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既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也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既有西方率先生成的现代化实践，也有后发国家生成的赶超型现代化实践；既有亦步亦趋、依附他者的现代化模式，也有独立自主、勇毅探索的现代化模式。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实践和模式代表着不同的现代化理论。习近平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实践成果和发展道路标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人类现代化史上的伟大创举。从理论本质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它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陷阱，打破了“资本至上”引发的现代性悖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谱系中植入了科学社会主义，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代表着基于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先进本质。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源头、根脉魂脉、领导主体、根本性质、道路方向、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思想理论层面“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作为现代化的“术语的革命”，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回答了现代化“为了谁”“依靠谁”“向何方”“做什么”“如何行”等重大问题，具有超越于西方现代化的重大理论特质，对世界现代化观念和理论作出了重大创新和原创性贡献，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一、世界观创新：坚持胸怀天下谋大同
世界是人类立身的根本，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辩证唯物主义内蕴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之本质、世界与人之关系的总体看法和系统把握。在人类思想史上，有诸多思想理论都对“世界是什么”和“世界与人之关系”等作了回答，但很多答案要么忽略了生存于世界之中的人的主体性，要么抹杀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及规律，要么陷入“见物不见人”的窠臼。唯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及发展规律，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从理论本源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运用，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生成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并在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过程中向世界人民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就必须坚持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方案，它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它秉持“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理念，致力于解答“世界是什么”“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等世界观之问，强调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大同世界，锚定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方位，解答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谜题，勾绘了世界现代化的应然道路。
（一）以“世界为何”锚定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方位
世界是由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构成的，前者是指现实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后者是指人的观念世界，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世界就是由人、社会和客观自然构成的统一体，随着人的活动的变迁，人类社会历史也会发生变革。历史唯物主义就在这个意义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锚定了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动力源泉、主体因素和发展趋势，这是我们理解人类现代化的核心所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交往活动的扩展，人类将打破地域性的活动和共同体的限制，人们原有的民族历史将逐渐转变为世界历史，此时，“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身处世界坐标中的人类的现代化的生成过程和发展趋势，锚定了现代化的开启和发展过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相承接，中国式现代化在21世纪的世界历史坐标轴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世界为何”的认识，锚定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方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瞄准世界发展的“时”与“势”，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观天下、看世界，提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论断，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确证“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本质和现代化的发展境遇。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化在当今世界中的历史方位，即当代中国正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伟业而砥砺奋进，也在通过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与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而奋力前行。这种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定格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形态。
（二）以“世界之问”解答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谜题
世界之问是对世界中的矛盾和问题的反思，是对现代世界之悖论的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原创性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解答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谜题。早在西方现代化发轫之始，马克思就检审了西方现代世界的诸多矛盾，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在21世纪的今天，当今世界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悖论，主要包括：资本加速了对人的深度控制，数字化引发“全球数字鸿沟”，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冲突接连不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加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冷战思维回潮，当今世界又进入新的岔路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发展繁荣；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建设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对此，习近平指出：“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人类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命题，向世界现代化贡献了“以天下观天下”的中国的世界观，解答了人类现代化的“现代困境”。
（三）以“世界之向”勾绘世界现代化的应然道路
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解答“世界之问”，进而更好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终将在实践中改变松散的旧世界格局，超越虚幻的共同体，最终走向命运与共的真正的共同体。当今世界正沿着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前进，在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中，世界是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在发展，谁拒绝这个一体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必然也会拒绝他。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也是不可阻挡的大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内蕴的文明观、世界观、历史观，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趋势，强调人类命运正史无前例地交织在一起，指出人类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携手共建现代化之路，共享现代化之果。习近平指出：“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人、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在此背景下，我们党创造性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价值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和国际情怀，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而汇集的历史合力与凝聚的最大公约数，为人类探索美好社会制度、走向大同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这种理念和主张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蕴含的“文明冲突论”“种族优越论”“制度对抗论”，打破了西方国际秩序蕴含的弱肉强食、霸道强权、赢者通吃的陈旧世界观，为促进世界安危与共、同舟共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以胸怀天下的情怀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动力。
二、价值观创新：坚持人民至上促共富
每一种理论都蕴含着独特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观念，而每一种价值立场和价值观念又映射着特定社会的发展观和治理观。西方现代化秉持的价值观念是资本至上、利益至上、效率至上，这种现代化陷入了工具理性主导的价值增值逻辑之中，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走向现代化主要依托的是大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西方所走的这种现代化道路是资本推动的现代化，它引致了“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最终产生了“现代贫困和衰颓”，引发了“人的贬值”与“资本增殖”的悖论。与西方现代化遵循的资本增殖的价值追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致力于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在为人民谋幸福，人民群众在物质与精神上变得富裕，就是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现实中得到了满足。习近平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观念上的理论创新，既超越了资本至上的生产逻辑，也还原了人民的主体价值地位，强调推进现代化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强调现代化成果应由全体人民共享。
