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经济全球化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传统全球化模式带来了贫富差距、发展鸿沟、债务危机等困境，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浪潮则导致贸易纷争、脱钩断链、治理赤字等问题。这种双重困境昭示着经济全球化亟待进行范式重构，通过超越“自由放任”与“封闭保守”的二元逻辑迈向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破解全球发展赤字与治理困境，着眼于构建普遍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的实践进程中形成了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论述。自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系统阐述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主张，到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建设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一理论实现了从理念倡议到制度设计的升华，为世界经济摆脱结构性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本文旨在全面剖析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深入阐释其历史视角、系统思维、目标导向、治理路径与合作理念，力求揭示其在超越传统全球化模式、建构经济全球化秩序中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一、以世界历史视野审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全球化的把脉并非着眼一时一事，而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以世界历史视野审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规律。习近平总书记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事实出发，从人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战略态势出发，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根源、内在规律与必然趋势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
1.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历史必然
从历史维度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推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扩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简言之，经济全球化的演进遵循一个明确的逻辑链条：技术突破—生产力跃升—交往空间扩展。
近代以来，人类经历的每一次科学革命和技术创新都推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和经济活动的全球扩展，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深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道，“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推动生产力迭代跃升和世界经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发展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更为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可见，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对更高层次生产力需求的响应和实现，且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持续进步，人类社会的交往空间将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作为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也将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
2.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相互依存加深的时代进程
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国家间多边联系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历史进程。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经济全球化自出现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而当前正处于“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的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相互依存”已不再囿于经济领域，而是全面渗透到了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等多个领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外延，也使得各国形成了全球共同体的客观存在。
在经济层面，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促使各国经济在全球化框架下形成了利益共生、责任共担的紧密关联。在全球价值链的精密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深度融合，全球经济体系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多元化的协作模式。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不仅仅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从文化和社会层面看，经济全球化极大促进了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推动了全球文化的多元融合，“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经济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一种多维度的社会实践，是各国文化、政治和社会联系不断增进的过程。这种“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的客观态势，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推动世界各国向着更加高效、紧密、融合的方向迈进。
3.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经历深刻变革，部分国家基于政治经济双重考量，借机实行更为严苛的保护主义和更为极端的孤立主义，使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进入阶段性调整期，质疑者有之，徘徊者有之。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
具体而言，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各国必须在多边体系下寻求共同发展与普遍安全。一方面，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性经济网络与利益共同体已不可分割，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这一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分享收益。“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另一方面，各国面对全球性问题时无法回避国际合作的需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冲突、地区争端等传统安全问题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叠加，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可见，“逆全球化”行径不仅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大势，是世界经济日益融合的内在要求，是应对复杂全球性问题的现实需要。因此，经济全球化“既不是人们主观上一厢情愿的追求，更不是人们随意就能中止的”。
二、以系统辩证思维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在全球化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和具体深化，强调经济全球化既非“阿里巴巴的山洞”,可以毫无代价地释放财富，也非“潘多拉的盒子”,只能带来风险与危机。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是双向交织的，既是生产力跃迁的加速器，也是生产关系矛盾的放大器。只有以系统辩证思维加以分析和驾驭，才能推动经济全球化内蕴的“对立统一律”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并转化。
1.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推动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区域性经济活动的局限，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深度整合与协同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如资本、信息、劳动力、技术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进而形成了多元化、分散化和专业化的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依托开放型市场架构，不断巩固并强化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起互补性的合作关系，有效提升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效能，为全球经济的综合增长和长期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为全球南方的发展提供重要动力，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首先，经济全球化促使全球南方国家逐步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例如，印度和中国通过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分工，迅速崛起为世界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其次，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南南合作，推动全球南方的协同发展。在面对共同挑战时，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共享经验、建立协作机制以及联合发声，强化了在全球事务中的共同立场和协作能力。最后，随着经济的崛起，全球南方国家逐步打破了自身在传统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强，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重要力量，进而“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使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第三，使得各国各民族的联系更加紧密，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不仅推动了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还为全球文化交流、社会联系、生态保护等搭建了合作平台。在此背景下，国际合作的形式不断拓展和深化，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及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紧密的国际联结，推动了多边主义理念的普及和协同治理模式的实践，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了国际平台与制度保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基础。
