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代兴、聂家华：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的宣传工作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宣传工作作为党的喉舌，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守护着党的思想舆论阵地，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宣传工作始终服务于革命工作。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宣传工作，通过传播革命理论、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刻洞察历史大势，透过纷繁复杂的革命环境把握革命规律，将党的宣传工作视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的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资源，灵活采取多种宣传策略，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不仅争取到国内各界群众的普遍理解，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和舆论妖魔化，树立了中国共产党正面形象，为推动中国革命胜利赢得有利环境。 一、洞察历史大势，深刻把握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明确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思想领导在党的全面领导中的核心地位。宣传工作是思想领导的实践载体，而思想领导则是宣传工作的实现目标。毛泽东始终站在中国革命发展全局的高度，视党的宣传工作为“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认为宣传工作既是政治工作的配套举措，又是军事工作的必要补充，还是外交工作的有效抓手，是真正关乎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一项“重大的工作”。充分体现了他的历史前瞻性和预见性。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宣传工作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革命工作交相呼应，有机统一到中国革命的整体事业中，为推动革命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宣传工作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的重要手段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毛泽东就前瞻性地要求红军要做好宣传工作，指明“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他在古田会议时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并将其视为“红军的主要任务”。在1939年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认为在当时建立对外宣传机关“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这足以看出毛泽东对宣传工作的特别重视。他曾十分形象地指出：“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在毛泽东看来，宣传工作是革命工作的重要方面，是传播革命思想、教育广大群众、团结巨大力量以最终赢得革命胜利所不可或缺的一环。 毛泽东认为宣传工作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使之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服从并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以扩大政治影响，确保党的事业的成功。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强调宣传工作要“看对象”，要“了解群众”“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做到“有的放矢”，这样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赢得群众的支持，为革命工作争取民心、凝聚力量。 在毛泽东指导下，各级党组织纷纷建立宣传机关，加强宣传力量，创办各类报纸杂志，自觉将党在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领导敌后抗战等各方面工作客观真实地宣传出去，对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宣传工作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武器重视开展宣传工作是毛泽东坚持“活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表现。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自觉将宣传工作与军事工作相统一，作为战胜敌人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曾指出：“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认为，做好宣传工作有利于教育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以增强军事力量，做好军事工作又为开展宣传工作提供现实素材，两项工作相互配合将会形成更大力量。毛泽东始终将“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是统一内部思想、争取外部支持、团结巨大力量以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不仅将宣传工作视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将宣传工作作为战胜敌人的重要手段。 第一，通过宣传阐明党的主张，驳斥错误思想。毛泽东强调宣传工作是“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这一时期，毛泽东通过撰写和发表《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积极宣传党的抗战纲领、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清晰阐明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抗战的发展阶段与发展趋势，有力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通过宣传开展组织动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并将其作为组织动员的重要手段，不仅亲自参与宣传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还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动员群众。如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作《组织起来》的讲话，强调要将群众组织起来，为宣传党的正确主张奠定基础。同时，他还通过夜校、冬学等教育机构，开展政治常识教育，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和抗战信心。 第三，通过宣传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提高对敌斗争本领。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张将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相结合，形成“枪杆子”和“笔杆子”的统一。他认为，宣传工作不仅是政治动员的工具，更是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通过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增强群众的革命意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各地宣传机关加强新闻舆论引导，涌现出《上前线歌》《挥戈东向围攻如皋城》等一大批作品，统一了思想、鼓舞了士气，为中国革命事业凝聚了伟大力量。 二、保持历史清醒，科学把握宣传工作的复杂形势和基本原则准确把握形势和原则是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前提。面对延安时期复杂多变的形势，只有准确把握形势、坚持正确的原则，才能确保宣传工作的方向不偏、力度不减、取得实效。在领导宣传工作实践中，毛泽东始终保持历史清醒，透过纷繁复杂的舆论环境，明确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实事求是地开展宣传工作，增强了党的宣传工作的方向性、可信度与群众性，树立了我们党抗日救国爱民的正面形象，扭转了宣传工作的不利局面。 （一）清醒认识党的宣传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日本侵略者以及汪伪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在真实战场和新闻舆论战场发起的“三方两重”进攻，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毛泽东与党中央始终保持历史清醒，科学具体地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舆论形势。 第一，清醒认识国际上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丑化和抹黑，积极采取灵活方式宣传我们党的正面形象。毛泽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不晓得挨了多少骂”。他从新事物与旧事物的辩证关系出发，列举了东西方诸多历史案例，正确分析这种“挨骂”，指出“挨骂”不可怕，先进和革命的东西“总是要挨骂”。面对我们党“挨骂”的局面，毛泽东主张既要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认真反省自己，又要积极开展党的宣传工作，通过翻译出版革命文章、主动与进步人士接触、邀请外国记者来访等方法，把我们党在边区带领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普及文化教育以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宣传出去，让人们能够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 第二，清醒认识国内舆论斗争态势，积极应对国民党的污蔑，主动揭露其反共政策与独裁意图，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在污蔑和丑化共产党方面，国民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国民党指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是“过火”的“游民行动”，大量使用“赤匪”“共匪”“焚烧”“奸淫”“杀戮”“共产共妻”等负面词汇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还利用共产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活动来责骂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污蔑和丑化，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对此，我们党积极创办各类教育学校，用好各类报刊、电台等平台，宣传报道党的真实情况，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第三，毛泽东十分关注党内的思想动态，清醒认识到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问题的危害，倡导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在我们党领导革命的历程中，反复出现的“左”倾与右倾错误思想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毛泽东清醒认识到党八股的文风不注重实际情况，不注重宣传对象，严重危害了党的宣传工作。对此，毛泽东领导开展整风运动，对“学风、党风、文风”进行彻底整顿，积极营造实事求是的风气，推动了党的宣传工作健康发展。 （二）明确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明确宣传工作原则是做好宣传工作的关键，它不仅关系到宣传工作的方向和效果，也直接影响到宣传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是确保宣传工作有效、合法、有序进行的基础。延安时期，毛泽东立足我们党宣传工作的复杂形势，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党的宣传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对高效开展宣传工作、占据舆论阵地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打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封锁、澄清虚假信息、树立良好形象的关键举措，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才能保证该项工作及时、高效开展。1939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党的大政方针要由宣传部组织具体的宣传工作，宣传部要注意宣传工作的组织与领导，要有领导的艺术。”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尖锐的军事斗争情况，要求加强党的领导，“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这一时期，为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党中央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书记，并亲自指导和参与许多重大的新闻宣传活动，经常性为党报党刊撰写社论和文章。各地党组织也成立专门宣传机构，负责统一领导党的宣传工作，保持党的宣传工作步调一致、工作有效。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强调宣传工作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让宣传工作经得起历史检验。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党八股的文风“不看实际情形”，只会“装样子吓人”，“妨害真理”，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要求党的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实际情况，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发表自己真实独立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同时，毛泽东反对只讲成绩不论错误的片面宣传，指出宣传工作“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只要我们诚恳坦白地说清楚实际情况，是会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理解的”。如《解放日报》针对自身存在的教条主义等问题，积极反省、整改、提升，发表社论《致读者》，真诚说明问题并表明办报态度，推动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整风工作。 第三，坚持区分对象。宣传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多种方式的宣传让各方充分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获得各方的同情和支持。为了有效提升宣传工作效果，最大程度上得到国内外各方的同情，毛泽东主张要区分不同宣传对象，“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对于国内的宣传工作，毛泽东认为要充分研究各个阶级、团体、行业、政党的具体情况，通过办各类报纸、读书学习会、夜校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群体进行宣传教育，如1940年2月创办的杂志《中国文化》面向全体中国人民，目的是“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1940年3月创办的《边区群众报》则主要面向边区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对于国外的宣传工作，毛泽东强调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要充分了解外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与信息需求，还要认识到不同国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用他们听得懂、能理解的宣传方式。 三、把握历史主动性，充分发挥各类宣传力量的重要作用激发主体力量是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基础。毛泽东高度重视宣传工作的体系化、队伍化建设，强调宣传工作要“开门办报”，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文化工作者、党内理论家、教师、青年学生等各类宣传主体的作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宣传工作队伍。 （一）发挥广大党员干部在抗日宣传工作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毛泽东十分重视干部的引领示范作用，他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要明确“宣传家”的使命，主动做好宣传工作。