已有的价值(存量),甚至可能通过垄断地位汲取超额利润(减量)。
首先，来看生产性平台。这类平台深度融入实体经济链条，通过数字化手段直接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的价值，是创造新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其核心特征包括：一是赋能实体经济。专注于服务第一、第二产业和生产者，提升其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核心能力。二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提供技术、数据、金融等服务，帮助传统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创新。三是创造增量价值。其活动直接导致新产品、新服务、新工艺的产生，扩大了经济总量。四是生成新的技术密集型经济。包括建立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硬核技术之上的经济体。生产性平台的主要类型包括前面提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B2B产业电商平台、研发与协同创新平台、数字技术赋能平台等。海尔卡奥斯COSMOPlat(赋能企业实现大规模定制)、树根互联的根云平台(提供设备连接、数据分析服务)、西门子MindSphere(工业物联网操作系统)是典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其作用是连接工业设备，优化生产流程，预测性维护，供应链协同。阿里巴巴(1688.com)、国联股份、欧冶云商(钢铁行业)是典型的B2B产业电商平台，其作用是打通产业上下游，降低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成本，提升供应链效率。软件领域的GitHub、自动驾驶领域的Apollo开放平台是典型的研发与协同创新平台，其作用是汇聚全球智力资源，共享技术工具，加速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等云计算服务商是数字技术赋能平台，其作用是为企业提供算力、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力，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和成本。生产性平台是“数实融合”的典范，代表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方向。它们能够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提升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政策鼓励和支持的重点。
其次，来看非生产性平台。这类平台活动主要集中在流通、消费、社交和娱乐领域，其核心价值在于优化交易匹配和分配效率，但本身不直接参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创造。其核心特征：一是聚焦交易与消费环节，主要服务于终端消费，优化商品、服务、信息和内容的流通与匹配。二是优化存量价值，主要通过提高信息对称性和便捷性来重新分配已有的消费和注意力，而非创造全新的物质产品。三是资本与数据密集型，其扩张高度依赖资本投入和用户数据积累，容易形成赢家通吃的垄断格局。四是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如果监管不力，容易导致资本无序扩张、数据滥用、内容生态恶化、挤压实体经济利润等问题。非生产性平台的主要类型包括：传统电商与O2O平台、社交与内容平台、零工经济平台等。 淘宝、京东、美团(到店业务)、拼多多等是传统电商与O2O平台的典型企业，其作用是高效匹配商品/服务与消费者，极大便利了生活，但其主要优化的是“交易”本身。微信、抖音、Facebook等是社交与内容平台的典型代表，其作用满足人们的社交、娱乐和信息获取需求，主要分配的是用户的“注意力”和“时间”。滴滴、美团外卖(骑手端)、Uber等是零工经济平台的典型代表，其作用是高效匹配劳动力与短期需求，提供了就业灵活性。非生产性平台的价值来源或收入模式主要包括：一是交易佣金，即从每笔成功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如美团、滴滴)。二是广告收入，即向商家收取费用，以便更精准地向用户展示广告(如谷歌、字节跳动)。三是订阅服务，即向用户或商家收取定期费用以获取高级功能或服务(如亚马逊Prime、LinkedIn Premium)。四是增值服务，提供数据分析、云计算、金融贷款等额外服务(如阿里巴巴云、蚂蚁金服)收取服务费用。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生产性平台主要服务供给端或生产者，其核心价值是创造增量价值，提升生产效率，主要通过工业互联网、物联网、AI、云计算等新质生产力，发挥赋能、创新、生产制造等经济功能。非生产性平台主要服务需求端或消费者，其核心价值是优化存量分配，提升交易效率，主要通过推荐算法、支付系统、用户界面服务，发挥匹配、流通、消费等经济功能。但对于平台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划分要辩证看待。