2.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需正确看待与科学应对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依然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旧式全球化，是“西方世界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生产力发展要求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客观现实与西方国家致力于延伸资本统治边界的主观目的，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深度绑定，导致后者必然呈现出生产力发展机遇与资本主义内源性矛盾交织并存的状态。同时也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建构必须坚持系统辩证思维，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正确诊断、归纳总结与科学应对。
第一，当前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而是源于西方国家长期单方面主导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外化与拓展。
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并非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此外，当前全球经济陷入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究其根源，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都与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秩序混乱与职能缺失息息相关。因此，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涌现，重要的是要找准问题的病根，针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失误和更深层次的制度缺陷进行反思，而不能简单将其归结为经济全球化的“副作用”。
第二，经济全球化给部分国家带来了不平等、不稳定、不安全的问题。
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确推动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但其负外部性也不容忽视。为了最大程度满足资本扩张需要，西方企图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资源、消除差异、制造冲突，严重破坏了各国发展的均衡性、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社会治理的稳定性。例如，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并未实现所谓的“涓滴效应”,反而使“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渗透和市场统一性，未能尊重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和本土价值，激化了全球范围的文化冲突、民族认同危机和社会撕裂。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相叠加，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风险。除此之外，“为了融入全球市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让渡一部分经济主权”,这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在面临全球市场震荡时的应对能力下降，国家的经济安全由此受到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给不同产业和群体带来了冲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骤变，也“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
第三，要引导经济全球化更好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经济全球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不可否认，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存在诸多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错误和失败。全盘否定当前的全球化现状，甚至试图逆转这一进程，不仅无益于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问题，还可能加剧各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换言之，我们既要深刻揭示资本无序扩张引发的生产关系危机和全球治理赤字，又要通过制度性改革对其加以改造以实现经济全球化的适应性进化。对此，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控和制度创新，消解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更多释放正面效应，引领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
三、以普惠包容愿景锚定经济全球化的目标与方向
面对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推动建设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普惠包容为愿景的经济全球化，不仅回应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诸多症结，更为构建公正、合理、可持续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提供了科学指引。
1.“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实现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
普惠经济全球化，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的公正性、科技进步的共享性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可及性。这一理念以破解现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为目标，构筑起以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为核心导向的新型全球经济秩序，其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把握。
第一，经济普惠。
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赢家通吃”现象愈发显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不均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重要矛盾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普惠”应致力于重构全球经济秩序的收益分配逻辑，推动全球经济秩序从“效率优先”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转型，“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更进一步说，“经济普惠”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与规则重塑，使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享有更加公平的发展权与收益权。因此，“经济普惠”所倡导的公平分配并非简单的资源再分配，而是以制度变革促使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秩序从以西方主导、单边收益向更加平衡、包容、多元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二，技术普惠。
当前数字革命正在不断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然而，这些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往往集中在技术资源和知识产权高度集中的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其难以从全球科技进步中受益。换言之，“新的数字鸿沟正在形成”。因此，“技术普惠”旨在消除数字鸿沟与技术垄断，通过对现有全球技术治理架构进行系统性变革，实现技术知识的全球公共性与共享性，将技术创新过程嵌入包容性增长的制度逻辑之中。这不仅意味着科技资源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更加平等有效流动，更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建立一种以“共享技术红利”为核心导向的创新扩散机制，来“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共同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从而实现全球科技成果的公平性传播和普遍性受益，确保全球科技进步成为推动共同发展的基础性力量。