他认为，宣传不仅仅是专业宣传人员的职责，而是党的所有干部都应具备的能力。一方面，积极宣传党的思想方针，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毛泽东曾指出，党的干部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要善于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做宣传，“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样才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对此，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领导干部亲自安排宣传工作，领导创办《解放日报》《苏中报》等报纸，并参与报刊编辑和文章撰写工作，同时带动了一大批党的干部撰写各类宣传文章。另一方面，抛弃党八股，树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做好宣传工作，首先就要让群众听得懂。要让群众听得懂，就要言之有物，就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使用群众语言阐释理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宣传干部积极融入群众的话语、情感和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采写“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新闻和文章，使用精炼的语言和“极大黑墨字”使文章看上去清晰明朗，让群众既看了报又识了字。 （二）充分调动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专业宣传队伍的积极性毛泽东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非常重视宣传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他认为，新闻宣传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喉舌，必须建立一支有理论素养、有实践经验的宣传队伍，以提高宣传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对此，毛泽东领导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马列学院等干部学院，为培养宣传人才提供了重要平台。这一时期，广大新闻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发展新闻事业，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经拥有近三万名通讯员，创办报纸和杂志上百家。同时，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者在宣传工作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明确“为什么人”的问题，应该积极融入群众生活，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在毛泽东的启发下，边区成立了剧团、秧歌队、社火队等丰富多样的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深入到农村、工厂等一线，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贴近群众生活、顺应革命主题的优秀作品，有力宣传了我们党的各项工作，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三）充分发挥通讯员、党内理论家、教师、学生等群体的积极性延安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专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更离不开广大通讯员、党内理论家、教师、学生等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毛泽东倡导“开门办报”，不仅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积极写稿投稿，还要求广大党政军民中的一般党员干部、广大群众积极写稿，培养了大批通讯员队伍。到1948年，仅在华中解放区的通讯员已经有4.6万多人，每月平均投稿约3万篇，有效地保障了各类党报的消息和新闻来源。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党内理论家在宣传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一大批党内理论家通过在高校授课、编修教材、担任报刊编辑、翻译和出版书籍、发表理论文章等方式，为宣传党的理论、培养优秀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广大党内理论家以及各科教师的培养和带动下，一大批青年学生通过发表社论、举办抗日演讲、参与文艺团体、编排文艺作品等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抗战事业。其中广大青年学生为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踊跃投稿，约发表142万字文章。 四、增强历史自觉，科学制定宣传工作各项策略采取灵活策略是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举措。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积极构建系统的宣传工作体系、探索高效的宣传工作方法、创新开展国际宣传，打出一套宣传工作“组合拳”，在国共舆论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为正面战场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积极采取灵活宣传策略、主动应对国民党新闻封锁、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历史自觉。 （一）积极谋划，构建宣传工作体系为确保宣传工作的高效开展，毛泽东精心部署，构建了科学系统的宣传工作体系。首先，明确宣传主题方向。毛泽东十分重视宣传工作的方向性，强调宣传工作要配合党的中心任务。他擅长借助党的报刊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打宣传战。如全面抗战爆发后，针对党内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毛泽东亲自撰写并发表宣传文章，并积极动员报纸、刊物、通讯社等向前线官兵和全国人民宣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的抗战思想，大大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其次，完善各级宣传机构，明确工作职责。毛泽东多次强调建立宣传机关“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在他的领导下，党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宣传网络，并以文件的形式明确宣传部门的职责范畴。如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党的宣传工作范围。再次，加强宣传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十分重视提升宣传干部的专业素养，尤其关注宣传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问题，挑选了一批党性坚定、业务娴熟的精兵强将。此外，还为对外宣传部门配备翻译人才、通讯人才等专业技术人员，极大提高了宣传效率。 （二）主动作为，探索高效宣传方法掌握科学高效的宣传方法是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告诫宣传工作者，要掌握科学有效的宣传方法，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一是讲究语言修辞，巧用生动鲜活的宣传话语。毛泽东提倡宣传语言要生动活泼切实有力，他在日常交流、演讲、写作中经常使用历史故事、民间俗语以及多种修辞手法，使语言更加生动活泼且具有趣味性，容易唤起听众的情感。如1938年，他用“水桶和水”做喻，向美国军官卡尔逊深入浅出地分析中国抗战形势。此外还有著名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等语言，非常生动有力、富有诗意，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深刻的话表达出来。二是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为更好地动员群众参加抗战，毛泽东指出：“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主张充分运用标语、口号、传单、戏剧、歌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宣传方式。