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游击战已成为红军的重要作战形式。党领导红军“奇袭”敌人，在游击战争中发动群众，推进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要求各方力量一致对外反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为此面临着在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如何保持自身独立性这一事关抗战全局和自身发展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党“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这一时期，党摆脱共产国际的制约、国民党“编共而不容共”的图谋和党内的错误思想，提出并开展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赋予游击战术以全局性战略特征，并被提升为党的战略方针。它的提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是党为了建立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装动员群众开展人民战争，以适应民族战争形势全局性变化，在武装斗争上的重大战略转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开展，对以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抗日根据地并发展群众力量，以及将党锻造成为走在时代前列、领航民族解放的大党，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武装斗争的重大理论创新
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的制约和国民党的限制、纠正党内部分人对日作战的错误思想迫在眉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引领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逐渐形成并实施，这是党武装斗争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提出背景
自大革命时期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牵掣、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遏制，以及党内王明等人的错误思想，束缚了我们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只有解决这三个问题，党才能真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并将其应用于军事战争领域，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接受共产国际帮助的同时难免受其制约，双方在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认识和理解层面亦有一些分歧。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提供的引导和支持毋庸置疑，大革命也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取得迅速发展。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差”，党的三次“左”倾错误“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伴随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革命面临新的形势、产生了新的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了解和掌握不够全面、深入，难以对党争取领导权作出具体指导。党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把握自身发展。
大革命时期至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遏制和经济封锁，阻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共产党的正常发展。局部抗战以来，两党关系在剑拔弩张和谈判交涉间翻覆。1936年1月，邓文仪在与王明谈话时提到，蒋介石称南京政府“可以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1937年2月至7月，国民党每月向红军拨款约30万元。尽管如此，两党的一致抗日之路却仍然艰涩异常。这主要归因于国民党谋划“根绝赤祸”，还以非正式军费发放为杠杆对共产党施加间接控制，规定后者“不能再另要求”，以致损害抗战力量、贻误反侵略战机。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应向共产党发放的抗战军饷屡遭克扣，极大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在国民党的束缚下举步维艰，以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打开新局面刻不容缓。
王明等人照搬共产国际指示，以苏联经验嫁接中国革命，在领导权等关键问题上对国民党妥协，妨害了中国革命的推进和党的自身发展。一方面，王明等人“到共产国际搞的还是四中全会那一套”，持有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需依仗国民党的片面认识。另一方面，王明等人对党的独立自主和统一战线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不清，将团结抗战力量的希望寄托于“放弃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并将苏区改为中华民国的边区”等措施，同时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要求“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把党和人民军队的思想和行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等人的错误思想误导了党内部分同志，不利于党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
（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思想基础
为摆脱共产国际的制约、国民党“编共而不容共”的图谋和党内的错误思想，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思想引领，坚持独立自主，在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领导地位的过程中，以其对时局的科学分析、对独立自主的正确认识为思想指针，逐步形成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认同和思想共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和丰富，为党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际调整和创新战略战术以扭转抗战形势奠定了思想基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后将其具体阐释为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相应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得以开拓。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在战争领域具象化为“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即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一般性，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的特殊性有机结合，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现实把握，科学制定和灵活调整作战计划，实现战略战术行之有方与行之有效的辩证统一。这进一步巩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禀赋，为其逐渐摆脱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国民党的限制提供了内驱力量。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思想基础，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根本上还是以早期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救亡图存、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使命为内驱。建党初期，共产国际援助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伴随中国共产党的日益成熟，党在逐步摆脱共产国际制约、特别是反抗国民党压制的过程中，独立自主的思想禀赋被充分激发。毛泽东在回顾遵义会议之前的党史时说：“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而要“自己想问题”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鲜明特质，与党的领导人高瞻远瞩、倡导走自己的路的强大引领，二者同频共振，开创出一条独立自主解决党内和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道路。
