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独特民主观的理论内涵与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思想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由于资本逻辑是西方现代化的主导逻辑，西方现代化形成的自由民主观必然是维护西方资本增殖的意识形态。这种民主观已将部分国家的政治发展推向民主衰退、治理赤字和政治极化的困境。 在世界现代化民主理论的观念史脉络中，20世纪的民主转型论学者批判西方民主化理论的“线性发展观”和“政体二元论”无法解释后发国家多样性的政治发展；后现代理论学者以后现代价值观、全球民主解构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论根基；西方左翼学者以商谈民主、协商民主弥补自由民主代表不足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些理论缺乏民主实践的现实支撑，也缺乏对西方民主资本逻辑的深刻认识，他们既无法实现对西方自由民主观的理论超越，也无法对愈发凸显的政治现代化危机提供理论指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指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民主实践的巨大变革为观念发展提供强大的现实素材，民主观念变革只能在现实的民主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本文在批判西方现代化自由民主观的本质中展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之理论内涵，指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观，这对推动世界民主观演进和人类民主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提供有益视角。 一、西方现代化自由民主观的本质西方现代化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端，其中政治民主是西方开启现代化的标志。17、18世纪，以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密尔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宣扬和论证“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民主”等观念，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观的基本内核。20世纪由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而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新的现代化政治模式，“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成为当时新的标杆。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防止社会主义民主威胁其资产阶级统治，掀起了争夺民主概念命名权的行动，经过萨托利、熊彼特、达尔、阿尔蒙德等学者的阐释，民主的人民主体被剥离，选举民主、程序民主成为民主的权威定义。 同时，西方国家引领的现代化浪潮为西方自由民主观的确立奠定了事实基础。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历史演进中的领导地位也促使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诞生。经典现代化理论立足现代工业文明阐释现代性，以理性人为逻辑起点坚持资本至上、张扬工具理性和世俗理性、主张自由主义。二战以后，西方世界以西方现代化理论检视世界民主化浪潮，他们得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经济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等结论。 于是，自由民主观的生成演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逻辑相互交织共同构成西方现代化蕴含的自由民主理论体系。第一，强调产权制度是推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民主构建必须以产权制度和市场秩序为基础才能维护个人权利。第二，以权力制衡权力、防范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危害是西方自由民主观的内核，表现为三权分立制度、多元治理机制、地区分权制度等。第三，构建“西方中心”的自由民主历史叙事，指出正是由于西方人拥有古希腊和罗马的民主传统、具有代议民主和共和制度的先期实验才能够比其他文明先开启民主化浪潮。第四，形成民主制度建构和线性发展的知识体系，确立西方自由民主的典范地位。 然而，西方现代化所蕴含的自由民主观掩盖了其资本逻辑下虚伪民主的本质属性。 第一，产权制度的神话颠倒了资本与民主的关系，将民主框限于为市场经济服务。诺斯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后建立的产权制度、司法体系、宪政民主为英国第一次工业化创造了安全稳定的投资环境，促使英国成为强国。然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用静止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解释动态的制度变迁是“方枘圆凿的荒谬结合”,而他们所推崇的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则是保护商业资本家、股票投机商和大制造商的资产阶级的产物。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资本的逻辑是通过不断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增殖。一方面，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维护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分配体系，从而解放了封建等级制压迫下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产权制度作为资本的工具也成为了压制现代社会独立个体的枷锁。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资产的工人丧失了以自己独立意志安排和实现自己生活方式的凭借，所剩的“自由”也被资本经营者所支配与强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不过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生发出来的特定形式上的规定性。这些思想及民主制度将资本的关系需求界定为人与人的交换过程，民主制度也被理解为个体与国家权利的交换过程。这使得资本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逻辑被遮蔽，维护市场经济成为政治现代化应有之义，资本主义代议民主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国家政权的一部分。 第二，选举至上的政治运行逻辑遮蔽西方现代化精英民主的本质，将民主限定为投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代议民主、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共同构成西方政治制度运行支柱。20世纪中期起，熊彼特的“竞争式选举”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式”自由民主观成为西方现代化民主观的代名词。熊彼特否定了古典民主理论的“人民意志”思想;他也否定了人民参政思想，认为个体是非理性的、容易被诱导的、没有责任感。全面消解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础后，他界定民主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制度安排，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治家的统治。这一概念简单有效地使人们以为民主只是自由投票的竞争体制。比利时政治学家达维德·范雷布鲁克(David Van Reybrouck)认为当前西方社会身患“民主疲劳综合症”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全都成了“选举原教旨主义者”,人们盲目地认为投票箱是人民主权的根基。