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我实力悬殊这个最大实际，红军不得不频繁在山地夜路行军与国民党军周旋。山地夜路行军中要想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技术的运用就变得尤为重要。有关红军山地夜路行军技术，目前尚未有翔实细致的学术探究。红军是如何在山地夜路中快速行军的，其强大的行军能力又是如何炼就的？本文拟依据相关史料，围绕这些问题重点从技术层面进行分析。
一、山地行军的技术
从历史背景看，红军山地行军作战，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有关，特别是和毛泽东提出的“上山”的战略转变密切相关。“上山”是因为“下面住不得”，革命大旗不准“在城里插”，只能到“山顶上去插”。上山之后，如何面对敌人的“围剿”，如何在山地之间灵活行军、掌握战争主动权就是至关重要的具体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中，从行军技术上看，红军必须“要千锤百炼，要能走路”。
（一）山地行军的战术训练
要想在山地快速行军，战术训练必不可少。红军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实训演练中除掉“那些摆架子的于作战无大关系的繁冗虚文”，注重“振作精神之制式教练”。爬山训练是红军山地行军的主要训练科目。中共自“上山”以后，与山为伍是基本的战争生活状态。红军为克敌制胜，较为注重爬山训练。爬山不仅健身，而且提高战斗力，是行军打仗的必备技能。因此，红军经常爬山练速度、练耐力，通过跑步、爬山、跳越障碍等训练提高战斗技能。
爬山训练之外，红军还特别注重体力训练，强调只有“强健的体力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作几场恶战”。基于此，红军司令部将“锻炼身体增进体力”作为“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要求每一个月至两个月“召集一次各纵队及军直属队的体力比赛”，将其看作“增进红军战斗力的唯一要件”。于是，红军各部队积极组织开展各种体育锻炼和竞赛活动，在跳远、跳高、赛跑、翻墙、爬绳等方面积极组织训练和竞赛活动。由于许多红军战士动作迅速敏捷，还获得“人猿”的诨名。同时，红军还在各种重大节日期间举办规模不等的运动会，提高体育锻炼的竞技性，通过展示比拼越野能力和行军技术增强部队对山地行军能力的重视，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锤炼团结协作的军事品质。经过体育锻炼和长期军事实践，红军山地行军能力得到迅速提升，成为与敌军灵活周旋的重要战术资本。
（二）山地行军中的技术要诀
红军在山地行军作战，要求指战员具备军事地理知识。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专门针对红军指战员举办军事地理和地形培训班，开设军事地理、地形学、工程技术等课程。为了全面学习军事地理和了解作战区域所特有的地形，培训班的“全部作业都要在现阶段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那些省份的地图上进行”。
红军在山地行军，熟悉地形环境是基础条件。山地行军不比平原，迷路或走错路是常态。破解这一问题，红军有其天然优势。红军大多是农民出身，且多为本地籍。在红一方面军中，“当地人的百分率还更高，平均占总数的3/4”。在错综复杂的崎岖山地行军，“对于这些土生土长的红军将士而言则是如虎添翼”。当红军流动进入陌生环境作战，又会在当地扩红补充兵源。长征时期红军进入藏区，就专门成立藏民独立师，“独立师战士多系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
不过，如果进入陌生地域，向导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红二、六军团到达山高谷深、道路窄小的贵州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地形不熟悉”，“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因此红军在山地行军，常找当地群众作向导。关于如何选择能够胜任的向导，红军也有明确规定。一般要求年轻力壮，能跑平路能爬山，更重要的是“路线熟悉，前进后退、左右两翼的路途都很清楚”。红军要求对待向导要热情，要“从物质生活上优待他，从政治上宣传他，使他安心而忠实地引路”。