非生产性平台极大地改善了消费体验，创造了便利，激活了闲置资源，并催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其“非生产性”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描述，而非道德批判。关键在于其发展模式，健康的非生产性平台通过技术创新真正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为卖家和消费者创造共赢，并遵守规则。异化的非生产性平台如果利用市场支配地位，通过“二选一”、大数据杀熟、高昂佣金等方式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端汲取超额利润，那么就变成了汲取性/分利性平台，会抑制整体经济的活力。尤其是许多大型平台向混合型发展。比如京东既有面向消费者的B2C业务(非生产性),也有强大的智能供应链和物流体系服务于品牌商(生产性)。美团既有连接消费者与商家的到店业务(非生产性服务),也有无人配送、餐饮SaaS系统等服务于商家的赋能业务(生产性服务)。因此，要避免把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分类绝对化。
(二)数字经济下的劳动新变化
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形式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呈现出了一系列变化。从劳动者视角看，劳动主体在数字经济下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形态。数字技术在瓦解了传统劳动形态刚性边界的同时，也催生出了新型数字化劳动模式。无论是网约车司机的运输服务，还是网络内容创作者的数字化生产，都是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劳动带来的新变化。新型数字化劳动使得劳动者得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时间与地点，展现出了资本所具有的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扩张的特性。劳动对象在数字经济下也呈现出多重转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便是用户数据作为新型劳动对象被纳入生产过程中，成为平台资本积累的重要原料。除此之外，劳动资料在数字时代也逐渐转化为信息技术和数字设备的结合，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型科技产业，都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实现了劳动资料的更新。
2000年，意大利学者蒂兹纳·特拉诺瓦首次提出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这一概念。他把互联网基础硬件设施建设、终端产品生产、网络运行维护以及用户使用社交媒体时的接收消息与内容创造等行为都称为数字劳动。后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中将相关概念进行系统整理。目前，学界将数字劳动的概念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数字劳动包括雇佣形式下的有酬数字劳动和非雇佣形式下的无酬数字劳动，而狭义数字劳动仅指以数字技术为终端的社交媒介或互联网领域内的数据信息劳动范式。
下面，我们对提供信息技术的劳动、提供数字商品的劳动、提供数字服务的劳动做一些深入分析。
首先，提供信息技术的劳动。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平台构建的劳动具有双重历史特性：它既是数字化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又是价值增殖过程的隐性前提。这一部分劳动往往包含于平台建立初期所需的软件工程师的劳动以及后期在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维护的技术劳动，主要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互联网平台的搭建提供软硬件层面的支持。从抽象角度来看，平台构建的劳动只是为后续交换提供了载体基础，也为新价值生产创造了条件。若是平台在构建完成后进行部分或整体出租以盈利，如云计算平台，那么这种劳动就直接参与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属于生产过程持续进行的必要条件，可以被称为生产劳动。
