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小恩：陈云的经济政治观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二者辩证关系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展革命、夺取政权及组织社会建设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观衍生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其将政治视为经济的集中表现，并将政治的实质和中心归结为国家政权问题，明确“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经济与政治作为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在特定历史时期影响乃至决定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进程。一段时期内，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误解，“政治”的实质被视为阶级关系的反映，社会的政治价值也被限定在阶级与国家范畴之内，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政治作为一个概念，它是对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现象和人们政治行为的科学抽象”，其“本质是关于人的生存利益关系的调控，是人的个性与社会性整合的必然结果”。陈云的经济政治观，是指陈云在领导和开展经济建设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所形成的关于经济与政治二者辩证关系的政治哲学观点。有学者以“经济政治学”阐释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呈现的社会政治现象，认为广义的经济政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主要内容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本文所述及的经济政治观就聚焦陈云经济思想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观点，即从政治角度看待和处理经济问题、强调经济工作对政治工作的基础决定作用以及在具体的实践中坚持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以上三点集中呈现了陈云经济政治观的主要内容，体现着陈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经济领域反应的政治现象的规律性认识与理论性观点。2025年是陈云诞辰120周年，在此重大时间节点系统梳理陈云经济思想中蕴含的重要政治观点，科学评析陈云的经济政治观及其时代价值意蕴，既能为我们深化陈云生平研究、客观呈现陈云经济思想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提供科学理论视角，也可为我们科学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利益调整及政治价值内涵转变等实践难题提供有益启示。 一、坚持首先从政治角度看待和处理经济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所有理论探讨的最终落脚点。”从实践维度理解政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历史观在政治思维中的必然延伸。经济问题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核心内容，是人类政治实践的重要体现。陈云的经济政治观的首要方面表现为始终从政治高度认识和处理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经济问题，以系统辩证思维总结经济领域的政治实践规律，以此指导具体经济实践。 （一）从政治高度出发，制定符合革命斗争形势的经济方针政策阶级斗争作为革命战争年代政治实践的核心，决定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实践必然从属于政治并服务于政治大局。在领导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建设中，陈云始终强调经济建设的政治意义，不断结合政治形势变化及其内在规律制定经济方针政策，有力支援了特殊时期的革命斗争。 一是明确在经济困难、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大公”与“小公”问题。自边区以大生产运动缓解因经济封锁导致的困难局面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体制主要实行财政供给与生产自给相结合，生产自给取得很大发展，但对集中统一领导的忽视导致公共领域浪费严重。为解决抗日经费供给这一边区财政的核心问题，陈云从“小公”与“大公”关系入手处理供给问题。1944年及1945年，陈云先后出席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独立一旅等单位经费讨论会，并在会上强调“小公”单位应加大生产以支持“大公”，而在1944年12月26日召开的有关边区来年供给标准问题的会议上，他则提出各单位要坚持“‘小公’服从‘大公’，局部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远，小痛服从大痛”，强调“宁可天下小乱，不要让天下大乱”。在处理“大公”“小公”二者关系时，陈云提出要坚持“小公”服从“大公”并兼顾“小公”利益，明确“有利小公有害于大公者不能干，有利小公也有利于大公者一定干，有利于小公无害于大公者可以干”，从而在划清处理“小公”“大公”关系取舍标准的基础上保证了革命战争的物资保障，有力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二是结合革命特殊形势提出要恢复和发展经济以支援战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分析战争所具有的社会联系，揭示战争的本质是政治的继续。列宁在对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观点作批判性改造基础上指出：“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战争植根于政治，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战争与经济便存在着辩证关联的特殊关系。因此，陈云有关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的论述构成其经济政治观的重要内容。从1944年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以经济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陈云始终重视经济工作的政治意义，先后提出要“保护城市机器”，呼吁党内干部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他认为，只有教育党内高中级干部熟悉经济工作、城市管理及与资本家和技术人员打交道，党才能在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中成长为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及革命胜利的引路人。在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情势中，陈云始终坚持从政治高度谋划党的经济工作，使党的经济政策与政治局势发展齐头并进，从经济上确保了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 三是提出东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规律是经济—武装—再经济”。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斗争策略是我们党开展土地革命的宝贵经验。“经济—武装—再经济”是陈云对北满宾县县委书记群众工作经验的概括，这一经验反映着东北地区“武装的农民反对武装的地主、土匪及大排”等特点。陈云根据北满雇农占农民人口百分之六十及群众斗争规律的认识，确定了将北满建设成为东北大后方的战斗方针。陈云认为，土地改革既是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改革，也是涉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政治变革，土地所有权的改变要求必须慎重处理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革命形势的变化使经济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局面发生了变化，“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为此，陈云提出东北革命斗争既要坚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在农村中依靠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也要正确且有区别地处理城市资本问题，保护民族工商业，大力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与工商业发展的民族资本。 （二）从国家大局出发，认识和把握政权建设中的经济问题“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而作为社会革命根本问题的国家政权问题，又包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两大方面。陈云在领导财经建设过程中，始终从夺取和巩固政权高度看待经济建设问题，体现了高度的经济政治意识。 一是将做好经济建设工作视为赢得民心、树立人民政府威信的重点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是政治观的核心问题，任何政治问题最终都将归结为国家政权建设问题。陈云深刻认识到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与民生保障的政治意义，提出要在稳定金融物价基础上恢复因战乱而陷入混乱的国民经济秩序。在《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积极性》一文中，陈云将做好经济工作提高到比肩军事斗争的地位，强调“如果美帝国主义一吓唬，票子就贬值，物价就波动，人民政府的声誉就不大好”。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陈云以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快速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由此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 二是明确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开展经济建设的前提。陈云既清醒认识到经济建设的政治意义，也强调要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谋划经济战线工作。在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决策后，陈云指出，“假如我们不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不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打下去，一切经济建设都靠不住”。