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而且把“发展”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是具有原则高度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模式，而且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重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且重新定义现代文明。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重要概念，并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然要发挥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人文精神是尊重人的价值、关注人的需求、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理念，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化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旨在推动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双向奔赴。弘扬人文精神，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一、人文精神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引领功能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阶段，人文精神的地位与功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在我国以往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根据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内在需求建构人文精神，使人文精神适应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此阶段，人文精神具有被动的适应性。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文化建设已经具备了繁荣发展所需要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此情形下，人文精神的作用方式不再是被动适应转型社会，而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逐渐一体化的新阶段中主动发挥文化的引领功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人文精神的发展先后经过了被动适应、深刻反思与主动引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文精神被动适应市场经济的深刻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力量的推动下获得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转型，同时也是社会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社会转向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社会领域不断发育，中产阶层逐渐壮大，单位体制日渐灵活，主体意识不断觉醒，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图景。在此背景下，我国要根据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建构人文精神。简言之，我国人文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实现了从理想主义到理性主义的总体转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前，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追求崇高价值、推崇集体主义、注重精神解放，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物质利益原则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凸显，人文精神逐渐转变为追求现实利益、强调个体地位、注重物质生活，具有理性主义的精神气质。1994年中国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正是这一价值取向转变的标志，面对日益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世俗化的价值开始登场，经济理性成为主导，利益机制成为主轴。市场经济在解构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同时，也在呼唤新的价值观念，从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文精神的时代主题发生了深刻转变，从无条件地拥抱现代化转变为有意识地探索现代化，我国人文精神的建构由被动适应转入深刻反思的第二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的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文化热潮在总体上都无条件地拥抱现代化，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还较为粗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然而到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坚持现代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开始反思现代化的弊端。人文精神的主题转变为对现代化的深刻探求。有学者提出，“1992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市场社会，现代化的目标部分兑现，而且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走向了现代。这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焦虑，开始反思现代化目标本身。而1994年以后，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于是，“现代性”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流行话语，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性的隐忧”。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并不意味着拒斥现代化，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人们对现代化的追求和理解更加深刻，人们开始探求一种更可欲的现代化模式。换言之，这不是对现代化的断然否定和彻底抛弃，而是将现代化事业视为“未完成的事业”，不断予以完善。于是，人们深刻认识到，所谓“现代性的隐忧”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我国在反思“以资本为逻辑”的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也开始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自觉，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而且是旨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具有原则高度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需要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价值基础。在此情形下，人文精神的地位与作用方式从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引领。人文精神日益成为主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在经济建设上，人文精神为高质量发展的合理构建提供文化反哺。我们注意到，以“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为界，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外部条件，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于人的发展的优先地位，即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前提，而人的发展主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价值归宿；在全面开启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则要求人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推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投资于人”。在此意义上，厚植人文精神，有助于不断培育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持续释放高水平的人才红利，让人的创造性本质力量在全社会范围内竞相奔涌，由此助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在政治建设上，人文精神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共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据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本的阐述，国家治理的合理形态是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和解与合作共治，未来社会的国家权力成为整个社会的真正代表，从原来社会领域的寄生物转变为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推进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人的主体自觉，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在呼唤文化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心灵秩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求国家政治秩序的合理构建，离不开心灵秩序的内在契合。换言之，国家治理的秩序需要源于内心的认同。如果文化建设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心灵秩序，那么国家治理就会陷入价值观冲突乃至社会撕裂的困境，最终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在此过程中，只有将国家治理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让国家认同奠基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理念上，才能从根本上赢得人民的认同，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分歧，最大限度地凝聚整个社会的共识。