这种选举至上的信念不仅无助于达成政策共识，反而容易消解人民的参与效能感、降低公民协商技能、忽视实质民主价值。更重要的是，选举成了一种民主仪式，人民忽视了选举的结果取决于精英间的博弈游戏。 第三，自由民主的历史神话为全球资本扩张奠定合法性基础，将“民主输出”包装为“拯救世界”的道义使命。民主并非西方国家的独有制度，民主是人类文明肇始之初即有的原始机制，这在各民族的神话故事和史诗中都能找寻根基。但是，西方现代化理论者将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英国的宪政民主、美国的竞争民主作为人类民主史的正统。于是，西方“地域性”的自由民主成为了世界“普遍性”政治价值，这种西方自由民主优越论为西方现代化国家对外扩张打开了道义的窗口。早在1846—1848年美墨战争时期，美国民主党就开始宣传战争的胜利是“民主”的光荣；一战时期，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建立民主国家同盟来保障和平；此后，几乎每届美国总统都将“输出民主”作为重要的外交政策。戴维·哈维指出，“19世纪末期以降，美国逐渐学会了把自身的价值进行无空间差别的普遍化，并在此面具下遮掩领土获得和领土占领的明确意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都会面临资本剩余和劳动剩余的并行危机，扩大领土是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这一危机的主要路径。宣扬自由民主的优越性、支持各种亲美势力、控制文化传播、进行经济援助等手段都是西方国家让后发国家“心甘情愿”成为其全球资本掠夺环节的一部分。 第四，自由民主的元叙事垄断世界民主认知框架，将西式民主塑造为“历史终结”。在西方现代化学者和自由主义民主学者共谋下，建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成为政治现代化评判标准之一。西方理性主义和线性历史决定论是西方自由民主一元论的深层根源。西方理性主义本质上体现为自我中心主义、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与此相对应，制度理性建构论认为，制度是人为理性设计的结果，决策者能够选择达致目标的最优的制度。这种理性主义反映在民主制度变革中会进一步强化西方先发制度优势，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制度干涉的“道德正当性”根据。同时，线性历史决定论坚持时间次序的连续性，否定历史的空间构成及其展开的多元差异化过程,强调历史的机械性、目的性。于是，西方自由民主被看成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是其他国家和民主发展的最终目的，这种话语逐渐成为“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实质上，福山关于“历史终结论”的推理犯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判的将历史过程视为脱离人而运转的外在过程的错误；也犯了费尔巴哈、施蒂纳等抽象人本主义者将抽象的“人”视为历史的创造者的错误。福山以“主奴辩证法”和“为承认而斗争”论证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性，这种抽象推理及其结论不能成为整个民主历史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独特民主观的理论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这种区别并非是概念上“中国”与“西方”的特殊性对立，而是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逻辑彻底批判基础上，立足于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价值理念上。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孕育的思想结晶。这一独特民主观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坚持人民至上的民主价值观。民主观指人们对于民主价值、民主主体、民主本质、民主制度、民主过程、民主评价等民主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民主价值观是民主观的核心，它决定民主观的根本指向，体现民主“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个人主体性的唤醒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目标之一。西方现代化虽然具有现代化发展的先发优势，但其资本逻辑限制了其发展限度，没有将人的价值的实现作为根本目的，其自由民主观也成为规训大众、控制思想的工具。 不同于西方国家将人民局限于抽象整体状态，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始终是真实的政治主体，是“国家性质、政治方向、政策过程的根本决定力量”。这是由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差异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能够真实实现人民经济平等并巩固政治平等；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共同享有的民主，社会成员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而且要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民主是以最终实现劳动解放为根本目标的民主，于是更注重现实的人在社会中通过共同参与实现个体解放与社会发展。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引导人民取得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要旨，是人民至上民主价值观的实践要求。具体来说，人民立场是人民至上民主观的出发点，实现人民幸福是人民至上的民生指向，“人民就是江山”是人民至上民主观的生动体现。当人民成为现代化政治的核心，就从源头上消解了西方现代化民主的困境。西方现代化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基础捆绑上层建筑、以自由之名侵蚀现代化平等价值的问题”,对民主的限制、对人民的恐惧、对资本的依赖皆源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把人民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所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资本民主、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意义。 2.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观。制度现代化也是现代化系统中的核心构件，是推动一个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规则载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信奉“以权力制约权力”,他们构建选举制度，以选票数量制约专权；他们设计政党制度，以党争制约政党独大；他们实施分权制度，以权力制衡分化权力集中。这一套民主制度观抽离了民主中人民实质参与的部分，反而加剧政治否决、降低国家治理效能，成为制度现代化的绊脚石。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初期，中国共产党分别提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探索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参议会制度和引入“三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正式写入宪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民主实践最集中的观念体现。进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从民主制度实践的认识和发展脉络中，能清晰看到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始终嵌入制度构建中。 