他强调“没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把经济工作做好是不可能的”，提出财经工作方针理应将国防建设置于优先于经济与文化建设的首要位置。而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流行的“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陈云认为这仅仅反映了事实的一面，强调“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人民政府的成立，没有土地改革，棉农绝难发家”，事实理应是“爱国发家，多种棉花”。凸显了稳定的国家政局对于国富民强的基础性意义。 三是始终坚持财经工作的人民价值立场。陈云认为，“民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问题，因为“民生问题”并非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党的威信及关乎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他指出：“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而所谓民生，主要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如果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那么民生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新中国成立初期，财经部门为制止通货膨胀，大力施行公粮征收及国债发行等工作，陈云在肯定相关工作的同时，强调应将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明确不仅要将农民的土产收上来，还应将城市廉价的工业品销往乡村。他指出：“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1956年底，陈云在部党组会上指出：“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陈云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教训，强调“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在制定具体经济政策过程中，陈云始终从人民需求出发考量经济方针政策成败得失，切实践行了经济路线制定中的人民立场与群众观点。 （三）从经济建设出发，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财经工作理念唯物史观既强调经济基础对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也明确政治的上层建筑能主动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因此“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定律“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陈云基于政治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强调要将对财经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财经建设全过程，确保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陈云的“七分经济，三分政治”财经工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的“灌输论”教育原则。1894年，列宁曾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提出要在使马克思主义观点通俗化及具体考察俄国阶级斗争基础上，“把它灌输给工人”，“以便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工人团结为一支政治力量”。列宁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激发工人阶级政治觉悟、提高工人阶级革命战斗力中的作用。“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侧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在开展经济建设中的突出意义。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革命、建设及改革均是为了破除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障碍，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开展经济建设的根本原则。陈云指出，财经工作人员“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伴随着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转变，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功能也由激发人民革命斗志转向教育人民投身社会生产，经济与政治的交融性也越发凸显。1974年8月，陈云在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深刻阐述了港澳贸易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他指出：“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这种考验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机会难得”。为加强财经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陈云提出要在财经工作人员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强调重点内容不仅要包括总结过往经验及时事政治问题学习，还应教育财经干部以哲学研究为重点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使党的各项经济方针政策得到更好贯彻落实，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好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既强调了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也突出了政治教育对经济建设的能动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二者关系并非机械组合，而是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过程。只有在经济建设中贯彻“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方针，才能在创造符合社会主义生产要求的时代新人中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大发展，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及生产目的，真正做到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结合，实现国家、集体及个人三者利益的有机统一。 二、强调经济工作对政治工作的基础决定作用“经济对政治来说是决定性因素，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为主要的管理对象，并决定了社会的经济政策与其他各种政策相比的首要地位”，经济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基础和根本的内容。陈云的经济政治观既重视经济领域的政治实践，更强调经济相对于政治的基础决定性作用，在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质及其规律基础上发挥了经济对政治的基础保障作用。 （一）克服党内经济领域“左”倾消极影响，“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在革命战争年代，残酷的军事斗争使经济从属于军事政治。陈云是党内较早认识到经济工作重要性并在“左”倾错误思想蔓延党内时极力纠正经济领域错误倾向的领导人之一。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陈云在实地调研考察基础上对中央苏区经济领域的“左”倾错误予以纠正，有力地巩固了新生苏维埃政权。 “左”倾错误思想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不顾苏区经济现实，片面照搬苏联及大城市经济建设经验，如旨在提高劳动者政治地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盲目照搬苏联经济法及适用于大城市的条文，片面追求工人福利而忽视企业自身利益，致使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及工人失业，以及在年关斗争中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陈云指出：“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为纠正经济领域存在的“左”的错误，陈云亲自前往福建调查汀州工商业发展情况，并先后发表《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等文章，批评经济领域存在的工团主义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他指出，苏区工人阶级不仅要争取改善自身生活，还应当将发展苏区经济和巩固工农政权视为解放自身的根本任务，明确提出“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通过改善工人的经济地位激发工人政治斗争的积极性。同时，陈云也否定了职工运动中忽视经济斗争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右倾错误，提出“工人经济斗争中‘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对于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莫大的危险”，明确纠正经济领域存在的“左”与右两种错误倾向并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是党在特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这表明，在党的早期民主革命斗争中，陈云已经看到经济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明确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内在联系，十分注意以经济利益激发广大工人开展政治斗争的积极性，极大调动工人阶级以经济斗争巩固和发展新生革命政权的自主性。 （二）强调经济工作具有严重政治意义，系统阐述组织生产的革命意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政治工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使党内干部形成了重政治而轻经济的倾向，这极大阻碍了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及党的中心工作向城市转移。