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为党时刻保持政治清醒、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提供思想理论指引。毛泽东认为，“游击队劣势的武器”决定了我们不能采取一般的战斗方法，“分散做群众工作”是打击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办法。同时，毛泽东在肯定蒋介石“守土抗战”的正确性，“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的同时，也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的资产阶级底色、投降主义倾向和专制独裁本质，侧面说明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必要性。国民党“对游击队仍‘围剿’”的硬性镇压、以军费限制等经济手段削弱共产党独立性的隐性控制，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互为表里，体现了国民党“编共而不容共”的企图。毛泽东上述一分为二的分析，明确了党必须放弃同国民党达成深度合作、对日军和平苟安的幻想，在统一战线中形成并夯实自己力量的思想指针。
（三）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理论创新
党对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对游击战重要地位认识的深化，推动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也昭示着党聚焦中国革命发展方向和领导权问题、推动武装斗争战略战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日益强化。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阶段性思想成果。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学习和吸收，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具体化为可应用于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概括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游击战术原则，后又将其扩充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并配合“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其他游击战术，成为党拓展革命根据地范围和放手发动群众的战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将暴力革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基本形式观点的创造性发展，迈出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关键一步。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蕴含着党对“时”与“势”的双重把握，体现了党对中国革命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化。独立自主与游击战争融为一体，深化了我们党对两党关系及其对中国革命进程影响的认知，巩固了党内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思想认同。在民族矛盾面前，党认识到国共两党关系是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又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党逐渐认识到，只有强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赓续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游击队与红军密切配合击溃敌人的优良传统，才能形成全国军事总动员。由此看来，党在突破独立自主领导军队的限制，进而发挥军事智慧的过程中，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道路认识的理论性和科学性不断凸显。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是对抗日战争战略战术问题的科学回答，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武装斗争内容与形式的理论创新成果。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场具有长期性、残酷性和正义性的战争，应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的提出，集中体现了党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索。战争的长期性与坚持持久的武装斗争互为因果，战争的残酷性又决定了“以堡垒对堡垒”的武装斗争困难重重，开展“以空间换时间”的游击战争则适应了上述战争形势。同时，对于如何发展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游击战争提供力量保障，党又经历了一个由“两个党无疑是这个伟大统一战线的领导成分”到在统一战线下我们党“是相对的独立自主”的思想转变过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积累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到全国抗战时期逐渐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党克敌制胜“三个主要的法宝”的经验总结，党对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之必要性、重要性及其具体内容形式的认识渐成体系。
二、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武装斗争的重大战略转变
抗日战争具有长期性与残酷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游击战争为何、如何开展的问题，“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的要求应运而生。独立自主原则与游击战术的结合，升华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实现了党领导的游击战由战术向战略的提升，为党推动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进而从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提供了战略指导。
（一）统一战线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决策
战略体系各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由战术上升为战略，作为中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于发动、团结和组织所有革命力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提升其领导能力，均有重要战略意义。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民族革命战争战略体系中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革命战争“积极防御”总的战略方针。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战略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全局”在宏观上可指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微观上也可指“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因此，战略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高度统一的体系。战略体系内部应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层级较低、更为聚焦的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层级较高、囊括全局的战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中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独立游击区和独立作战方面发挥作用，进而以小规模、局部化和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胜利积累并过渡为全国性的胜利，配合“积极防御”总的战略方针的完成。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于建立“同心同德一戎衣”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战略动员意义。