第三，全球公共产品普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但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与旺盛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国情，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公共产品普惠”意味着国际社会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时，应当超越传统的单边主义与功利主义，转向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全球合作框架，以“制度性公平”推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与公平分配。这种转向强调，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分配机制应根植于多边合作、平等协商、制度保障的深层次制度架构之中，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应在主体权益、公平负担、长效保障等方面实现系统均衡，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从以少数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单向格局，向普惠、均衡、多元共治的制度体系转型。
2.“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支持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体现了一种以多元共存和差异共赢为核心特质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与“普惠”关注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公正性不同，“包容”更加关注全球经济秩序对各国多样化发展道路的认同和接纳，主张尊重国家间的制度差异、文明多样和生态承载力差别，推动经济全球化在多元格局中实现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其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第一，制度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经济一体化与制度间的互联互通固然带来了许多积极成果，但也暴露出制度模式的单一化倾向，尤其是西方主导的制度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往往忽视了其他国家独特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过度强调单一模式的普适性可能导致许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陷入不适应、不平衡和不安全的境地。因此，“制度包容”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语境下显得尤为重要。“制度包容”旨在确保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够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强化政策工具的自主权，以便更好地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繁荣，从而巩固多元化的全球经济体系。
第二，文明包容。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流的西方价值观往往主导经济规则的设定，不仅忽视了多元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也未能充分考虑非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的独特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一种制度”。因此，推动“文明包容”成为构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课题。一方面，“文明包容”强调对非西方文明衍生的经济伦理、交易模式、产权观念、金融体系等经济实践的合法性和价值的认可，拒绝将西方价值观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唯一价值准则；另一方面，要求国际社会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仅要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寻求共识，更要从文化视角出发，尊重各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方式和价值取向，避免一刀切地推行西方主导的经济框架，进而增强各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第三，生态包容。
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凸显，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因此，“生态包容”强调推动发展模式转型，深化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方面，各国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积极主动调整经济发展策略，“协调好经济增长、民生保障、节能减排，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其中不仅涉及能源结构的调整，还包括产业结构的绿色化、消费模式的可持续化，以及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另一方面，要尊重不同国家的生态承载力和发展阶段，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强化各国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资源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共同承诺和集体行动。
四、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破解经济全球化的困境与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一定程度反映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传统的全球治理架构，特别是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多边机构，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有效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化和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演变，这一体系已暴露出其内在弊病，难以满足新时期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因此，建设经济全球化亟须从充分性、公正性和高效性三方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优化，进而为全球经济的协调发展、公平合作和高效运转提供持续动力和稳定支撑。
1.推动构建更加丰富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涵盖不断出现的新兴治理议题
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聚焦于传统经济领域的跨国协调。然而，面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快速变迁，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涌现的诸多新问题已超出贸易、金融、投资等传统治理领域的范畴。因此，为了应对不断涌现的新议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须拓展与深化。
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扩展至更多新兴议题，并为这些议题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例如，多重危机的显现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尤为脆弱，“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已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再如，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跨国科技公司和数字平台迅猛发展，需要“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打造各方普遍接受、行之有效的规则”。这些规则可以通过现有国际机构的扩展或新型多边平台的建立来实现。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加强跨领域治理能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复杂问题往往是相互交织的。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要求全球气候治理不应局限于环保领域的合作，还应涉及经济政策、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等方面的协同。这需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能够跨越传统的经济、环境、技术等单一领域，形成更具综合性的跨领域、跨议题解决方案。总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充分性”不仅仅是在传统经济领域内的强化与扩展，还应包括提高跨领域、跨议题的治理能力。这种充分性变革将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具适应性，从而为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提供更全面的制度支持。
2.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确保公平反映各国利益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显著的公正性缺失，“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规则设计、决策权分配、资源配置等方面偏向于发达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未能有效纳入全球决策框架。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更加公正，更多更好地反映全球南北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