其次，提供数字服务的劳动。数字服务是以数字化手段为客户提供便利、舒适、效率提升或健康等各种形式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平台经济主要能提供的服务有二：一是为平台商户提供更高效便利的销售服务，典型代表为各种网络购物平台以及外卖平台；二是为平台客户提供各类广告信息推送，如百度浏览器平台和微信平台。这类数字服务带有典型的商业资本特征，具体表现为并未参与产品的生产，但对产业资本极度依赖。这一特点与商业资本类似，商业资本的活动依赖于生产资本的运作，它的价值实现依赖于商品的生产。与商业资本类似，参与数字服务提供的劳动在平台经济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加快已有商品的流通速度，流通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它只是加快价值的实现，因而不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获得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对产业利润的分割。马克思曾指出：“商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产业资本在商品的价格中实现的并非全部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商业资本本身没有增加这些商品哪怕一丝一毫的价值。因此，这种类型的劳动也不会产生任何新增价殖或剩余价值。
最后，直接提供数字商品的劳动。对于提供数字商品的劳动，学界讨论颇多。一部分西方学者坚持“受众商品论”,其中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尤甚。美国人蒂姆·奥莱利(Tim O`Relliy)提出，现在的互联网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2.0时代，其特征便是去中心化、开放化和扁平化。相比于网络1.0时代，2.0时代最大特点在于由传统的“一对多”的单方面传统媒体输出转向了用户深度参与，生成发布内容的“多对多”式的内容传播输出方式，也即UCG内容。社交媒体便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代表，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受众商品论”,认为媒体资本家通过使用各种媒体媒介剥削占有受众的“注意力”以从实业资本家手中分享提高资本流转速度带来的额外利润。但这种理论实际上存在较大的逻辑纰漏。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应具备“目的性”特点，而用户的自发内容生产行为(如社交互动、内容发布)并不是以生产数据要素从而实现价值增殖为直接目的。同时，受众被精确投放广告只能推动商品流动速度加快，进而实现资本流转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加速。但这一部分操作仍然属于流通领域的操作，即如哈维所说，数字平台的“空间修复”策略通过加速信息流动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但其本身不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实业资本家向媒体资本家购买广告投放服务的行为，实质是通过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实现产业资本剩余价值的加速积累，而非释放数据自身所含价值，以上两点充分说明用户自发创造数据的劳动不能称之为生产劳动，也就没有为平台生产剩余价值。现实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比如，著名社交平台Meta(Facebook)2022年广告收入占比达97.5%,数字平台利润的核心来源仍是传统产业部门的剩余价值转移。
要理清这一问题，需要明确两个基本概念：何为数字产品和数字商品。数字产品指的是未经资本化处理的原始数据信息(如用户浏览痕迹、社交互动内容),其本质是数字行为的无意识附带产品。数字商品则是指劳动主体对数字产品进行加工、整合后形成的可交换数据包。这一区分的理论依据仍然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只有以价值增殖为明确目标的劳动，才可能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价值创造体系。
基于此，就可以更好地分辨与数字商品相关的劳动的性质。用户自发创造数据或者遗留下的数据痕迹(如UCG内容),即数字产品，是数据商品生产的重要要素。但这种内容并非有意识劳动的结果，而是一种“偶然性溢出”,因而并没有产生价值。而一旦数字产品经过平台经济雇佣的工人的加工转化为数字商品后其便拥有了剩余价值。其一，从劳动的具体形式来看，“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数字劳工的脑力与体力支出，既创造了满足用户需求的具体使用价值(如数据分析、内容生产),又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形成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基础，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数字商品满足了商品的基本特征。其二，在生产关系层面，平台通过劳动契约实现了对加工过程的实质性控制。平台通过算法监控、绩效指标与数据评分体系，迫使数字劳工的活劳动持续投入价值增殖过程。数字劳工不仅在平台的严密监管下劳动，其劳动成果也被平台剥夺。而当数字商品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惊险的跳跃”时，凝结其中的剩余价值便被资本无偿占有。也就是说这种劳动生产出了剩余价值并且与资本相交换，为资本实现了价值增殖。因此，可以说生产数字商品的平台创造了新的价值。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认识：并非所有数字平台能够生产新价值或剩余价值，只有当平台涉及的数字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范畴时，如参与数字商品生产，平台才能够直接赚取剩余价值。因此，当数字平台能够直接进行剩余价值生产，提供增殖服务和数据商品时，称之为生产性平台；当数字平台主要是参与剩余价值后续的实现环节，则称之为非生产性平台。在理论上，生产性平台和非生产性平台的概念具有绝对的互斥性，但现实中存在的具体平台往往兼具生产性与非生产性。