在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中共中央就已通过“教育与领导群众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发动他们加入红军”来壮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应对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力量。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之所以能够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全国全民族一切抗日力量，得益于其独立自主的指导原则和分散灵活的作战形式。独立自主原则应用于军事作战领域，突破了国民党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限制，发展了武装力量和扩大了根据地，进而“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同时，分散的作战形式相较于集中的运动战而言，也更具备动员群众全面抗战的时空条件。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在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提供战略支撑。抗日战争存在着两个战场和两条抗战路线。在组织领导层面，国民党主要组织了正面战场。在日军推进线外，中国共产党建立了19个集中成片的大块解放区，形成了与国民党辖区同期并存的局面。相较于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失误的战略战术、消极的抗战态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最能代表和凸显抗日战争的民族性质，由中国共产党肩负抗战政治领导责任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有力维护了对于夺取抗战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为党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其组织领导、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建立了战略支点。
（二）武装斗争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曾援引斯大林的论述，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提出和开展，不仅是对作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武装斗争重要性的再次确证，更是将党领导军队作战的“小战场”转变为人民战争的“大舞台”，充实了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帮助抗日力量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进一步强调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必要性。武装斗争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其开展不能毫无章法、群龙无首，因此党要争取“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民族的兵权”，绝对领导武装斗争各环节各战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因何建立、为何而兴，其奥义均在于党要掌握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武装斗争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党必须结合敌后战场具体实际，科学制定并运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党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中，也提升了牢牢把握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权的意识、能力和水平，深化了对武装斗争重要地位的思想认识。
作为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为内核的人民战争，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丰富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形式。广义的武装斗争，不仅包含为达成政治、经济目标而集合并采用武装力量进行的战争，也涵盖除战争形式外的武装冲突。中国革命道路之唯一性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势，决定了党要最大限度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把战地附近的居民组织在他自己的周围，一道儿去抗击敌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当时发挥军队优势、调动人民力量的最佳选择。全国抗战时期伊始，毛泽东即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战争理论为基础，在分析打好持久战进而夺取完全胜利的相关问题后，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作结，强调人民战争是抗日战争这一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党领导下的军队与民众在游击战争中密切有序配合是赢得这一战争最终胜利的必经之路。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完成了对游击战术的双重超越，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独立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宝库。运动战和游击战作为应用场景不同的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展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差异。直至1935年12月，党中央在围绕军事战略问题作出的决议中仍明确指出“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全国抗战时期，毛泽东阐释了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以实现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过渡。从运动战到游击战，是党在武装斗争战术领域的“第一重超越”。“独立自主”的引入则实现了由传统游击战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价值提升。毛泽东在阐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四项基本原则时，有三项都在突出“自由”“自主”，而最末项的“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实际上也是为党、军队和人民争取更多独立自主的施展空间。从游击战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党将具体战术提炼和创新为战略，实现了“第二重超越”。
（三）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因应了战争形势和战略需要
政党战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对国内外时局的认知和把握程度。只有“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才能赢得战略主动。敌后战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把握和利用，构成了制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现实基础。
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的自然条件，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自然基础和客观前提。指导战争的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具体到山地地形，“对相对抵抗来说，山地最为适宜”，且敢于抵抗的小股部队“在山地要比大部队有优越性”。这正与抗日战争战略防御的总方针、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设计相吻合。抗日根据地四周多山地，因地制宜利用上述地形，“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能够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军倦怠时对其适时消耗、在敌人活跃时保存自身实力，以及在紧要关头实行战略撤退营造了客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关系，是制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现实基础。敌我关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中国在物力、军力和财力方面相对落后，但尚且拥有可供广泛发动的人力——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日本虽有新式军队、精良装备等条件，却“战线延长，后方空虚”“不十分熟习山地战，侧后警戒一般”，且历来背负着挑起非正义战争的谴责和压力。