在制度功能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价值指向、组织机制和发展战略方面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人民通过代表大会行使的国家权力是统一的，而不是被分割为相互独立的三种权力，人民的意志能够得到最直接、完整、真实的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突破了旧式政党制度传统框架，创造了“领导—合作”与“执政—参政”相结合的复合模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治、广大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支援帮扶经济发展等方式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有机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基层党组织嵌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通过创新基层民主决策组织机制、健全民主议事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运行机制，让基层民众对身边的事务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总之，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之上的民主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具体的现实的个人纳入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中，使抽象的人民主权、多样的人民利益、多元的人民主张都以“作主”这一主体形式变成了现实。 3.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过程观。人民通过民主形式来表达和实现自己利益是民主实践的重要构成。这在西方现代化民主观中往往被称为政治参与，包括选举、投票、游行、罢工、游说等，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论者认为他们比后发国家民主先进的地方。然而这些政治参与的方式仅仅停留于表达意见和政治沟通环节，在当代政治运行中还处于政治输入阶段，而重要的政治决策、政治执行、政治监督等部分则少涉及。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建立并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人民民主实现方式的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是全链条的民主，因为“五个民主”互动贯通、环环相扣，覆盖整个政治系统。之所以是全方位的民主，因为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嵌入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等现代化各方面。之所以是全覆盖，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领导各级政府和组织以信息沟通、咨询听证、协商审议等方式有效回应和吸纳人民需求，并在各级民主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民主决策(立法、战略规划、财政预算、工作报告)、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政协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中汇集人民利益，有利于实现人民意志与执政党宗旨属性高度契合。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过程观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实施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够确保十四亿多人口不同的个体利益得以表达与整合，在解决超大规模民生需求和区域发展差异等问题中实现个体利益与国家整体发展相统一。 4.坚持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评价观。长期以来民主评价权都被西方知识界所掌控，这些西方民主评价指标以是否有竞争性选举作为评判标准，忽视“主观标准”。然而，评价指标上的民主“优等生”很多时候却成为政治实践中的“差生”,陷入治理赤字、政治衰退中。显然，西方现代化形成的民主评价观既不能真实反映世界民主发展状况，也无益于引导实质民主的达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民主由谁评判、怎么评判等重大问题时强调：“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②②中国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民主价值诉求。在争取民族独立时期，建立人民共和国、获得独立平等的公民身份就是重要的民主目标；在现代化建设初期，解决温饱脱贫致富是民主的核心内容；在现代化不断深入进程中，充分保障人民全过程的参与主体性、使人民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民生保障中增强人民主体幸福都是民主纵深发展的新要求。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形成的是实事求是的复合民主观，既包括社会平等、治理绩效等实质诉求，也包括政治权利、竞争性选举等程序诉求。因此，民主评价是历史性需求和主观性感受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民主评价标准，即“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④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规律对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民主的科学回答。 三、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独特民主观对西方自由民主观的超越是否只有西方自由民主一条通向政治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是否只有精英创制的民主制度才能推动现代化发展、是否在多民族国家难以实现政治经济与民族融合的多向共进，这些问题是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也是限制后发国家自主探索民主道路的桎梏。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功实践和显著成就，打破了世界对西方自由民主观的迷信，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和信心。 1.坚持唯物史观，打破西方民主一元论，开拓了民主发展的自主性和多样性。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秉持“现代化=西方化”的观点，认为现代化进程分为现代性的挑战、领导阶层权力的巩固、经济与社会的转变、社会整合四个阶段。西方政治理论将这种线性发展简单化为“民主=选举政治+投票⇒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他们认为这是可移植、可模仿的政治制度模式。但是，现实却是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与第三世界复杂的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西方自由民主观单一的评价标准无益于推动后发国家实现政治整合、政治稳定和民主建构。这种西方民主一元论导致政治现代化长期陷于研究自由民主的条件、设计自由民主制度、防止自由民主制度崩溃的理论误区。这恰恰是西方民主谬误所在，西方学者往往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出发，以一种人性逻辑演绎的方式抽象出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又用人类行为的有限性将当代民主局限为投票规则中，并以经验主义的现实逻辑赋予这一理论以科学性。 