二、非生产性数字平台如何参与剩余价值分配
生产性平台可以通过雇佣的数据工人劳动创造新价值，那非生产性平台如何得到其剩余价值呢?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非生产性平台虽没有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其价值攫取机制实现了对传统范式的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商业资本通过助力商品流通从产业资本家手中得到价值让渡，土地所有者凭借垄断性产权收取级差地租，两种价值分配形式具有清晰的边界。然而，非生产性平台通过构建多边市场架构，既能作为商业资本加速商品流通，又能作为虚拟空间垄断者收取数字地租，这种双重价值捕获机制构成了此类平台资本积累的新模态。
(一)非生产性平台是商业资本在数字时代的发展
非生产性平台赚取的利润带有极强的商业利润性质。商业资本指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资本。它是“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商业资本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自商品经济出现后便存在。近代工业革命催生的生产社会化进程，推动商业资本完成形态上的蜕变，流通过程中的资本职能获得独立形态，并通过社会分工固化为特殊资本的特有职能，商品资本遂转化为专业化的商业经营资本。商业资本服务于商品流通，是这种功能的独立与分化。独立的商业资本通过缩短流通时间、加速资本周转等机制反作用于生产领域。这种资本分工由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直接推动，并最后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非生产性平台在充分继承商业资本特点和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凭借网络信息技术重构了传统商业资本的运行范式。其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及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将所收集的信息资源不断集中整合从而构建起了点对点的精准交易网络，极大增强了自身加速资本周转速度的能力。从具体层面来看，非生产性平台对商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是多维度的。非生产性平台极大地消除了供需两端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平台基于算法驱动的智能匹配机制，将传统市场中离散的供给端信息与需求端偏好转化为明确的交互界面，显著降低市场主体的信息搜寻成本。同时，非生产性平台还建立起了成熟的信用保障机制，其作为第三方介入市场，重塑了市场交易的信任生产模式。以淘宝平台的“支付宝”系统为例，平台作为交易主导者建立起延迟支付清算与双向评价制度，将传统商业中由人格化信任主导的交易关系，转化为基于算法信用积分的制度化治理结构，有效保证了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非生产性平台还基于大数据算法搭建了动态定价模型，实现了跨时空资源配置的弹性化控制，有效优化了平台资源的流通速度。典型代表有部分电商零售平台利用相关商品实时关注数据动态调整价格。
以上机制充分表明，非生产性平台有效串联了不同时间与空间下的商品交易并极大地提升了供需匹配的效率，呈现出了商业资本的典型特质与功能，是商业资本在数字时代下的衍生。
(二)非生产性平台收取数字地租的来源与特征
资本主义地租是土地私有产权在价值分配领域的具象化表达，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其根植于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特殊自然垄断性，代表着土地所有者通过对稀缺自然要素的垄断，无偿占有直接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随着虚拟空间成为新型生产与交易场所，平台资本成为新的收租人。贾森·萨多夫斯基(Jathan Sadowski)指出：“地主通过土地所有权抽取租金，平台通过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抽取数据租金。”数字经济下的非生产性平台具有收取数字地租的充足条件。从稀缺性来看，尽管虚拟空间似乎是无限扩张的资源，但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行业往往被几个龙头企业垄断。平台经济的发展本身带有自然垄断的趋势，就如塞德里克·迪朗所说，推动垄断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垄断状况，即市场结构本身是三种要素作用的结果——网络互补性、规模经济和沉没投资”。