同时，己方与友军的关系也是影响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国民党作为友军，虽握有先进武器，但其战略眼光短视、抗日态度消极。上述情况共同决定了，党领导人民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必须着眼长线，尽量避免正面激烈冲突，发挥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优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战争特点的科学研判，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直接因素。《论持久战》指出，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4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特点，决定了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不得将取胜的希望寄托于在正面战场激烈却艰难抵抗的国民党身上，而必须通过开展独立且灵活的山地游击战取长补短。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则决定了抗日战争的最后完全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因此，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持久战的重要环节，既要有坚持到底的恒心和耐心，也要有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党基于辩证思维作出的上述科学预判，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成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理论依据和实践遵循。
三、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战略唯有应用于战场、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在“兵无常势”中灵活调整、与时俱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在实战中内涵更为聚焦、原则愈加明确，应用范围拓展至以平原为代表的其他地区，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壮大党的自身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具体运用与展开
洛川会议明确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红军的战略方针。但如何结合战争实际变化，让这一战略“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还需要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前提下拓展深化。
党全面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推动敌后游击战争上升为主要抗日作战方式。洛川会议后，毛泽东继续坚持山地游击战方针，指出集中作战和群众工作不能并重的客观事实，肯定彭德怀对山地游击战方针的贯彻。随后，毛泽东作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民运、统一战线等一切工作，皆“应环绕于游击战争”的总体部署，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在华北战场得以广泛应用。太原沦陷后，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重要性，“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事实胜于雄辩，在华北地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不仅是人民军队肩负的历史任务，更有利于以阶段性、局部性胜利打开抗日战争新局面。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在作战实践中以突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为核心。如果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共产党员就难以肩负起“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的责任使命。1937年9月，毛泽东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系统阐释，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涉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其一是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其二是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其三是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这就将党和红军锚定战术效用、战争胜负的思维提升至争取并保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高度。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党逐步恢复了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机关，将“旅应设政治处，负责全旅政治工作之领导”与“临时派遣营党代表”相结合，以适应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目标任务和作战方式，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实战过程中实现了灵活运用和丰富发展。毛泽东将“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作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第四项原则。“依傍山地”道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运用场景和独特优势，即依托山地的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等待攻守易势，并以山地根据地为人民军队拓展作战空间和提供隐蔽场所。“不打硬仗”不是逃跑主义，而是“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以保存自身实力。随后，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又提出了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涵盖战术、战备、指挥等方面。特别是对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辩证统一的强调，对战争的“进”与相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稳”的强调，推动了战略战术创新层面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以此为指导，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地区独立自主地开展灵活且有效的山地游击战，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和山东抗日根据地也得以不断发展，在有力配合正面战场进攻、持久消耗日军的同时保存了党的自身实力。
（二）从山地游击战到平原游击战的过渡和转变
战略相持阶段初期，党主要在山西及周边地区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伴随战况变化，基于日军兵力部署短暂出现缺口的新形势，以及游击战争始终围绕人民推进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走自己的路，迈出了规划和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步伐。
平原游击战的提出和部署，是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的补充和拓展。局部抗战时期，游击战争还“不能突破山泽湖沼森林等地区以外广泛的活动”。洛川会议提出的“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显示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可能性，同时强调“但着重于山地”，表明是时还不是铺开平原游击战的最佳时机。1938年4月，毛泽东等进一步明确，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以军事上的独立自主与物质上的自力更生互哺。平原游击战将传统游击战的范围从狭小山地拓展至广袤平原，同时保留以游击队为主力、以灵活打击和扰袭进攻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传统游击战之特点，这是游击战作为战术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的创造性应用。同时，党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战略依托，秉持历史主动精神，带领军队从大山深处走向情况更为错综复杂的开阔地带，也标志着党此时的全局视野和战略思维已达到崭新的高度。