为打破因敌军封锁导致的财经困难局面，陈云以灵活方式统筹边区政治与财经建设。一方面，纠正党内存在的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观点，改变经济工作边缘被动局面。为纠正党内重政治而轻经济技术的错误观点，陈云从夺取革命胜利的高度阐述经济技术工作的重要性。早在1941年5月，中共中央就曾下发由陈云起草的《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各种经济和政治工作均是革命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强调“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这就将经济工作提升到了同政治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明确了经济建设本身作为革命斗争一部分内容的必要性。而在随后召开的延安军事会议上，陈云再次批评了党内忽视技术及经济等事务性工作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明确“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强调“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中，陈云不仅看到做好经济工作的政治意义，而且能够抓住发展生产这一经济工作的核心内容，强调组织生产的革命意义。1944年5月28日，陈云在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的会计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现在革命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组织人民生产，促进抗战胜利，如果我们能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就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一个革命的商人，就是一个十足的革命者”。正是基于对经济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的认识，陈云强调要发挥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作用，提出“党必须加强对在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的党员和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他结合革命形势变化提出要组织人民开展生产工作，呼吁党员干部改变重宣传而轻生产的错误倾向，要从解决人民群众穿衣吃饭问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由此可见，陈云意识到财经工作对于夺取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并将经济提到与军事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陈云提出贫雇农政治上的积极性是建立在经济上的，明确要满足群众的物质利益诉求。经济与物质利益是维护个体生存发展的最基本利益，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反映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陈云从党的阶级路线出发，强调“一定要使贫雇农不仅能斗争，而且能执政，这就要使他们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经济上站不稳，就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贫雇农“政治上的积极性是建立在经济上的”。从提出“穿衣吃饭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到强调“物质利益对激发贫雇农革命积极性”，陈云始终从经济决定政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看待和处理革命问题，并结合不同阶段革命形势变化改变经济斗争策略，有力地支援了军事政治斗争。 （三）坚持“中央的经济权威是中央政治权威的基础”正确处理财政集中与分散二者关系是陈云的经济政治观的重要内容，坚持财政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基础上有效发挥地方积极性贯穿于陈云领导党的财经工作全过程。早在解放战争初期，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及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陈云就强调经济工作要实行高度的统一。他指出：“统一管理的初期，下级是有困难的”，但这种困难“比之因全国财经管理继续不统一而致金融物价大乱所产生的困难，其程度要小得多，其后果要轻得多”，因而财经管理必须坚持“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20世纪60年代初，为克服严重经济困难，陈云再次强调了经济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和企业以必需的机动的财力、物力以后，把力量集中统一起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财政改革，通过放权让利及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的积极性激发了经济社会活力。“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传统，地方政府自收自支、自求平衡，其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各地自行其是、经济失序等严重问题，致使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建设领域出现严重通货膨胀。陈云由此提出“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强调“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同时，作为国家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权威必然建筑于坚实的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缺乏经济基础的政治权威只会沦为虚无的政治口号。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揭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中央经济权威核心的财政不仅是中央政治权威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央政府贯彻国家意志的主要工具。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国家政权等上层建筑正常运转的关键要素，关系党中央路线方针执行问题，实质是党中央政治引领力问题。以加强中央经济权威巩固中央政治权威是陈云对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建设与政权巩固二者关系的思考。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中央政治领导力的主要表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即经济权威之上，而中央的经济权威主要以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及依据计划进行宏观控制的方式体现出来。陈云始终强调巩固中央经济权威并在经济实践中有力践行这一原则，如将经济体制改革视为“鸟”与“笼子”，强调要在政府宏观调控下扩大市场作用，谨防经济失序风险；坚决抵制发行特区货币，要求维护人民币发行的权威，捍卫中央经济权威；强调维护党的中央权威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阐述党中央权威、中央政治权威及中央经济权威三者之间的关联，继而提出维护党的领袖权威等至今仍具时代价值的观点。这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体现着陈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灵活运用，对于维护政治稳定、营造安定和谐的改革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在实践中坚持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社会实践与人类社会的同步生产与互动共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因而“社会实践”范畴便概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涵。“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是现代社会保持正常发展秩序的根本标志。”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在实践中坚持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科学处理了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各类经济决策难题。 （一）要自觉研究资本主义、合理利用资本主义和清醒地警惕资本主义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开展革命及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实现赶超式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在寻求化解新生苏维埃政权面临的经济困境时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科学认识和正确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先例。 陈云关于“要自觉研究资本主义、合理利用资本主义和清醒地警惕资本主义”的论述立足中国实际，反映特殊时期陈云对经济与政治二者关系的深刻思考。20世纪60至70年代，国际形势变化及中苏关系恶化使中国同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量急剧下降，而中美关系改善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往来增加，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极“左”思潮却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一般干部无法客观认识和接触资本主义，这极大阻碍了我国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交流。为更好利用资本主义推动我国经济发展，1973年，陈云在约见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时指出：“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以“经济滞胀”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危机，金融垄断资本逐步掌握全球生产、分配和消费。陈云由此明确指出：“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比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外贸特别是对我们进口贸易很有关系。”