（一）提出“人民主体论”，标定了推进现代化的价值底色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是坚持“人民至上”，这和西方秉持“资本至上”的现代化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理论质态的差别看，“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轴心，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主导力量；非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轴心，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不再作为主导力量”。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驱”是人民中心论和人民至上论。这种价值指涉回答了现代化的主体问题，也回答了现代化的价值立场问题。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这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观上标定了人在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强调现代化是“植根人民”的现代化，人民是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观上的首要创新是标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核定了现代化的主题是“人”而不是“物”。
（二）提出“人民动力论”，标定了推进现代化的最大底气
在西方思想史中，理性主义主张把创造历史的力量定格在某种客观精神或理性之上，黑格尔就认为“历史的绝对精神已经在群众身上有了自己的材料”，他把历史看成精神的创造史。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最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不仅揭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发展的主导者，而且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事实上，推动现代化的力量有多重因素，既有资本和技术的力量，也有制度和文化的力量，更有历史和时代的影响，但是，这些力量归根到底是人的力量的外在表达。从价值观来看，现代化究竟“依靠谁、为了谁”决定着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和命脉。与西方现代化追求资本增殖和技术控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紧紧依靠人民”的底气和信念，创新发展了现代化的价值观。习近平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在当代中国，我们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源于人民、依靠人民的现代化，紧紧依靠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制胜法宝，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最大底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部署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否则，即使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发展背离人民，也会损害现代化成果。因此，“依靠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维度，也是我们推进现代化的最大底气。
（三）提出“人民目的论”，标定了推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作为“类存在”，具有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每个时代的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应该为人的美好生活而奋斗。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历史应然看，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是“造福自身”，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却倒置了“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造成了现代化的“价值错位”，即把资本作为价值主体，把人作为价值手段。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重置了现代化之“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标定了推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即“人自身”。在当代中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展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也践行了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价值目的是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造福人民。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的现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断造福人民”深刻体现了当代中国推动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四）提出“人民价值论”，标定了推进现代化的最高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唯物史观确立了人的实践活动的优先性，赋予了人的实践检验客观对象的真理性标准。“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具体来说，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思想理论之活水源头，也是评判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号巨轮前行的过程中，标定了人民价值的新定位，强调评判中国改革发展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强调改革和发展只有为了人民才有意义，只有依靠人民才有动力。这也告诉世人，现代化的意义与价值应由人民来检验，“让人民满意”才是衡量现代化得失成败的最高标准。在当代中国，我们党创造性提出“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提出“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这些重要理念和重要论述创新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的“价值论”，深刻回答了“让人民满意”是检验现代化的根本标准。习近平指出：“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西方现代化“见物不见人”完全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重新标定了人民价值的新定位，生动诠释了人民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赶考路上的“阅卷人”。
三、历史观创新：坚持自信自立图发展
人类现代化的历史生成于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之中。习近平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是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城市化等串联式发展的历史，是以资本为核心目标、不断向外侵略和殖民扩张的历史，最终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物欲主义膨胀。“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从历史维度看，西方现代化陷入了历史决定论、历史终结论的窠臼，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扩张性、掠夺性，以独立自主、自信自立的历史主动精神开创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创新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运用“历史规律”，明确了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前提
人类历史活动是人的自身活动的彰显，历史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特别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人是历史活动的前提。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唯物史观着眼于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活动考察历史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最终揭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动因、过程和结果。西方学者秉持唯心史观，把以西方现代化为标准的“经典方案”鼓吹为现代化的终极版本，鼓吹历史终结论，强调“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历史终结论”在本质上渲染线性现代化的历史观，把自由民主的理想作为价值底色，在理论与实践上陷入了虚无主义理想主义的泥淖。与唯物史观蕴含的历史规律完全一致，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现代性精神，始终坚持“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唯物史观的理论要旨和基本精神，创造性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这三大规律，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化的发生史、发展史和将来史，提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明确了当代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前提。一是从“历史规律”出发客观研判“历史方位”，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概括，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重大判断，标定了我们推进现代化的客观基点。二是从世界历史理论和发展规律出发客观研判“世界大局”，原创性提出“两个大局”重要论断，明确了当代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坐标”。三是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出发分析我国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质，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出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客观经济实际和发展要求。
（二）回答“历史之问”，明确了推进现代化的中心任务