在社会建设上，人文精神要推动社会共同体的健康发展。我国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历史的共同体形态划分为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其中，“虚幻的共同体”即资产阶级国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共同体理论的批判对象。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深刻批判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即未来理想社会。这两种共同体的原则性区别主要体现在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地位。个体是作为阶级成员还是以独立个体参与到共同体中，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在虚幻共同体中，人们是以阶级成员的身份而非是以真正独立个体的身份隶属于虚幻共同体。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摆脱了阶级成员身份而以真正的个体身份参加到共同体中。所以，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是要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协调发展。总的来看，理想的未来共同体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家园，是社会公共利益与普遍利益的最终实现，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和谐局面，是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的社会机体，而这也离不开人文精神为社会团结与有机连接提供“文化黏合剂”，合理调节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从而助推社会共同体的合理建构。
概言之，文化建设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共同体建设提供文化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引领功能，这正是新时代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反过来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对新时代人文精神提出了新的课题与任务。
二、人文精神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濡化功能
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人文精神的引领功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文精神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功能主要通过“润物细无声”“日用而不知”的濡化方式得以实现。所谓濡化方式，就是人文精神以弥散性的方式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环节，遍布于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各个场景，由此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生态与社会心态。从表面上看，人文精神对于社会发展似乎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实际上，人文精神弥散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就如同人们在自然环境中所需要的空气、阳光和水，一旦遭到污染，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稀缺可贵。在此意义上，人文精神甚至直接构成了文化生态。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健康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文化乱象层出不穷。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推进，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充分濡化与全面滋养。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文化领域必然出现文化形态的深刻分化。因此，必须强调人文精神的濡化功能。进入现代社会后，文化发展在理性原则的推动下，形成了以形而上学为主导的一元化文化形态，精英文化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形态。但是，随着理性原则的过度膨胀以及对感性基础的敌视与排斥，基于理性原则的形而上学文化解体，文化发展转向基于感性实践的生活世界，重新确认现代文化的感性基础，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决定性分离意味着生活世界的文化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文化逐渐分化为日常心理、大众文化和公共价值观三种形态，这种文化分层是由生活世界的结构性特点决定的。一般说来，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所以根据实践的观点，文化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必然由内而外逐渐表现出日常心理、大众文化和公共价值观，逐渐从感性层面不断上升到理性层面，从自生自发不断上升到自知自觉。越是出现文化形态的深刻分化，越要注重人文精神的濡化功能。
首先，人文精神涵养日常心理，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心理基础。日常心理是现代文化的重要基础。文化不仅体现在成熟的文化产品之上，也深刻体现在日常心理之中。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日常心理处于边缘地位，属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态，没有在理论上受到重视。但是，随着生活世界各种问题的出现，日常心理的文化问题开始凸显。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动，日常心理与相对成熟的文化产品发生了断裂与脱节。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活方式稳定，人们的日常心理相对固化，甚至由此产生了文化的“心理积淀”，而经典文化与日常心理的关系高度契合。但是，在现代生活中，生活方式不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革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型，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不仅冲击着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而且生活方式快速变革在短时间内的集聚势必触及日常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原先的文化边界并呈现出“失范”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人文精神的充分培育，有助于日常心理的合理调节和社会心态的涵泳滋养。人们充分认识到，“现代生活、城市生活中竞争的激烈、变化的剧烈、工作强度的增大都会给人带来心理问题，像焦虑症、抑郁症这类心理疾患会增多，只有凭借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凭借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自我疗治。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文化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培育之所以是“特殊的人道主义”，就是因为人文精神能够抚慰人心、安顿精神。
其次，人文精神引领大众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产品。正是奠基在大众的日常心理之上，文化从内在的日常心理开始外化为大众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由此构成了文化形态的第二个层面，即大众文化。按照传统的文化研究，文化被划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大众文化处于附属地位。但是，媒介方式的巨大变革使现代生活世界的大众文化勃兴，成为影响力极大的主流文化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十分复杂，既有批判也有辩护。以往的文化理论基于精英主义立场而批判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产物，是文化商品化、庸俗化、泡沫化的体现，是取悦大众、嘲笑崇高、媚俗丑陋的文化形式。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即是对这种大众文化的抵抗。但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看来，大众文化并非只有消极功能，也具有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和重视。那么究竟如何来看待大众文化呢？大众文化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由文化发展的民主化和扁平化趋势所决定的。在传统社会，文化精英垄断了文化话语权，大众要么被动接受精英文化，要么干脆被排斥在文化发展之外。而到了现代社会，文化传媒技术高度发达，冲破了文化精英的垄断地位；社会经济结构不断扁平化，“大众社会”得以塑形，文化重心必然下沉到每个个体；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压缩，普通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大幅增多，这为大众文化的集体消费创造了时间与需求两大必要条件，这些都促成了大众文化的兴起。换言之，大众文化的勃兴本身是现代生活世界转型的必然体现。大众文化的崛起虽然具有深刻的必然性，但人们也要正视大众文化的种种泡沫，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庸俗化、猎奇化、碎片化、虚无化等问题，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人文精神加以引导，引导大众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而不是一味屈从商业逻辑。