为更好掌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情况，陈云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员从美、日、英、西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发行量、外汇储备、经济危机周期性状况、危机解决办法、世界主要黄金产量及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等入手收集材料。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入研究，陈云提出要充分利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摆脱危机、国际上游资金充斥的情况，大胆引进外资和技术。凭借多年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及对国际政治局势的敏锐观察，陈云将经济建设的重点聚焦于国际市场，提出要自觉地研究资本主义，强化对国际资本市场、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及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等问题的研究，进而有针对性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以此发展社会主义。同时，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因意识形态差异而刻意制造的封锁与威胁，陈云则明确“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提出要警惕帝国主义国家及敌对势力的威胁。时刻保持对资本主义的高度敏感及警醒，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交往时既合作又斗争，是陈云的经济政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陈云的经济政治观的重要内容。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治内涵也由革命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转为和平时代的民生经济建设，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首要政治问题，经济与政治日益具有统一交融的特点。 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陈云始终从经济社会全局出发动态处理推动经济发展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二者关系，有效防止了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引发的政治失序问题。早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初期，陈云就在实地调查经济社会情况基础上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构想，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发挥市场规律与价值调节作用，以适应我国地域广阔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1979年3月，陈云在《计划与市场》的讲话纲要中指明了包括苏联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主张要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调控方式，为经济领域改革提供了思想先导。1983年秋，陈云提出要在总结城市工商业改革基础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次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使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被提上中央决策日程。1984年5月至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等文件。陈云结合中央文件各项改革措施，先后对计划体制改革、价格体系改革和国家领导经济职能改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要结合中国计划经济实际，在平稳基础上激发企业活力，同时加强对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明确城市改革应当在积极探索和总结经验基础上稳妥开展。这些思想的提出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决定》不仅明确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且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称赞：“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改革开放之初，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是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科学认识并阐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关键。陈云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他指出，“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且对社会主义建设信心不足等问题，陈云明确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1985年6月，陈云在全国党政工作经验交流闭幕会上提出：“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陈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论述破除了将经济体制改革与自由化等同的错误认知，确保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陈云的经济政治观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集中运用与体现。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能否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是决定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陈云从改革的目的、发展的意义以及稳定的重要性等角度阐发了三者关系，明确在经济实践中如何从政治维度处理三者关系。这些极富哲学意义的论述对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及营造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环境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 在陈云看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表明改革与发展构成一对因果相连的词组：改革促进发展，发展推动改革，这是唯物辩证法在实践领域的生动体现。同时，陈云十分重视经济运行的平稳，强调经济形势的动乱可能会导致政治领域的动荡，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早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就从政治高度批评了经济领域出现的冒进倾向，提出要按照农轻重次序发展、提高工业生产质量的意见。1979年3月，陈云会同李先念致信中共中央，强调财经工作要吸取已有教训，“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明确提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该建议在同年4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所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得以体现。该通知强调，对于经济建设中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项目，应当实行停、缓、并、转、缩。《若干意见》提出，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贯彻新‘八字方针’，不但是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步骤，也是端正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分别涉及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及外部环境等范畴，本质体现的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清晰认识与实践运用，是陈云的经济政治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创造性运用。改革与发展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要素，强调要通过变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稳定则指向政治要素，属于政治与社会系统之间一种稳态化效应。稳态化谋求的不仅仅是社会系统内各力量间的协调，它还力图通过“政治—社会”间生态关系的确立，在“政治—社会”关系上构成具有相互推动作用的生态回路。在这一回路中政治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发展又作用于政治发展。因此，政治的稳定体现着政治与经济的良性循环状态，发展昭示着经济趋势的良好状态，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本质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四、陈云的经济政治观对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陈云在长期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政治观点，尤其是“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以及强调要巩固中央的经济权威等理论观点，对于当前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习近平明确指出：“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应从陈云的经济政治观汲取哲学智慧，将积极发挥经济决定性作用与有效运用政治积极能动作用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在坚定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和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 （一）要加强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将党的政治领导优势转化为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动力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型政党领导创造新型文明的光辉典范，党的坚强领导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具体表现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蓝图的整体把控，以及在此进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各领域的统筹协调与规划部署。