以上特性使得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逐渐形成少数垄断龙头企业占据市场绝对主导地位。以Meta与Google为例，两者占据全球数字广告市场68%份额，其平台已成为企业触达消费者的必要通道。这种平台层面的垄断印证了马克思对地租的论断，即“它(所有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当某些生产条件被少数人独占，且其供给无法通过竞争增加时，超额利润便转化为地租。而从资本有机构成角度来看，平台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C/V)一般低于制造业等传统部门，这也为地租的产生提供了前置条件。
平台经济收取的地租也可以依照马克思的标准分为相对地租和绝对地租。首先，分析相对地租。相对地租(级差地租)的形成机制始终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差异紧密相关，如土地肥力、生产要素等条件之间的差异，导致土地实际产出存在不同，进而使得不同土地上能收取的地租存在差异。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揭示的：“它的产生是由于最好土地面积有限，是由于等量资本必须投在对等量资本提供不等量产品的不同的各级土地上。”平台之间也存在效率差异。在数字时代下，平台所拥有的用户数据来源、信息收集工具和大数据算法等都可视为平台企业所具有的无形资产，是平台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塞德里克·迪朗认为，这种无形资产恰恰形成了平台所获得的级差地租，并指出：“无形资产通常具有可扩展性，比如软件或组织经验。一旦最初的投资完成，就可以以微不足道的边际成本复制它们，因此规模收益趋向于无限……这种差异化的受益构成了理解当前竞争逻辑的特殊性的关键。”不同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存在质与量上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其效率上的差异。数字平台间的技术效率鸿沟塑造了新型级差地租的产生基础。此时，不同平台所能获得的相对收益也会出现不同。头部平台凭借其数据基础设施的先进性，能够实现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价值捕获能力。这种“虚拟土地”的生产力差异，使得占据技术高地的平台如同优质地块般持续获取超额利润，并呈现收益递增的特征。进一步地说，数字化的级差地租机制极大地影响了价值分配的结果。当平台处于技术代际更替的劣势地位时，其能为平台用户带来的额外收入呈现边际递减趋势，所能收取的租金也会相对较少，而处于行业末尾的企业则无法获得这部分地租。甚至即便是垄断平台阵营内部，由于算法迭代速度、生态体系完备性等参数差异，仍会形成类似于土地经营中“较好土地提供较多地租”的收益梯度，从而为相对地租的收取创造出充足条件。
其次，分析绝对地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揭示，绝对地租的存在基础在于特定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长期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使得该部门能够通过吸纳超额活劳动创造出高于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量，进而为土地所有者提供租金来源。互联网平台行业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在平台建设完毕进行运营后，平台主要支出在于人力支出，因此其有机构成一般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同时依附于其上的产业资本有机构成往往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数字平台经济使得产业资本能够大幅减少自己的固定资本投入，如场地租赁费用。与实体商户相比，平台上的网络商户借助平台提供的数字空间实现了经营场所的转移，并拥有了更低的资本有机构成，也为获得超额利润支付地租创造了条件。
相较于传统地租，数字新型地租也呈现出两种全新特征：第一，数字地租实现了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变。寄生于虚拟空间的数字地租突破了传统地租所受到的有限物理空间的约束，实现了增殖价值的无限掠夺。非生产性平台提供的数字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可无限复制性，这使得其再生产过程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如购物平台每天会有大量商家进驻，但平台无需为其专门提供任何额外服务，基本实现了零投入。这为非生产性平台更便捷收割商户产生的剩余价值的过程提供了基础。第二，数字地租的价值攫取机制呈现出了向生态地租形态演进的重要趋势。由于平台本身要求较高的用户黏性，因而其在扩张时必然会力图形成自有生态模式以保证用户依赖度。目前，平台的生态扩张主要通过横向业务扩张(如从核心电商延伸至金融科技、云计算服务),较为典型的案例有京东凭借着自身物流优势进入外卖市场。这一机制一方面提高了平台对客户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平台能更有效保证自身在流通领域的支配地位。