民主观的问题首先是历史观问题，即民主观念、民主制度是如何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是“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一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交往关系是整个历史的结构性基础，全部社会结构制约意识结构的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客观实践决定观念。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论述，邓小平关于“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的分析，以及新时代协商民主理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创新都体现了民主理论与当时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民主观在理论上超越“东方从属于西方”现代化框架，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民主一元论的观念体系，并具有普遍性价值。首先，“自主性发展”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这一独特民主观形成的历史和现实情境。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观必须从我国现代化经济政治现实条件出发，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必须充分体现“两个结合”,才能保证民主观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时代化本土化，如“民主集中制”“有事好商量”即是典型代表。其次，“多样性发展”意义。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同一性标准的普遍文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进行大量研究后指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人类发展可以实现从单线一元进化模式向复线多元进化模式转变。而且，马克思认为，在道路发展模式的问题上，对任何民族国家而言，不存在基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而形成的“超历史”认知⑧⑧,各国能够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观揭示民主发展道路的历史性、具体性、阶段性和差异性。因此，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后发国家完全可以结合本国国情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开创自身民主发展模式。 2.坚持群众史观，解构西方民主的精英创制论，拓展了人民民主推进全面现代化的新道路。当西式民主被包装为普世价值，西方现代化中的民主观也完成了以民主掩盖其资本主义自由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工程。资产阶级思想家通过围绕“抽象的人”构建起“世俗形象”,通过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价值完成了对商品掩盖下不公平不合理生产方式的美化、抽象化和绝对化。西方自由民主观就是这类价值在20世纪新的替代物，“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西方自由民主理论者一方面宣扬自由民主无所不能，夸大自由民主对现代化的“魔弹”作用；另一方面又极力论证人民参与政治的非理性和低效率，污名人民民主，将民主框限于有限的消极行动中。这一系列控制民主知识、替换民主概念、掩饰资本民主本质的操作造成民主观的异化，即民主观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掌控的话语，民主观的主体不创造民主观，反而被不断告诫只能选举有领导能力的代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造成政治现代化僵化、金钱化、寡头化。而且，西方现代化理论者推崇精英重塑后发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关键时刻，这直接误导一些后发国家走向精英崇拜、否定人民民主的道路。亨廷顿认为在自由民主制度变革中改革派、保守派、温和派的互动最为重要;韦伯等学者认为民主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精英统治现象。他们认为，新加坡、日本等东亚国家之所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典范，是因为这些国家要么建立的是精英政党制度，要么仿效西方建立精英选举制度。 人民才是观念的创造者和践行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在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中不是自我主体，而是客观主体”。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观是中国人民作为主体力量学习借鉴外来民主理论，结合本国民主情境与民本文化反复实践创造的结果。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进一步指出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引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让无产阶级转换成民主的主体，这些观念为亟需探寻中国救亡图存和反对多重压迫的新青年、劳工大众提供了新方向。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建立和调整参议会制度，体现了当时全民族抗战形势下所必须的阶级联合特性。如1939年创立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从法律文本上打破了国民党规定其为咨询性质的框框；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展开后，参议会权力扩大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制约。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丰富的民主实践基础上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上海市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完成法律草案的意见征询工作;浙江省实现了市县乡民生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全覆盖，让最终受益者有了话语权，变事后监督为全程跟踪。只有从人民需要中生成的民主观才能发挥其调动人民投身现代化实践的强大力量。正如毛泽东强调“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观将人民置于民主的核心，就从经济结构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塑造真实平等的民主关系；在意识形态上解放物的奴役逻辑，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政治文化上破除精英迷信，塑造人民创造民主观念的政治自信。 3.坚持“两个结合”,破解现代化悖论，创造了多民族国家实现民主治理与民族团结有机统一的新模式。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往往面临着认同危机、参与危机、分配危机等多重危机。亨廷顿指出，后发国家现代化具有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长期稳定的内在张力。这被称为“亨廷顿悖论”。这一现代化“悖论”强化了西方中心论和西方制度优越论，西方现代化学者指出后发国家只有走西方自由民主道路才能达到善政良治。然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无助于后发国家政治整合，反而加剧了种族分裂、政治极化、国家脆弱。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在现代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观念激烈冲击，传统社会的政治身份被瓦解，地区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阶级认同更容易被识别和接受。