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是党在积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经验基础上，探索平原游击战全新可能性的直接因素。只有在战争形势变化“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才能抢占战略先机。1938年初，日军试图以津浦铁路为轴贯通华北和华中战场，对作为战略要塞的徐州作南北对进式的进攻，遂派华北日军主力南下增援，山东、河北等地广阔平原的驻扎日军数量有所减少，恰好将华北平原豁开了一个口子。随后，受地缘和粮草限制，加上中国军队破坏交通线的打击，日军南下之计“进击之困难，实非言语所可形容”。基于先前山地游击战的经验，加之党中央已经对山地游击战向平原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有了一定认识，八路军向平原地区进行游击作战的主客观条件均较为齐备，这就“使冀晋两省的广大地区，均成为作战军队大踏步前进、长距离后退的机动区”的趋势不可阻挡。
始终紧紧依靠人民，是党推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向平原游击战发展的根源所在。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而平原游击战能够“保持大部份的人力物力，不为敌人所利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平原游击战较山地游击战意义更为重大。在认识、实践平原游击战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平原根据地才能有所发展，广大民众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才能实现在极端困苦条件下依然“保证群众最低限度的生活要求”。同时，游击战争作为人民战争的最好组织形式和最高表现形式，其推进也离不开群众的帮助。人民群众不仅“帮助部队筹措给养”，更凭借其熟悉地形、民情的优势，在侦查、救护、运输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与革命力量的壮大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上升为党的战略，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党也在这一过程中将自身发展与民族革命熔铸为一体，提高了思想觉悟、练就了过硬本领。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沉重打击。在1937年9月的平型关伏击战中，八路军依托山西省大同市与忻州市分界地带的险峻地形作战，消灭敌人1000多人，创造了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胜利。在次年3月神头岭伏击战中，我军又击毙敌人800余人。日军称，“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而“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剿灭极为困难”。八路军等的游击行动，放大了日军占领地区与自身兵力之间的不匹配性，使日军“不能守备全部地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河北开展的游击战，给日军“扶植、建立新中央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以局部胜利为基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华北地区更为广泛且深入地开展，推动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逐步过渡为主战场，“这许多零碎的小胜利”可以累积成“一个重要的大胜利”。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及其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高度肯定了党独立自主开展的游击战对于夺取抗战最终胜利的关键作用。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开展，发展壮大了一批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在敌后战场领导建立的根据地发挥着战略基地和战斗堡垒作用，“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以此为依托。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得益于根据地的稳固，前者取得的局部性、阶段性胜利也成为后者发展的条件。自1937年8月始，红军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对西进和南进的日军开展侧面袭击，根据地各处民众自发组成的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也活动频繁，有力地巩固了深处敌人之围的晋察冀根据地。随后，以在吕梁山区开展的山地游击战为契机，党相继开辟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四角合围”太原城，击碎了日军速取山西、速亡中国的设想。作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的陕甘宁边区，也为抗日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在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过程中，党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军队领导权问题的认识更加成熟，坚强的领导核心、成熟的领导集体、更加先进的党员队伍逐步形成。以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纽带，党内涌现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有战略眼光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创造性地将独立自主原则与山地游击战战术相结合发展为战略，进而指导敌后战场乃至抗战全局，其在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地位事实上得以确立并不断巩固。党也在这一过程中锻造了一支团结一致、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灵活机动的队伍。这支队伍，以党领导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始终维护纪律的刚性和严肃性、具有坚韧意志力和卓绝战斗力、在分散游击作战时始终“形散而神不散”的人民军队为核心，以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为共同奋斗目标，展现出正确把握时局的定力和能力以及不可战胜的精神和力量，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为可靠的主心骨。
四、从大党史观角度考察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历史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大党史观是大历史观在党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从初创走向成熟在军事战略层面的具体体现，从大党史观角度对其历史地位进行考察必要且重要。
（一）从客观之维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应际而生的历史必然
人类社会发展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回观党史亦如是。把脉形势变化、明确历史方位，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从大党史观的客观之维来考察，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明确历史方位、谋定中国革命战略战术的具体呈现。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的提出，蕴含着党对抗战中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即客观现实，既标定时代坐标又内蕴发展趋势。“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及时标定历史方位的历史。”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正是党基于自身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方位提出的。党在初创时就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这奠定了党历史方位的总基调。全民族抗战初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处于相对弱势的战争地位，但这并非一成不变，且“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正是党避免与敌人产生正面冲突、等待机会争取主动的战略谋划。