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在规则制定和决策权分配上实现更加公正的再设计。全球金融体系的决策机制依赖于投票权重，而这些投票权重大多按照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和贡献设定，使得发达国家在规则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因此，要“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开展世界银行股权审议，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调整”,推动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进入关键职位，确保这些国家的利益能够在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中得到更好的表达。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公正性应通过加强全球治理平台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来体现。全球经济治理不应局限于西方主导的传统机构，而应进一步拓展更多元、跨地区的治理机构，打造更多面向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多边合作平台，以包容和吸纳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声音。此外，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应充分考虑全球南北差距以及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推行差异化责任原则。例如，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以缓解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面临的局限和挑战。总之，要实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公正性，必须在决策机制、规则制定和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这一改革不仅仅是对现有不公正现象的纠正，更是实现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3.推动构建更加务实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导致全球治理出现决策缓慢、执行不力等问题。部分国家大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赤字。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进行深刻改革，以提升工作效率、增强应对能力。具体来说，全球经济治理的高效性应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改革加以实现。
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强化集体行动的决策机制。要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坚决反对个别国家企图用“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和颠覆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以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来凝聚共识和增进全球经济治理的集体行动，实现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利用，有力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效能。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当简化决策流程，提升反应速度。现有的治理体系通常依赖繁复的多边谈判和长周期的决策程序，且往往因各国利益诉求差异和复杂的政治博弈而拖延。然而，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往往迅速且复杂。这使得全球治理体系在遭遇危机与突发事件时，难以提供及时有效的应对方案。针对这一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当优化组织结构，加强决策机制的灵活性和实时性，避免在危机发生时陷入烦冗的决策程序。比如，可以设立特定的“应急决策机构”或“危机反应小组”,通过简化程序快速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作出反应。这种机制应该具备较强的灵活性，能够迅速集结必要的资源，并协调各方进行紧急应对。还可以通过设立全球性经济监测平台，实时跟踪全球经济动态，及时预警潜在经济风险，并在危机初期采取“先行应急”的方式，避免危机扩大和升级。
五、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协调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建设离不开国际多元主体的协调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合作才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发达国家要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切实推动经济全球化从愿景转化为现实。
1.打造南北合作新模式
在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南北差距和发展不平衡仍是突出的矛盾之一。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必须转变传统的“南—北”关系模式，推动形成更加平等和包容的南北合作新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有效运作的重要基础。
新型南北合作在制度设计上应强化决策与执行的共同性原则，以真正实现治理过程的主体对等和治理结果的利益均衡。传统南北合作模式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往往倾向于单向输出发展理念和治理标准，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和利益诉求，从而导致了合作效果的局限性。因此，“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中融入“协商式决策”的多边治理理念，通过制度化渠道确保发展中国家有充分的参与和发言权，从而实现双方发展战略的兼容与协同。应推动南北合作实现由“援助导向”向“赋能导向”的战略转变。“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缩小南北差距，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但长期以来，传统的南北援助框架过于注重外部资金或物资援助，忽视了东道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内生动力培养，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援助的持续依赖。因此，新模式下的南北合作，应更着重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其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合作真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自我更新的催化剂与驱动力。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格局，实现全球经济合作的包容性与持续性。
2.构建南南合作新架构
当前，南南合作的内涵与形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构建南南合作的系统性架构，不仅有助于实现南方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也将推动“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方面，新型南南合作架构的构建必须立足于发展阶段差异的战略协调。过去南南合作的模式过于笼统和泛化，没有深入考虑国家间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制度环境的异质性。例如，一些国家可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迫切需求，而其他国家则更关注产业结构升级和高技术领域的合作，导致部分合作成果难以落地或效能偏低。因此，应建立基于国家能力与需求精准评估的“差异化合作机制”,通过实施定制化的战略方案，兼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重构、技术创新与能力培育等多重目标，形成更加精准高效的协作路径，确保各方都能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与合作效果最优化。
另一方面，新型南南合作架构的系统化还要求建立长效化、制度化的资金和治理保障机制。以往的南南合作多以临时性或短期化的项目为主，缺乏稳定的制度和资金支撑，极大地限制了南南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南南合作，需要加强机制建设”,要通过全球南方国家集体努力，搭建区域性或跨区域性的稳定合作平台，并设立相应的合作资金机制，保障长期合作目标的实现。同时，要进一步推进南南合作的制度创新，通过治理规范化和透明化建设，增强南南合作的公信力与执行效率，从而有效提升南南合作架构的可持续性和长远效益。
3.健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共享机制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是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不仅促进了全球资本、技术和产业的优化配置，而且深刻影响着东道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与发展路径。然而，近年来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失衡现象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利润回流较多而东道国利益分享不足，本地化程度偏低导致技术外溢不足，以及跨国投资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负外部性等。这些问题不仅加剧了东道国内部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也削弱了经济全球化的整体认同感与可持续性。因此，为了更好地协调多元主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协调与合作，可从评价标准、参与模式、利润分配三个维度来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和可持续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以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第一，在投资评价体系层面，应形成以“本土经济贡献—技术外溢效果—生态环境影响”为核心的综合性评价标准。这种标准转变了以往单纯关注经济收益或投资规模的狭窄视角，转而强调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社会之间更广泛的互动效应，引导跨国公司将自身利益与东道国发展需求相结合，实现长期共赢。
第二，在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上，应确立东道国本土企业逐步提升全球产业链位势的“链主引导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不再仅限于资本和技术的输出方，而应成为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主动促进本土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领域延伸，最终带动东道国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第三，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应探索建立超额利润向地方发展再投入的共享制度安排，引导跨国公司将一部分经营利润重新投入到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教育培训及生态保护等领域，这种再投资不仅有助于当地经济社会资源积累，也有利于企业持续经营与社会责任融合，实现企业利润增长与东道国长远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1期
编辑：慧慧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