在南方的地形中，山地与河流时常相伴而生，因此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山地行军中必然遇到的问题。红军早期所在的南方地域，本身就水系发达。仅在赣南众多山脉及其余脉之间，就密布着千余条支流，以辐射状向中心汇集，形成上犹江、章水、梅江、琴江、湘江、濂江、锦江、平江、桃江9条大支流。福建闽西水系更是以格状为特征，居华东河网密度之冠。长征时期，据不完全统计，红军渡过的主要大江大河有24条，其中包括乌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等著名河流。如何渡河成为红军行军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就渡河技术来讲，由于缺少架设军用桥梁的技术装备，红军的架桥工作多依传统方法。一般是将几股铁丝拧成铁索，然后将铁索两端分别固定在江两岸，于铁索之上横铺木板成一简易浮桥。架桥材料也以简便实用为主。如1934年11月下旬，红九军团第22师工兵连奉命在广西界首附近的湘江上架桥，在时间紧迫难以搜集架桥材料的条件下，工兵战士肩扛门板、竹筏，搭起一座简易桥，保障了红军突破湘江。1935年1月3日至6日，中革军委工兵营渡河连、干部团工兵连、红2师工兵连在江界河用黄竹和山木架设了长300米宽5米的浮桥，保障军委纵队跨过乌江，直下遵义。红军强渡乌江时，也是就地取材，将乌江岸边之竹木扎成竹筏，以粗绳将筏系于岸上树干、木桩或岩石上，造成简易浮桥便利红军通过。
通讯联络是“军中的耳目，于战斗胜败上，关系很重”，在山地行军中更是如此。红军初创时期就特别重视通讯联络以利山地行军，要求战士会摸敌哨、看目标，在地形复杂、接近敌人的岔路口“要派人站哨”，换哨时“要交代敌人的动向”。旗语、司号与列队传令是红军山地行军常用的联络手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在瑞金建立红军通信学校，设置司号、电话、旗语、无线电等8个大队，其中学习司号的六七百人，学习旗语的100多人，学习无线电的每期几十人。旗语是红军以不同式样的旗子及动作在山中高点挥舞指挥传递信号的手段。司号因不受山中地形及天气影响，且可在隐蔽地点发送号音，因而在山地行军中经常使用。红军各连队都有司号员，他们利用铜号的不同音节变换吹奏，传递“前进”“撤退”“休息”等指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专门出版《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红军哨音、灯号、旗语通讯》等材料，在实际行军作战中加以运用。列队传令是红军在行军时通过战士前后相传较短口令的方式，把行动意图迅速下达到每个战士。
（三）山地行军的技术特点
山地行军重在诡秘，行动飘忽敏捷、出没无常是基本要求。故而装备必须简单，不能超过规定数目。红军指战员要提前知晓行军方向、道路、目的地等情况，行军途中要严守军纪，旨在迅敏快捷地在山地行军，以快速、果断的作风实现出奇制胜的目的。这种行军风格，从红军初创时期即在运用。比如红军初期在山地行军中经常出现的“打圈”一词，就是带着敌人兜圈子，等待敌人疲劳时，迅疾予以打击。在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同样利用这一战术，以极高的山地行军本领，将“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术方针贯彻到军事训练和具体作战中。
山地行军如何选择路线，是关乎行军作战能否取胜的关键。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中，均以迂回路线或“打圈”战术，绕过敌军锋芒，甚至不惜千里转战与敌周旋。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时期的一段时间内，红军一度采用直线行军方式，“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是在李德、博古错误军事指导方针下的错误战术，导致红军丧失了灵活机动的优势，接连失败。反倒是敌军在第五次“围剿”中吸取之前的教训，采用“曲线法”行军作战，从而使红军无法预测其行军路线。国民党军实施此新的战法，红军遂“于运动战无机可觅”，成为反“围剿”在战术上的重大教训。