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实事求是、谋定而后动的体现。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制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的哲学基础。随着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等作战形式的广泛灵活运用，党对游击队“在军事上不能解决战略任务而是起一种辅助的作用”的认识更加清晰。但是党也并未因此轻视游击战、弱化对游击战的独立自主的领导。游击战的非正规性在于兵力规模和指挥形式，而不是实施效果，实际上日军也“特别害怕游击队做瓦解日本满蒙军队的运动”。由此来看，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正是党实事求是、综合分析的结果。
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探索，包含着军事上党实事求是、扬长避短、克敌制胜的现实逻辑。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在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过程中涌现出来，这意味着党必须向多平原的战争核心地带进军。因此，毛泽东提出，“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而是要取长补短地“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进一步发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可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蕴含着党始终坚持从正反两方面全面客观分析问题的方法论。
（二）从辩证之维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立统一的内在逻辑
历史发展是各矛盾相互作用的过程。从大党史观的辩证之维考察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超越其军事战术性质，而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把握其内蕴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辩证法规律的必由之径。
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体现了历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重点探究党史上的关键事件，不是割裂党史脉络，而是在把握历史链条重要节点基础上，对其作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考察。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提出，上承党面临的军队尽力作阵地战却牺牲较大的问题，下继如何打好游击战并向运动战发展的趋势，串联起抗日战争史与党的战略战术的演变过程。从抗战全过程来看，游击战是穿插于运动战和阵地战中的非连续性事件，在非常时刻发挥作用，推动着中国赢得抗战胜利的历史线性发展，体现了党的战略战术发展史层面的渐进式积累和突破性变革。
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体现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之历史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并非无序地走向对立面，而是历史主体把握历史机遇发挥主动精神的结果。全国抗战初期的敌强我弱之势，在中国地大物博的支撑、抗战策略的正确、人民军队游击战争的成功推进等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向其对立面转化，最终导向中国夺取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从战略战术概括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将抗日游击战争的首要基本原则，表述为“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其中的“中”字，便是对矛盾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和相互转化趋势的深刻反映。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含着党对中国革命战略战术的暂时性理解和发展性认识。唯物辩证法对事物存在与灭亡进行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考察，认为特定时空条件下事物的既定形式具有暂时性。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体现着党对战略战术的暂时性理解，即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各阶段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游击战的战略覆盖面在日益扩大，在形式上却逐渐过渡为运动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包含着党对战略战术的发展性认识，即抗战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促使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特别是党将根据地作为游击战“战略基地”的认识日益深化、行动更加自觉。
（三）从主体之维看党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历史主动
党史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平衡客观史实和主体叙事。基于大党史观聚焦党的主体叙事的性质考察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可见党性与人民性、党史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党作为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的历史主动精神。
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坚持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的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党的立场原则，也是贯通唯物史观和大党史观的桥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是领导指挥上独立自主与推进过程中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结合。同时，大党史观以线立骨地呈现建党以来乃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原貌，这实际上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在党史研究领域的展示。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以为了群众、发动群众为精髓，是党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利益的具象呈现，而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恰恰是支撑大党史观进行主体叙事却不失客观的逻辑主干。
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的彰显。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内生动力在于党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觉，并以此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了由正规军和运动战向游击军和游击战的转变，不像国民党在该转变上“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方有“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进而“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战略因素，也是党胸怀民族复兴使命的有力证明。
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体现了百余年党史作为社会革命史和自我革命史的双重逻辑。百余年党史不仅是党的“不懈奋斗史”，更是一部党提高思想觉悟、锤炼能力本领的“自身建设史”。党史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演变，更呈现了党为了更好地领导民族革命，不断建设和发展自身的历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体现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在实践中推动党不断深化了对独立自主的认识，并将其贯彻到了除领导权问题和军事领域之外的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各领域，以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成了“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的政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4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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