一方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两个维护”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部门，将全民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战略布局，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政策执行效率，也要完善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等各领域领导的体制机制，在宏观上坚持以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举措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成熟制度支撑以应对全面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种外部风险挑战，统筹经济发展大局，制定符合我国社会阶段性实际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要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及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党的自我建设提高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依然是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应对的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全面深化改革则是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最终破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的关键一招，社会各领域深层变革与权利开放秩序的构建极易诱发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状态并导致现代化“中断”。因而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防止可能出现的现代化“中断”风险。一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利益固化藩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实现权利开放与利益共享，使社会广大民众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红利，以全民共同富裕消弭现代化引发的治理危机，凝聚全社会共促中国式现代化的共识。二要以发展促改革、谋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情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要求我们依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兼顾社会其他各领域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三要创造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以确保改革与发展稳妥推进。既要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形成有利于各领域、各部门协调有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局面，又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通过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及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构建国内外一体联动、各领域协同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三）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与人民立场，以共同富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共享性人民群众利益始终是陈云领导财经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彰显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正义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反对脱离物质利益的空头政治而围绕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谋划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布局，“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不断健全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和历史创造精神”。其一，要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主体思想。既要从完善现有分配制度入手筑牢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又要聚焦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权益维护机制，使经济社会发展红利更多惠及边缘弱势群体。其二，要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效益是实现群众物质利益的前提，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性工程。要通过构建发展格局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着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量、效率与动力变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做大“蛋糕”。其三，要聚焦区域发展差距以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区域间、城乡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要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重点，破除城乡、地区之间利益壁垒和政策壁垒，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深层次变革，以最充分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凝聚起最广泛的共识组织现代化建设。 （四）要注重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有效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有利政治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进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从而被称为经济方面的政治。”坚持从政治角度考察和研究实际情况并制定科学高效的经济路线方针是陈云的经济政治观的重要内容。党的百余年历程表明，正确、科学的政治路线能为经济发展营造安定和谐的环境，确保经济建设有序开展。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有效发挥政治对经济建设的积极推动作用，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在促进后发国家加速现代化、实现赶超并联发展上的制度优势。其一，紧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我国当前经济社会最大政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丰富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重大变化，根本目的在于破除阻碍生产关系变革及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聚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文化体制机制等内容谋划改革，促进社会朝着权利开放与利益共享的方向稳步前进。其二，坚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价值导向，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误读，防范西方敌对势力依托跨国资本及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侵袭，始终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价值立场，既要防止脱离我国发展实际制定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战略，也要谨防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由忽视政治斗争的错误认识，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行进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及世界现代化客观规律所要求的正确道路上。其三，有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弥合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分歧，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整体共识。党员干部是贯彻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的排头兵与主力军，强化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其政治觉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同时可加强经济建设领域党风廉政建设，纯洁党员干部队伍，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人才保障。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5年第5期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