遵义会议后，红军实行更为机动的行军方式，大部分时间皆处于高速流动状态，大胆迂回穿插。如此行军路线，“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一战术和行军技术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得到集中运用和体现，把红军灵活机动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红军执行此战术需要克服很多困难。由于云贵地区山高林密、河流众多，山地之间城镇人烟稀少，红军长时间高速行军，补给困难，经常陷入粮食缺乏的境地，“战士们吃不饱，经常饿着肚子”，但仍“每天要行军，至少行军八十里”。为了战胜敌人，红军以坚强的意志和过硬的军事素养克服了这些困难，成功实现了战略转移，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尽管当时李德等人曾批评四渡赤水是“一个月疲惫不堪和毫无益处的徘徊”，但事实证明，迂回穿插、灵活机动的行军方式是最适合红军的战术。
二、夜路行军的技术
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红军既要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正面作战而采取山地行军的战术，又要充分发挥夜间行军和作战的优势，出其不意地袭扰和打击敌人。借助夜色的掩护，红军能够隐藏行踪，躲避敌人的侦察。在长征时期，红军往往因“敌机过多，白天很难行军”。在此情形之下，红军为了“隐蔽行动企图和目标，防止敌机侦察和轰炸，采用白天休息、夜间行军的办法移动”。夜路行军便成为红军隐蔽自己、打击敌人的重要方式。
（一）夜路行军的战术训练
1928 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创建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时，就特别强调要“加强夜间训练”，学会“走夜路”的本领。长期从事红军军事教学工作的刘伯承也反复强调：“夜间运动是我们部队良好的习惯，敌人所怕的事”。红军要“一面准备刺刀熟练刺杀，一面加紧夜间的前进队形、冲击队形、标定方向、通信联络、侦察警戒乃至守备阵地的训练”。
红军夜间行军的技战术训练有着鲜明的实用指向。徐向前就曾指出：夜行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于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运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以少胜多之效”。正是由于夜行军能有效削弱敌人在装备、兵力等方面的优势，因此成为红军军事训练的关键科目。
红军夜行夜战训练从基础入手，包括夜间紧急集合、短时间内迅速着装备战等。夜行夜战尤其注重视力和听力，因此红军日常训练中注重训练包括如何迅速判断敌军方位、如何在暗夜混乱局面中准确识别敌我、如何在夜行军中顺利通过障碍迅捷地到达目的地等技能。为了加强夜行视力，红军在具体训练过程中，经常模拟夜间行军作战场景，到夜间后就按照实战要求实施行动。夜间军事技术训练也是重要一环，具体包括夜间射击、投弹、劈刺等，都要在具体训练中不断提升加强。同时，在夜行夜战中展开进攻、防守、夜袭夜摸等实际战术，也是红军日常训练的重要内容。
在夜行军实战训练中，红军指战员也要全副装备在指定地点训练，尤其是训练夜间肃静行动的本领。在具体训练过程中，通过变换姿势频繁猛跳，锻炼肃静无声的能力。在训练中如果发出动静响声，就要重新着装继续演练，直至迅猛跳动也听不到丝毫声响为止。经过持续不断的训练，红军夜行夜战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红265团夜行军时，犹如“狸猫夜行”无声无息，路过村庄“能使鸡犬不惊不叫，战斗中能在敌阵中穿行自如而不被发现”，而且“遇到严重混战情况能保持指挥建制和通讯联络”，由此获得“夜老虎”的称号。
（二）夜路行军的技术要诀
红军夜间行军，一般以号声或哨音传递信息。山区竹林茂密，红军经常就地取材，利用竹子制造一种“竹筒讯号”。即取竹子一节，用刀把一头切开，然后在中间插上一根燃着的粗香释放信号。夜间为辨认对方来人，红军就利用竹子制作一种联络哨。这种竹哨尖细刺耳，即便炮火震天也能听到。由于长期夜行军，红军对火把的制作也非常精熟。有的是把竹筒钻空后灌入洋油，有的直接利用山间松枝松香点燃照明，有的直接找较细的干竹，将其捆起来点烧，这样的火把不仅亮度大而且也耐烧。火把虽可照明夜行，但夜行军时火把也容易暴露自己。因此，红军对夜间行军时火把的数目有明确规定。比如，长征出发前中央军委就明令红军夜行军时，每一伙食单位准点三把，伕子六担一把。如遇有敌情的夜行军，或部队进入平原、临近白区进入作战状态，便不可再举火把。当实施对空隐蔽时，一切会暴露目标的物品均需隐藏，特别是易辨认的白色物体。红军夜间行军时，所有战斗部队所穿的红色或白色衣帽等一律染成灰色或绿色，乃至“白马应一律涂染成黑或绿色”。在第三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在夜行军中就“对一切能发声、发光的物品都进行了无声无光处理，连白马都涂成了黑的”。