最后，人文精神守护公共价值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精神动力。文化形态不仅表现为日常心理和大众文化，而且会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高度自觉的公共价值观，由此构成文化形态的又一重要层面。与日常心理和大众文化的自发性特征相比，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公共价值观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是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的“自我意识”，体现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共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元，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更加激烈，我国提出了以“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整合方案，奠定了新时代的公共价值观。形塑公共价值观的文化整合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源于现代性而又高于现代性的鲜明特征。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国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的同时，也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来到东方，意味着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不再局限于西方文明的内部反思，而是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之路。同时，形塑公共价值观的文化整合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明形态，而中华文明则是非资本主义的独立文明体系，二者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由此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结合点正是“人文精神”，这也是“第二个结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关键节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之一，正是在于物的依赖性压倒了人的独立性，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同时共存，资本物化与人的异化互为表里，这就集中表现为人文精神的黜落。反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者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后者则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赋予古老的中华文明以现代文明的原则高度，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使中华文明从“人的依赖性”提升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水准，进而提升到“人的真正独立性”并重新焕发人文精神的时代光彩。在此意义上，守护“第二个结合”这一新时代公共价值观，就是要在人文精神的原则高度上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形塑具有公共维度的价值观。
三、人文精神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心理调适功能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文化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精神支撑，更加需要发挥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消费社会、风险社会、信任社会、竞争社会中负面文化效应的出现，客观上要求人文精神发挥出相应的调适功能予以应对。
首先，我国进入消费社会，需要构建合理的欲望伦理。消费社会的出场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心理的变迁，这主要体现为整个社会的欲望伦理的深刻转变。在物质匮乏的生产社会，人们为了满足快速积累物质财富的需求而推崇节俭、压制欲望，这就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实质内涵。进入消费社会之后，节俭的伦理不再被尊奉，释放欲望成为新的生产动力。如果对消费社会的欲望膨胀听之任之，那么将会引起社会心理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弗洛姆认为：“个人不是作为一个积极承担他自身力量和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体验着，而是作为一个依赖于他身外的、他投射于他的生命存在物的理论的、枯竭了的‘物’而体验着。人从他自己选出的领导者面前俯首称臣。对于他来说，他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由他来支配，而是监督他，并与他对抗。我们创造的产品比过去越发地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超越于我们之上的客观力量，这种力量为我们所无法控制，它打破了我们的期望，摧毁了我们的设想，成为决定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弗洛姆所说的正是人在消费社会中沦为“抽象的存在”，从而使得人的生存价值不断失落。虽然消费社会欲望伦理给文化建设带来了种种冲击，但是要想在消费社会矫正欲望的无节制，关键并不在于压制欲望，而应以人文精神合理调节人的欲望，由此塑造新时代的欲望伦理。
其次，现代中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不仅带来了个体的独立化，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获得极大提升。从单位到社会、从乡村到城市、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引发人们心灵归属感的缺失。一方面，个体从传统社会中独立出来，流动社会标志着个人自主性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另一方面，个体的流动也带来了心灵归属感的缺失，使现代中国人陷入情感失落的文化迷茫之中。当人们在流动社会中彻底成为孤立的个体时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网络，同时也脱离了原有生活网络为其提供的心灵支撑。越是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人们越具有寻求心灵归属感的强烈冲动。正是在寻求心灵归属感的强烈冲动的支配下，当代中国人才发现了精神家园的宝贵价值，踏上了精神返乡之旅，有了重建生活网络与意义世界的不懈追求。风险社会也是中国现代社会构建的必然产物。在风险社会中，必要的焦虑感是人们在生存处境中应对压力的正常反应，但若发展为普遍的“过度焦虑”，则会引发新的社会风险。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生活世界中寻求可靠慰藉与精神支撑，获得心灵的和平宁静，远离焦虑。因此，要想应对风险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度焦虑”，就必须弘扬人文精神，重建并守护生活世界，这是人文精神调适风险社会的重要着力点。
再次，重建生活世界需要构建信任社会。信任社会能够最低限度减小社会运行成本，能够有效促进人与人交往关系的合理化，能够极大增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在当代中国，构建信任社会是人文精神建设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信任机制也正从依靠“人际信任”到依赖整个社会机制发生转型。恩格斯曾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猥琐的骗人伎俩，可以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普遍使用，可是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那些狡猾手段就失灵了。”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过大量失信行为，究其根源在于利益驱动。同样，解决失信现象的关键也在于利益机制的合理调整，这正是恩格斯诚信观的深刻之处。我国要建构起与陌生人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信任体系，不仅需要加强诚信观念教育与诚信文化营造，同时也要建构起“诚信者有利、失信者失利”的利益调节机制，这是建设“诚信中国”的关键。
最后，现代社会同时也是竞争社会。一方面，竞争机制的兴起是现代社会必然出现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已普遍培育起积极进取的竞争意识，人们在竞争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为避免被淘汰出局，只能不断积极进取。另一方面，竞争社会也给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带来负面效应。“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一旦竞争成为社会运行机制的主轴，个人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就会不可避免地伴随压力倍增的生存焦虑。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人们并不一味拒斥竞争机制，而是要拒斥“无意义的竞争”。换言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竞争，而在于要什么样的竞争。合理的竞争应当是有价值感的竞争，能充分实现和证明自我价值与本质性力量。在竞争社会中重塑价值实现机制，是当代中国人文精神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人文精神的调适功能对于我国新的文化形态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消费社会、风险社会、信任社会、竞争社会等社会语境中，提升国人的心理品质，健全人们的精神生活，建构稳定的心灵秩序，提供合理的价值取向，最终都聚焦在人文精神的健康发展上。人文精神发挥出强大的心理调适功能，意味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落到了实处，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扎根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心灵深处，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感性光芒。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5期
编辑：慧慧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