(三)非生产性平台所获取利润兼具商业利润和地租性质
非生产性平台租金体现了商业利润与资本主义地租共生的特性。从商业利润属性看，平台租金收入本质上源于对商品流通过程的垄断性介入——平台通过算法匹配、流量分配和规则制定，搭建虚拟交易空间聚合供需双方，促进产业资本加速流通循环，进而深度参与价值实现环节，其收取的佣金、服务费等可视为商业利润在数字时代的延伸。而就其地租性质而言，企业依靠技术壁垒和网络效应深度占有平台虚拟空间要素，其所得租金又可以视为对“数字空间”垄断性占有的超额收益，具有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的复合特征。这种共生逻辑叠加折射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矛盾：平台既作为流通中介参与价值分配，又通过占有垄断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形成新型地租剥削，最终在资本增殖逻辑下深化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控制。
以业务抽成为例，业务抽成是非生产性平台赚取收益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对平台经济获取收益的最直接体现。具体来看，平台抽取业务会费并不是直接一次性抽取的，而是根据平台生态发展的战略需要，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形式的抽取，这之间便存在着抽取性质的转化。
首先，考虑单个平台和单个生产商的情况。在开始阶段，平台基本上都会抽取一定的进驻平台的费用。比如，商家在进入外卖平台(如美团和饿了么)时都需要缴纳入驻费用，包括店铺租金、运营维护费、营销费和手续费等等。这是基础的抽取形式，即入会门槛费。由于此时平台并没有开始为商家服务，商家只是进入平台就需要缴纳费用，所以这种费用体现出了平台企业的数据虚拟地主的性质，收取了其他生产厂商的绝对地租。
随着业务进行，平台开始对每一次开展的业务收取佣金。较为纯粹的一种情况是，平台事先收取了入驻费用，后续只根据促成的交易对于使用者进行费用的收取，比如美团对商户收取的费用被拆分为技术服务费(佣金)和履约服务费，其中技术服务费是商家在外卖平台进行经营并达成交易时，平台基于向商家提供的信息展示、技术服务、流量支持及运营保障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即实际佣金。这部分技术服务费用完全是出于平台运用自身的大数据匹配能力进行交易促成的情况而收取的，也就是纯粹的商业利润。但很多时候，这二者之间并不会进行明显区分。部分平台为了提升自身竞争力会采取降低自身门槛收费的策略以吸引更多的商户进入，如一些平台为了形成平台商业生态，往往开始实行免费入驻，还提供各种宣传服务等，但会将这部分损失放到后续开展业务佣金进行补齐。
其次，考虑增加了商户和平台数量的情况。此时，不同平台之间存在着效率差异。级差地租由此有了形成的空间。级差地租使得商户在使用不同平台时需要缴纳的费用也产生差异，高效率的平台如前文所述会收取更多的佣金。一个典型的例子体现在我国的主要网购平台，如淘宝、京东、拼多多之间。同一件商品京东价格相对较高，即平台进行了更多的抽成，这是因为京东相较于其他两个平台能提供更好的快递服务，能保证供货商的商品可以更完美更及时地送到顾客手中。此时，供货商单位时间内能得到的收益会增加，而这一部分收益也会以抽成费用的形式让渡给平台。这也能说明更好的平台能收取更多的抽成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的平台经济中，商业利润和级差地租总是依附于绝对地租存在的。这是因为，商业利润和级差地租来自平台对交易的促进，也就是必须要依附于平台功能实现，此时就必然进入了平台垄断的虚拟空间内。有些平台为了增加吸引力会选择将这部分租金收入尽可能地降低，但此时我们只能说绝对地租为0,而不能说其不存在。
最后，现实需求催生出了多种形式的业务抽成。分档收取租金就是一种典型方式。其表明平台经济进一步衍生出了数字经济时代下马克思所说的第三类地租：垄断地租。较为典型的就有平台根据企业规模收取不同的佣金抽取比例。此时，平台由于占据了市场中垄断地位能够收取比前三者加总更多的利润。这种地租更为高级的形式是动态收取，即企业根据市场信息数据来动态调整对于商户的收取比例。如外卖平台会根据商家规模、品类、竞争程度等因素动态调整抽成比例。例如，某奶茶店在平台初期可能享受较低抽成，随着销量上升，平台将其归类为“热门品类”,抽成比例可能会提高。这是对剩余价值的精准抽取。以上组成部分构成了非生产性平台收取利润的主要构成部分。
三、非生产性平台价值占有的权力来源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非生产性平台的价值增殖逻辑呈现出与生产性平台截然不同的特点。这类平台虽未直接参与物质生产领域的新价值创造，却以重构流通领域的权力关系路径，构建起了对生产性部门创造价值的占有与共享机制。非生产性平台之所以能掌握价值再分配的权力，在于其拥有包括数据要素的用益权等多项权力，实质上控制了商品流通中的信息匹配、信用评估与交易撮合等核心职能，对生产者端和消费者端实现了双向垄断控制。