为了不泄露消息，“行军中遇到岔路，一律不设路标，由标兵代替”。无敌情的夜行军，在无火把照明的情况下，因色白易见，色黑或色暗则难以辨清，于是白色物体便会成为红军的“指路明灯”。红军行军时，每人发一条白毛巾，把白色毛巾搭在肩头或系在胳膊上，后面的人就可盯着前面的白点，于黑暗中摸索前进。红九军团的赵镕在日记中记载了四渡赤水时夜行军中的一幕：“彻夜阴雨连绵，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给我们行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只好用白毛巾围在脖子上，后面的人看着前面白影子跟进。”
（三）夜路行军的技术特点
隐蔽绝密是夜路行军的最大特点。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之时，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部队，尚在福建的红军决定避其主力，绕道千里由闽西转回赣南集结兵力寻机作战。红军回师途中遭遇国民党部队，红三军团为偷越陈诚、韩德勤及罗卓英部之间20里宽的间隙，决定于夜间行动。此次夜行军任务，可谓是“刀尖上的舞蹈”。为保证计划万无一失，不被敌军发现，红军于出发前规定了严格的夜行军条例。要求夜行军时，“随身携带一切反光的东西，如炊事所用之铁桶、菜盆等皆用深色的布或纸包好；对个人所携带之枪枝、弹药、水壶、粮袋等器物进行不厌其烦的检查和演练，保证在夜行过程中不发出声响”。执行任务当晚，“没有月光，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谁也不说话，不咳嗽，只有急促轻微的脚步声沙沙作响。每当过桥越沟或通过其它障碍时，班、排长便自动停下来，站在一旁招呼、搀扶，等大家通过后再随队伍前进”。部队于当晚10点出发，经过4个多小时快速、静肃的夜间急行军，于次晨2点顺利通过国民党军封锁的狭窄山地，竟未被发现。
灵敏的战术反应能力是夜路行军的必备素质。夜间行军，遇到预料之外的突发情况和敌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1935年9月，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地界，左路军行至公益铺及其周边扎营休整。颇为惊险的是，夜里10时忽然发现驻地15里处有大批敌人出现。部队遂决定趁夜行军摆脱敌人，行军过程中“禁止点马灯、火把，不准吹号、抽烟，不准呼叫和咳嗽”，最后于无声中避开了敌人。
正是因为夜行具有诸多优势，所以红军往往在重大行动中实施夜间行军。比如，红军开始长征时中央军委便明确指出：“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炸，应用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拂晓时停止。”长征途中，红军也多是夜间行军。陈云曾说，1935年10月至1936年6月红军长征的前8个月，部队行军“往往还是夜行军”。长征期间，国民党军凭借对制空权的掌握，对红军的侦察与轰炸十分频繁，而夜行军则可以颇为有效地规避此类险情。国民党部队在追堵红军的过程中也发现红军“行动多在黑夜，每人执行筒一把，内装燃香。爬山越岭，避开道路”。
当然，夜行军虽可出其不意予敌重创，或高度隐蔽摆脱强敌，但不可控的意外因素也有很多，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走错路，或走冤枉路。1930年2月，龙州起义部队夜行军至一片地形不熟的崇山峻岭，行军一夜后发现竟然还在原地，最后才得知部队由于天黑难以找到出口，一整晚都在“盘陀路”上打转转。遇山水阻隔，在同等的地形条件下，夜间行军跨山过河自然比白天更为困难。长征期间的夜行军，红军“一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或过桥过水”，前锋受阻，常致整个队伍“走三步停十步”，整体行军被大大拖慢。此外，难以预料的恶劣天气也是红军夜行军常面临的重大考验。夜行军时如遇天气突变，一时间狂风暴雨，人马衣服尽湿，往往一夜行军不过数公里。夜行军中难以预料的路况亦会使行军迟滞。1934年3月，红5军在一次夜间突击中，就“因天黑路滑，以致动作迟缓，攻击不久，天即拂晓，敌即分兵出击”，我方因此错失战机而无甚战果。
三、快速行军的技术
红军虽然装备简单，但“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红军卓越的行军速度在多次战役中都得到了体现，而能够快速行军又是红军坚实的组织纪律和政治工作的体现。
（一）红军的行军速度