西方选举制度通过激发选民的区域性或身份性偏好，在政党认同的同时激化政治冲突。其二，民主发展的前提是国家建构，后发国家往往亟需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以达到民族独立的目标，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中的“分区制度、民族联邦主义、族群的权力分享、给予集体权利等，都会不必要地固化族群间的相互排斥和敌意性民族认同”,并不利于国家重建后的国家认同。其三，选举中的政治承诺必然使政治分配优先服务于资产阶级及其同盟，从而导致民生政策的持续不平等，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和政治对抗，这在最近的东欧和拉美国家尤其明显。因此，“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容易引发剧烈的政治冲突，而过于剧烈的政治冲突则会影响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甚至引发民主政体的崩溃”。 针对现代化发展中政治秩序和社会活力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国家建构、民主治理、民族融合相互促进实现政治整合、凝聚人心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建立单一而不可分的民主共和国才能实现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而且要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推行民族平等、坚持国家独立才能够实现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构建与民族平等、民主发展与民族融合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大一统”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这限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起点和内部环境，“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创造一种政治大一统的新形态，它必须能够同现代国家融合在一起，并且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支撑”。因此，中国政治发展内蕴的统一性要求建立具有向心力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推动我国“人民民主”与“民族建设”互动共进，包括践行“党员无民族与国界之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内各民族的”“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深化民族共识和共同繁荣。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包含了“各民族融为一体”的“统一”情怀、天下为公的世界视野、集思广益的协商传统、求同存异的包容立场。在战略上，这一民主观表现为：完善大统战格局，有效解决政治吸纳难题，激发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命运交融意识；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相统一，以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增强不同群体的向心力和团结力。 中国共产党将民主与统战、人民民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机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民族观同中国多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其对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政治秩序和社会发展平衡统一的创造性探索。这对其他国家摆脱西方现代化理论偏见，应对世界民族分离主义挑战、重塑民主信任、探索向心型民主体制都具有重要价值。 四、结 论纵观世界现代化变迁历程，民主观念对祛除蒙昧、民族独立、国家建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方政治学者鲜少集中分析何种民主观更利于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是否蕴育不同的民主观等问题，因为，在绝大部分西方学者看来，西方自由民主是现代化的最佳民主观念。这种民主理论臆断实质上是为西方国家谋求后发国家资源与市场提供合法性支持，是资本至上逻辑的政治价值表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坚持“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这就在现代化历史发展规律的基位上超越了以经济逻辑和“精神”逻辑为根本的西方自由民主观。 那么，为何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要强调独特二字，这是否会走向“例外论”或“特殊论”,缺乏通向世界现代化普遍理论的共通性呢?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强调独特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与已有的民主观具有质性差异，是社会主义“人民”主体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体的根本区别；二是为了凸显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观在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作用机理上与其他民主观具有系统性差异，在与其他民主观的比较优势中确立自我认同。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让中国式民主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中确立了“文化自我”的地位，构建起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民主范式。 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部分，人类民主事业和观念的普遍性理解只有对各个国家、民族和文明的民主观念进行思想性把握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并不是要摧毁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而是在“占有”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成果”后保存人类已经创造的文明成果而以社会主义替代。那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观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形态，是已经超越资本主义以物为中心的民主形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广泛、深刻、真实，也就具有了民主真正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观具有的普遍性是通过实践创造和生成的，是中华民族在学习借鉴人类民主发展历程有益成果基础上形成的，于是这种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也不是孤立的普遍性，是能够回应人类当前普遍危机、具有实践意义的普遍性。“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正因为此，这一独特民主观对21世纪发展中国家独立探索民主之路、解决多重治理之困具有普遍性的典范作用。 作者简介：王菁，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1731)。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11期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