社会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人类的现代化道路也应该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但是，西方现代化从肇始以来在导致大多数人贫穷的同时，还周期性制造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在当下的新形式。这种现代化遵循两极分化而非共同富裕、“竭泽而渔”而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而非合作共赢、依附他者而非独立自主的观念，引发了“规律性”和“目的性”的撕裂，造成了现代社会的“本末倒置”。唯物史观认为，资本主导的现代化最终会引致现代性的悖论，从而会使“整个现代社会毁灭”，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逻辑中，只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选择“另一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的悖论性。如果说，唯物史观从人类社会的宏大逻辑回答了“人类社会向何处”的大历史观论题，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回答了21世纪人类该何去何从这一“发展道路之问”。从历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符合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代表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特别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战略重点、本质要求等一系列问题，为21世纪人类如何开创更好的未来确立了“现代化的示范图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确立的这一中心任务最终将不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它深刻体现了现代化的“未来趋势”和“美好图景”，体现了过程性与目标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合一。
（三）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明确了推进现代化的战略策略
西方现代化以“普遍历史”观念为现代化的出场预设，但这种现代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突出了“绝对精神”或纯理性的力量，否定了人的历史主动精神，认为历史的进程归根到底只能从精神概念中获得，强调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所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不是唯物史观所确证的“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在世界历史视域中，现代化从来不是绝对精神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开辟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在人类历史上，现代化实现的路径策略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侵略—扩张型的现代化，它依靠侵略—征服—控制—渗透等方式完成了“转型升级”。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依靠、模仿他者的依附式、趋同式现代化道路，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独立自主、不屈不挠、苦苦探索的结果。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主动精神，主要体现为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坚持自信自立、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创造了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版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了根本道路。习近平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历史观主要体现为增强历史主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与坚定历史自信，换言之，就是坚持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既不“吹灭别人的灯”，也不“阻挡别人的路”，而是坚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秉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现代化之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一劳永逸，也不能照抄照搬、趋同依附、食洋不化，而是在坚持自信自立的基础上把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文明观创新：坚持守正创新兴文化
文明是对人类活动的文化表达和集体记忆，是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集中展示。大千世界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源于文明的多样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强调：“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与西方现代化所内蕴的文明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创造性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等理念，主张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创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文明观。
（一）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筑牢了推进现代化的文明根基
人类社会历史因实践的多样性造就了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差异性是事物多样性的表征。恩格斯指出：“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差异性确证了同一性并通过同一性表现出来，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世界文明深刻体现了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在唯物史观界域中阐明了“世界文明”的实践特质和多样性特征，创造性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强调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从而筑牢了推进现代化的文明根基。习近平指出：“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深刻说明，不同文明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文明的差异性构成了世界文明百花园的五彩斑斓，也正是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造就了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在人类文明多样性图谱中，人类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总是存在差异性，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理念，坚持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强调现代化的“共赢性”和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增强了人类文明的底色，加深了人类现代化的文明底蕴。
（二）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推进现代化的价值共识
内嵌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每一种现代化模式都反映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现代化道路蕴含的价值观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发展。纵观西方以往的现代化实践，其蕴含的价值追求存在着“单一化”“唯一化”“至上化”和“专利品化”的倾向，在此价值追求的引导下，其现代化道路往往走向了非此即彼的“单选”模式，最终形成了“唯西方化”的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模式。事实上，人类的现代化道路不仅不可以“复制粘贴”，其内蕴的价值观亦不可以“单一化”和“普适化”。相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意味着现代化道路和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从世界文明演进的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工业文明引发的“现代性之殇”，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主张以守正创新、和而不同的态度促进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凝聚起了世界文明的最大价值公约数。习近平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现代化道路上提出了“包容”“多元”和“多选”的方案，主张凝聚世界现代化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在世界历史界域中，中国式现代化杜绝“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论调，摒弃“唯我独尊”错误价值观，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人类提供了一条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之路。
（三）提出“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构筑了推进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筑牢现代化的文明底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所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都闪烁着辉煌璀璨的文明之光。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能够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积蓄厚重的文明底蕴，并在发展中展现出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中华文明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通过“两个结合”赋予了中国道路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通过“两个结合”，我们构筑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此外，当代中国以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为推动世界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注入中国智慧。习近平指出：“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事实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充分挖掘中华文明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主张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
五、民主观创新：坚持人民民主聚合力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各国人民的权利。在不同的国家民主具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所蕴含的民主观是资本家主导的金钱民主观，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则深刻体现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换言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必须搞清楚，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在民主观念和民主形式上超越了西方民主的陷阱，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全新形态。
（一）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发展道路