红军初创时期日行军速度即可达百里以上。如红5军从瑞金回师井冈山，部队每天行军八九十里，甚至可达百里以上。龙州起义时，红8军打通龙州与百色之间的联系，在一次夜行军中，一夜就走了120里。井冈山时期，红军的行军速度进一步提高。朱德基于游击战术的要求，多次强调“快跑、快打、快结束、快转移”的重要性，着力训练快速部队，飞兵奔袭乘虚而入，达到出其不意的战术效果。即便在行军、宿营非常困难，敌人轮班穷追的艰难环境下，红军仍能每日平均急行90里以上。1929年9月，红5军第5纵队穿越幕阜山区，为保持隐蔽机动，多于夜间行军，破晓宿营，山地夜行每夜可走120至140里。
在反“围剿”时期，红军的行军速度得到进一步锻炼。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在半个月时间内创造了横扫700里的辉煌战绩。第三次反“围剿”，又以连续的急行军和夜行军千里迂回，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1932年10月，红军利用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部署尚未完成的时机，急速行军抢占先机。罗炳辉率所部急行军140多里，一天之内连克两座县城，被朱德誉为“两脚骑兵”。在外国记者尼姆·威尔斯的笔下，罗炳辉部“是一支特别的流动部队，专门袭击敌军，分散敌军，使不能集中攻击主力红军”，遂称其为“神行太保”，他所率领的军队则被称为“神行军”。
红军长征时期的行军速度，著名的“飞夺泸定桥”已是广为人知。飞夺泸定桥之时，红军一天一夜急行军走完240里行程，终于如期赶到泸定桥，并击溃布防的国民党军。红军在近2500米海拔的地区，创造了“昼夜兼程二百四”飞夺泸定桥的极限行军纪录，粉碎了蒋介石要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如此极限的行军速度，让斯诺不禁感慨，红军究竟“是人，是疯子，还是神”。红军长征期间的行军速度，从红一军团1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萧锋的日记中也可见一斑。萧锋日记所记行军约200多天，但是有行程记录的不足200天。按照实际记录天数和行程，红一军团在长征时期的日平均行军速度可达80里，有时日行军速度可达百里以上。如红一军团在抢渡皎平渡时，就要求“必须日行百三四十里以上”，“时限不能延误”，日夜兼程赶到皎平渡完成渡河任务。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曾与萧锋谈及红军长征行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长征时不计算夜行军，红军共行军约267天，最多的走了25000里。以此计算，红军的日平均速度可达93里，如计算夜行军里程，红军的日行军速度不下100里。据董必武说，红军在国民党围追堵截、行军地形极其复杂的条件下，一天也可行军60至80里，若有草鞋则可更快。即便在草地行军，每天平均也能走35至40里左右。
（二）快速行军的前提和保障条件
红军之所以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有赖于快速、灵活的行军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背后是坚定的信仰、刚强的意志以及超越常人的耐力。这些卓越品质的养成，需要细致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作保障。
政治工作是培塑红军强大行军能力的生命线。长期高强度的行军，身心疲惫实难避免，也会出现抱怨情绪。红军政治干部随时注意士兵情绪的变化与波动，每遇重大战斗或劳师远行后，都会通过政治宣传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唱歌是动员和宣传的有力武器。每到行走在艰难的地方，“宣传队的宣传员就唱上几段大家爱听的歌子，鼓动着战士们前进，勇敢杀敌”。休息时哪怕只有十几分钟，“士兵委员会的同志们也要进行鼓动工作，来个小演唱，唱段山歌。山谷里，树林里，到处充满欢乐的气氛，大家把疲劳和酷热都忘记了”。红军行军途中唱歌，休息时唱歌，即便在战场上有时也以唱歌“恢复战斗员的勇气”。对于红军战士而言，行军作战时唱一支好歌曲，可顶一堂政治课。