三是灵活运用多元宣传媒介。毛泽东非常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号召各边区积极办报，领导创办了“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新中华报》等十余种机构、报刊。同时，毛泽东认识到无线广播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特点，主张要创办广播电台，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1940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广播委员会”，向全国、全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解放区的新闻。 （三）拓展渠道，主动开展国际宣传对外宣传是宣传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环。面对国民党的抹黑与封锁，毛泽东清醒而敏锐地意识到对外宣传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需要借助外媒的力量帮助中国共产党打破信息壁垒，向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一是主动邀请外国记者到陕甘宁边区访问。毛泽东通过国内民主力量邀请到斯诺、斯特朗等进步正直的外媒人士到延安访问，他常常与外国记者交谈数小时，为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边区建设情况提供了很多宝贵素材，此后斯诺撰写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引发了红色中国报道热潮，并在国际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二是巧借国际友人和侨胞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毛泽东非常重视国际友人和侨胞等群体的作用，领导制定“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政策，设立海外工作委员会、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等侨务机构，热情接待国际友好人士和侨胞，鼓励他们宣传中国抗战。华侨抗战救国统一组织等侨务团体创办了《纽约新报》《星洲日报》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刊，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 五、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开展宣传工作的现实启示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资源，灵活采取多种宣传策略，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信息封锁，获得了国内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援助，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体现。在当前“两个大局”复杂历史背景下做好宣传工作，必须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积极从时代发展大势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握宣传工作，立足党的领导加强宣传工作顶层设计，把握历史动力激发宣传主体动能，根据对象特点推动宣传话语创新，遵循宣传规律推动宣传方法创新，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 （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宣传工作的顶层设计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宣传工作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多次强调报刊宣传要服从于党的政策，并要求各地通讯社和报社要及时研究中央政策，“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在党的领导下，毛泽东与党中央从顶层设计上对宣传工作进行战略规划，设置宣传机构、配备专业人才、确定宣传主题，初步构建起系统的宣传工作体系，为有序开展宣传工作提供基础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把握历史规律与宣传工作规律的高度，进一步明确指出“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新时代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必须牢牢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经验和原则，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的政治优势，明确当前“两个大局”背景下宣传工作的战略方向，不断健全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体制机制，为高效开展宣传工作提供根本遵循。 （二）塑造多元主体，积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发挥党的干部、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党内理论家、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等多元主体的宣传力量，是延安时期成功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经验。新时代，我国宣传工作主体更趋多元，除了官方主流媒体外，各种国内自媒体以及“洋网红”凭借其民间身份、行业身份或外籍身份，扮演着“他者叙事”的角色，在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科学引导，充分发挥多元宣传主体的作用，提升宣传工作效能。要用好其作为行走的符号代言和流动的叙事载体的优势，利用社交媒体以真实、立体、精准的文化视角，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此外，全球范围内关心祖国发展的华侨华人，正通过中餐、中医、中国武术、传统节日等载体，积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三）分析对象特点，创新话语推动分众化传播面对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的不同知识文化背景，毛泽东立足宣传对象的需求，使用朴实的文风、生动的语言、精妙的事例增强宣传话语的张力，拉近与宣传对象的距离。新时代，宣传工作仍需要立足宣传对象，树立“用户思维”和“需求导向”，把握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用新的话语表达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宣传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非常重视党的理论宣传大众化的问题，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习近平立足群众需求与各项工作特点，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等新话语，既讲出了群众的心声，又指明了具体工作方向，推进了党的理论宣传大众化。 （四）科学把握规律，用技术赋能宣传方式创新毛泽东始终坚持从把握规律的高度来领导开展宣传工作。一方面，科学把握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将宣传工作作为推进革命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科学把握宣传工作自身发展规律，积极探索新的宣传方式。面对传播资源匮乏、传播通道闭塞等现实问题，毛泽东综合利用报刊、电台等传播媒介，并巧借外媒开展国际传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尊重传播规律，要求“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一方面，要整合现有宣传方式和宣传媒介，打好宣传“组合拳”。必须开拓宣传思路，立足群众需求，充分运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等各种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增强叠加效应。另一方面，根据时代发展和传播规律，探索新的宣传方法。积极抓住网络传播新机遇，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短视频、直播等技术手段，推动宣传方式创新，提升传播效率和精准度，增强受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5年第5期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