平台获取这一垄断地位的基础，在于实现了数字产品所有权和用益权的分离。数据所有权本应归属于数据生产者，但在平台经济的框架下，个体用户的这项权益实际上被平台所架空。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所有权与用益权的分离并非新现象。因为，随着分工的深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普及，财产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的分离成为现代经济的典型特征。平台经济的发展正是这一历史趋势在数字时代的延续与深化。
数据要素固有的非竞争性与可复制性特质，先为其权力结构分离预设了条件。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体的单一数据并不满足产生经济效益的数量条件，且个体对自身数据的利用依旧面临较高的成本和技术门槛。然而，当海量数据聚集于平台企业时，往往能形成强大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从而充分激发数据要素潜能。这种特性导致关于数据的相关权力天然被个体忽视，而被平台企业重视。同时，“数据可复制、可共享等非排他性特征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独占性的数据财产权会减损数据价值的发挥”。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拥有的数据所有权必然会事实让位于平台经济活动的便利性。除此之外，平台经济运行下所需数据要素的庞大基数和数据要素在流通中所具有的兼具私人、公共和平台等多重权属的特性等原因,也都使得保护数据要素的个人占有权困难重重。
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个人数据要素的所有权与用益权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运转逐渐分离。这种分离趋势为非生产性平台的发展提供了要素基础。而平台则进一步通过“数据圈地运动”将这一趋势放大。
在这种运动中，平台企业借助用户协议的合法性外衣，将用户行为、社交关系等数字痕迹转化为私有化生产资料。这种“数字圈地运动”实质是大卫·哈维所述“剥夺性积累”的当代形态——平台以技术中立性为掩护，通过用户协议和算法技术，实现了对公共数据资源的私有化占有。平台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被迫签订一系列的用户使用协议与合同，将自己生产的数据要素的使用权让渡给平台，仅仅保留形式上的数据所有权。“平台资本主义的‘微围栏’,本质是数据殖民主义的物理延伸——它不再需要圈占土地，而是通过代码和协议直接圈占用户的行为与数据”。与此同时，平台进一步构建起技术高墙，运用自身排他性权力，保证自身权力的实现。扎拉奇和斯图克在其著作《算法的陷阱》中指出：平台间尽管时常表现出一种竞合的状态，但其关系的核心仍在于竞争，彼此竞争抢夺市场，排斥竞争对手，“最重要的功能在于限制潜在竞争者……以防后者成了气候，真正成长为那些超级平台的对手”。硬件技术层面，平台企业使用专有的大数据算法对数据痕迹进行收集加工，具有极强的不可复制性和排他性，构成了难以复制的技术壁垒；在制度安排层面，平台借助用户协议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证了自身对平台内数据流动的绝对控制权。这种控制权既包含对数据采集范围的无限扩展，也体现在对数据使用方式的单方面决定。
此时，在数据要素所有权与用益权的固有分离趋势以及平台的推动作用下，平台实现了对数据要素这一核心资源的把控，同时也由此占据了对用户端和客户端的双重主导地位。这是平台实现对社会总价值再分配的重要条件。
除上述主要机制外，平台经济本身具有的两大重要特点也推动了平台垄断格局的形成。其一，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往往伴随着“双向垄断”状况的出现。对于平台的个体用户而言，平台通过行为设计与路径依赖强化，将用户锁定于自身封闭生态。扎拉克和斯图克的研究指出，超级平台提供的服务会使用户自愿放弃独立考察外部选择的机会，进而限制其接触外部选择的机会，最终逐渐将其困在超级平台构建的“生态牢笼”中。同时，由于海量个人数据已被平台获取分析，平台提供的“虚拟助手已在与用户的互动过程中成长为一个可靠的私人管家，这也在无形之中抬高了用户的转换成本”。这使得消费者对使用的平台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使用惯性，很难实现平台迁移；而对使用平台的商户而言，在投入大量经费如数据接入费、流量赎买费等成本后，转移平台的成本也会逐渐上升，形成对平台的“自愿捆绑”关系。此时双方共同寄生于平台，却又反过来构建起了平台生态，进一步加强了自身对平台的依赖，使得平台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巩固。
其次，平台经济中的竞争本身带有“赢者通吃”和“两极分化”特征，具有较强的零和博弈性质，即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其市场垄断地位之间具有极强的正向反馈。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平台企业往往会不断提升自身的算法能力和相关服务质量；而当企业得到了更多的市场份额时，其得到的更大量的数据信息要素及其规模成本效应又会反过来促进企业进行更大范围的扩张，最后导致企业不断向着垄断地位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中的平台企业也会逐渐分化，相对劣势的企业会逐渐陷入“服务质量低—使用客户减少—数据要素资源减少—服务质量更低”的恶性循环，不得不退出，这也导致市场最后必然变为寡头垄断的格局。平台提供者的减少使得平台使用者消费集缩小，不得不接受平台的不合理要求，这也进一步加固了平台的垄断地位。