组织纪律严明同样是红军快速行军的重要保障。红军之所以能够创造快速行军的奇迹，根本保障就在于红军的“政治质量良好”。这也是为何快速行军能成为红军的优势特长，而其他军队学不来做不到的关键所在。红军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模范遵守组织纪律放在突出位置，只有严格遵守纪律的部队才称得上是铁的红军。行军之时，红军战士们严格遵守纪律，“不能讲话，不能咳嗽，更不能留下脚印。为了消灭形迹，走过之后要把踩倒的草扶起来。落雨天走路，走走又退回来，或者干脆就在河沟里走，而且不能失落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敌人发现又要跟踪而至了”。行军途中如遇延宕行军速度的地理节点，红军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也能实现畅行有序，最典型的例证便是渡河。渡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军汇集一点，如无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必然造成冲突矛盾、拥挤堵塞，严重影响行军速度。然而红军却能多次在极度紧张险难的条件下顺利渡河，关键就在于严密细致的组织管理。如红一军团由樟树镇渡赣江时，有关渡河次序、渡河警戒、码头路线、码头分配、每船人数、渡河马匹行李问题以及夜间渡河照明、渡河后之休息地点等皆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几乎考虑到了渡河时的各种情况。为了顺利渡河，红军专设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皆听渡河司令部指挥。部队接到命令后，须遵守渡河纪律，听号音前进。每船都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个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即便“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四、结语
从微观技术层面对红军行军问题的探讨说明：红军行军的目的，为的是“有把握的求得胜利”，他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就是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因此，红军独特的行军作战方式，并非简单地隐藏躲避，而是在飘忽无常中扰乱敌军、寻找战机，以迅捷果断的战斗消灭敌人。这种独特的行军方式，从客观上讲是敌强我弱的现实所需。相比于强大的敌人，红军要想取胜，既要靠卓越的战略排布，也要凭借精谨的战术创造。秋收起义后中共武装大部退往井冈山。国民党将领陈诚当即断定：在经历一系列的军事挫折后，中共“残余力量无几，更不能图大举。为苟延残喘，乃就近先在赣西井冈山上落草，只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一时权宜之计。所谓建立根据地的远大计划，此时也许根本谈不到”。然而令对手十分意外的是，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主动调整战略思维并改变正规作战的军事斗争方式，在山区地带迅速立足和扎根，并根据山地游击战特点调整具体行军技术，终将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
红军卓越的山地夜路快速行军技术，是红军战术层面的重要特色。这种行军作战实践也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装力量的军事作战风格，并在其后的多个历史时期传承发展。如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在其回忆录中就提到：“没有一个人研究过中国人的行军到底有多出色，多迅速。”美军指挥官“从未想到中国人会以这样的方式发起进攻——不以正面进攻为主，而是夜间步行绕到敌人的侧翼，寻找最薄弱的环节实施打击”。即便在白天，中国人也能凭借其优秀的行军能力“消失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事实上，中国人“已经把美国最大的优势——因依赖重武器而需要良好的路况——转化为弱势”。红军在艰难环境中的战术创造及其背后所蕴藏的在逆境中创造主动、在困局中寻求机变的斗争智慧，是影响中共革命实践和历史走向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作者简介：牛泽林，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6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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