从民主的本质看，西方现代化蕴含的民主是“竞选标价民主”“政治献金民主”“政治游说民主”和“形式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在实质上是资本主导的民主，是资本权力在政治领域中的延伸与体现。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习近平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与西方现代化的形式主义民主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民主观的“话语垄断”和“唯一性假设”，创造性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人类民主发展的新形态，拓宽了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民主政治意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概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习近平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深刻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抽象民主观，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政治贡献，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性特质，丰富了人类民主政治的形式。换言之，“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总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
（二）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
纵观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由于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发展实践的不同，不同制度下的民主的实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在西方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总是将其民主观在前提上设置“唯一性”假设和“金钱至上”的外观，并在实践中冠以“选举民主”“民主和平”“民主富强”等虚妄的美名加以兜售，最终将民主变成虚假的口号。与西方现代化内蕴的民主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民主内涵的多样性及实现方式的多维性。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民主观与实践形式不仅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包括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民主实现的多维性和多渠道，强调不同国家应根据自身的国情与历史传统来选择适合自身的民主形式。习近平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充分说明，民主不是口号，而是必须要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要将之嵌入到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从实践来看，当代中国实现民主的渠道和途径是多样的，其中，“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民主观的原创性贡献深刻体现为协商民主，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建设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
（三）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极大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式现代化在民主观上的创新还体现为坚持以制度创新推动民主政治的创新，持之以恒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探索全新的政治制度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换言之，“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并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通过“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其他“具体制度”协同配合，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习近平强调：“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创新还体现在政治制度创新上，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才使得当代中国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广泛、更充实的权利和自由，才使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了更有力的制度保障。
六、生态观创新：坚持绿色发展化危机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类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应用，资本对自然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和圈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实现了现代化，选择了索取型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西方现代化秉持的生态理念是“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与西方现代化秉持的机械性、单一性、掠夺性发展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从而实现了发展观的革命性转向。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致力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提出“生命共同体”理念，开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自然是人生存的母体，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依靠自然生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人是不能离开自然界生活的，“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可悲的是，西方现代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无视自然的“无机身体”功能，肆意圈占、开采和掠夺自然，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生态灾难事件，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生化危机。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与此完全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原创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论题和新理念，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呼吁全世界人民一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与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地球美好家园，提升了“自然”对“人”的同等位格，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新境界。
（二）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开创了推动发展观深刻革命的新思路
人类现代化的过程深刻蕴含着发展观的变革，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蕴含着不同的发展观念。总体来看，西方现代化坚持的是一种“物化”的机械发展观，即在发展的过程中忽视自然的系统性，秉持“物的增殖”和“物的丰富”，从而过度依赖于“物”，过度开发“物”，最终导致了对自然和物的依赖、攫取和破坏。马克思虽然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认为过去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没有把自然界真正变成人的实践对象与真正的有用物，但这并不能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是一个“物的依赖性”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其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把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母体，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在实践中“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开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局面。在当代中国，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作为发展观的核心价值，把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作为长远大计，把减污降碳与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紧密结合，使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创新，主要体现在发展观念的变革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三）提出“全球生态文明”理念，擘画了地球家园的美好蓝图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建设地球家园，就是建设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恩格斯曾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回顾近代历史，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和地球的攫取，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地球生态系统及其固有的和谐关系。特别是西方工业文明裹挟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引发了人与自然深层次的矛盾，当今人类仍然深受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影响。从思想史看，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世界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强调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致力于积极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主张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地球家园，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实践证明，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世界现代化宏观图式中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物质世界观、人民主体观、社会进步观、文明发展观、民主政治观、生态文明观的重大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现代世界向何处去的“方向性”问题、现代化成果为了谁的“主体性”问题、如何推进现代化的“主动性”问题、现代文明如何守正创新的“软实力”问题、民主政治如何建构的“战略性”问题，以及地球生态家园何去何从的“长远性”问题等，在世界历史、中国境遇、未来视野的三维统一中给出了坚持胸怀天下谋大同、坚持人民至上促共富、坚持自信自立图发展、坚持守正创新兴文化、坚持人民民主聚合力、坚持绿色发展化危机的中国方案，实现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世界观创新、价值观创新、历史观创新、文明观创新、民主观创新、生态观创新，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创新性贡献，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6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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