非生产性平台的价值占有体系也内生性地生产出多重结构性矛盾。从平台经济内部来看，非生产性平台为了扩张市场势力并保存自己的垄断地位，会与对手展开大量无序竞争，进而打乱正常市场资源配置体系，最终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较为典型的有美团和携程的抢客大战。三亚市监管部门就曾约谈美团、携程等平台，指出其通过不合规车辆低价揽客、虚假宣传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这样的无序竞争不会为平台企业带来显著收益，却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从外部来看，这种价值占有系统势必也会加重其他社会生产部门的负担。从生产方来看，平台占有更多剩余价值会使得生产部门不得不出让部分收益作为平台租金，这会为生产部门带来更多成本负担，压缩其利润空间并使其经营更加困难。同时平台的垄断地位也会使其他企业在与平台进行合作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被迫接受更多不合理条款，如天猫超市购销合同中明显为被采购方划归了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其平台多占剩余价值造成的负担最后也会落到劳动者身上。美团的系统算法曾引起轩然大波：其将每个骑手的时间压缩到了极致，迫使骑手不得不冒着损害生命健康和违反法律规定的风险来完成配送任务。这种占有机制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
除此之外，基于长期主义视角审视，非生产性平台作为流通领域的结构性中介组织，其存续高度依赖于商品资本循环的持续扩张。目前平台经济处在发展的初期，这一新兴模式通过激活潜在消费需求实现了市场扩容，而这种消费增量又反哺于平台，为其维持和发展提供了支撑。当边际消费倾向随存量需求耗竭而递减时，平台经济也将进入成熟期。
四、结 语
当前，平台经济的全球趋势和政策导向正由鼓励平台企业从“模式创新”的“非生产性”领域向“技术创新”的“生产性”领域转型，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未来的健康发展需要在鼓励创新和规范监管之间找到平衡，引导平台企业从追求流量和规模的“野蛮生长”,转向追求技术创新、价值创造和社会责任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规制现有数据私有化垄断基础。数据要素的资本化占有是非生产性平台发展带来的必然现象，也是其发展扩张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任由目前的“数字圈地运动”肆意发展，那么必然会带来市场垄断、无序竞争等一系列问题。能否将这种数据要素占有的规模、范围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是引导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一方面，需要重新确立完善用户原始数据的公共信息资源属性，实现信息资源间的沟通共享，如强制龙头平台向中小企业开放非核心数据接口，避免单一企业借此形成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加强对平台占有数据资源的界定，区分平台核心数据资产与一般信息资源，在保障企业技术创新收益的前提下，严格限定排他性数据产权的覆盖范围，避免规制政策削弱市场竞争活力。
其次，建立完善透明的平台公开系统和监管矩阵。从平台利润获取的角度来看，由于非生产性平台占据生产端与消费端的纵向控制权及横向市场支配地位，其可以凭借这种垄断地位对其他社会生产部门征收超过其合理限度的复合租金。如目前大量平台存在抽成结构“黑箱”化，抽成比例失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社会其他生产部门所创造价值的过度占有，最终将抑制社会生产效率，降低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对此应当运用法律与行政手段强制平台披露佣金构成的技术服务成本与地租收益等部分占比，建立完善透明的平台抽成公开系统。同时，建立多主体协同的监管矩阵，整合平台自律、同业制衡与用户监督的三重合力，形成对租金提取的全过程监控。
最后，通过二次分配让平台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从社会价值分配角度出发，针对平台资本已实现的超额价值占有，通过二次分配矫正其分配扭曲。通过设立专项调节基金，从经审计确认的地租性收益中按比例提取资金，完善平台从业者的社会保险和劳动者保障制度，减少价值分配失衡带来的社会整体损失。
作者简介：林光彬，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熊佑澄，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11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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